我到南京战场去的时候，打算尽可能地不见将校和军事首脑。我抱着这样一个方针出发了。到达后按照预想的那样，和下士官及士兵同吃同住，用心地听他们的聊天和侃山，从而了解了他们平常的情况。将校们对外界净说谎，冠冕堂皇，文过饰非。为了了解战场上的真实，我才深入到士兵当中。（《石川达三选集》第5卷，八云书店1948年版）
可见，忠实地描写“战争的真实的情况”，反映“战场上的真实”，是石川达三的最初的创作动机。由于见闻和材料的充实，石川达三从南京回国后，仅用了1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约合中文八万多字的《活着的士兵》。
《活着的士兵》把进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高岛师团西泽连队仓田小队的几个士兵作为描写的中心。写了他们在南下进攻南京的途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令人发指的野蛮罪行：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平尾一等兵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儿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休息，便一窝蜂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孩子捅死；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强行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做饭用的一块白糖，就当场一刀把他刺死；那个本来是来战场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士兵。他们以中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很强”为由，对战区所见到的老百姓“格杀勿论”，有时对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无视基本的人道准则，有组织地成批屠杀俘虏，有时一人竟一口气杀死十三个；他们认为“大陆上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而且可以随便拿。……可以像摘野果那样随心所欲地去攫取”，随时随地强行“征用”中国老百姓的牛马家畜粮食工具等一切物资；他们每离开一处，就放火烧掉住过的民房，“认为仿佛只有把市街烧光，才能充分证明他们曾经占领过这个地方”；他们在占领上海后，强迫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成群结队到“慰安所”发泄兽欲；他们视中国人为牛马，有的士兵“即使只买一个罐头，也要抓一个过路的中国人替他拿着，等回到驻地时，还打中国人一个耳光，大喝一声‘滚吧’！”……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活着的士兵》：日军兽行的真实描写（2）
在这里，石川达三显然没有像其他“笔部队”作家那样把所谓“战争文学”作为军国主义宣传的手段，而是抛开了军部对“笔部队”作家规定的写作戒律，集中表现“战场上的真实”。当时，这种真实完全被军国主义的宣传所掩盖。正如石川达三自己在战后所说：当时，“内地（指日本国内——引者注）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在法庭对《活着的士兵》的调查中，石川达三陈述了他的写作动机。他指出：“国民把出征的士兵视为神，认为我军占领区一下子就被建设成了乐土，并认为支那民众也积极协助我们。但战争绝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我想，为此而应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真正使国民认识这个非常时期，对于时局采取切实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中，着力表现战场上为宣传媒体所歪曲所掩盖了的方面。尽管他在作品最后的“附记”中申明：“本稿不是真实的实战记录，而是作者进行相当的自由创作的尝试，故部队与官兵姓名等，多为虚构。”但是，事实上，这篇“虚构”的“自由创作”的小说的价值恰恰在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上。小说对日本士兵形象的描写，对战场情况的表现，是侵华文学中那些数不清的标榜“报告文学”、“战记文学”的所谓“写实”的、“非虚构”的文字所不能比拟的。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栋田博之流的“报告文学”、“战记”，都声称表现了自己“真实”的战争体验。但是，他们要么美化侵华日军，要么丑化中国军民，要么歪曲报道中国占领区的情况，为了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而向他们传达了片面的错误的战场信息，其局部和细节的写实，掩盖了整体的本质的真实。比较地看，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是日本“战争文学”中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
《活着的士兵》不仅把日军在侵华战场上的残暴野蛮的行径真实地揭示出来，而且进一步表现了侵略战争中的更深层次的真实，那就是侵华士兵的人性的畸变。他不满足于战争状况的表层的记录，而是通过描写战场的“人”，揭示战争的真实本质，把“人性”与“非人性”的纠葛，作为整个作品的立足点。着意表现随着战争的深入，在侵华战场上，日本士兵如何由正常的人，一步步地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可怕的魔鬼，变成了杀人机器。《活着的士兵》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普通的基层官兵。除笠原下士（伍长）是农民出身外，其他几个都是知识分子：在来中国战场之前，近藤一等兵是个救死扶伤的医学士，仓田少尉（排长）是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师，平尾一等兵是一家报社的校对员，也是一个罗曼蒂克式的知识青年，片山玄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僧人。然而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侵华战场上，却一个个都成了残暴的野兽。一开始就残暴无比的是笠原下士，“对于笠原下士来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人都渐渐地羡慕起笠原那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来。在经历了多次杀人之后，他们都在极力摆脱内心世界中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仓田少尉“已觉悟到杀人必须心肠冷酷，毫不手软。他开始磨炼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参加无论多么残酷的屠杀”；近藤一等兵对战争罪恶日益麻木，以至完全丧失了良知，“就像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小流氓一样，不仅不以这种堕落为耻，反以这种堕落为荣，他沾沾自喜地向人夸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从支那兵的尸体上踩过去啦’， ‘我也会放火烧房子喽。’”每当他感到烦闷无聊的时候，就涌起杀人的冲动；片山随军僧本来是做佛事的和尚，但他在战场上杀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愉快”。……石川达三就是这样，把笔触深入到侵华士兵的内心世界中，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作为剖析的对象，真实地描写出了他们丧失人性良知的过程。
这就是《活着的士兵》所揭示的侵华战场上的赤裸裸的真实。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闯下“笔祸”与“戴罪立功”（1）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忌讳、最害怕的，正是这种赤裸裸的真实。
任何邪恶的东西，它要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都需要掩饰和美化自己，都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不例外。军国主义者极力把侵华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现在忽然有《活着的士兵》这样的作品出世，戳穿了“圣战”的谎言，这就令军部当局恼羞成怒。于是，石川达三闯下了“笔祸”。
《活着的士兵》在《中央公论》杂志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立即遭到了禁止发行的行政处分，接着，又以违反报纸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石川达三被警视厅逮捕，并接受了调查。下面是负责调查的警察和石川达三的一段对话：
警察：你在从军的时候，都看到了些什么？
石川：看到了很多，都写着呢。
警察：你写的，都是你看到的东西吗？
石川： 因为是写小说，所以有时候把在南京看到的东西，搬到了上海，把在上海看到的事情，搬到了南京。
警察：可是，全都不是事实！那不是牵强附会，造谣惑众吗？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经过如此之类的调查，8月4日，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被起诉。并被判有罪。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的“笔祸事件”。军部当局制造的这起事件，意味深长。它不是一般的对犯罪的惩罚，而是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向作家们传达了一个强硬的信息：只能为侵略战争作正面宣传，不能随意描写真实，从而使文坛彻底地服从“战时体制”，服从对外侵略的“国策”。从此以后，《活着的士兵》这样的反映战场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文坛上基本绝迹了。所有的“战争文学”都成了宣扬军国主义的“国策文学”。
石川达三被判有罪，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中央公论》刊登了石川达三的照片及特别启事，称“石川达三氏将作为本刊特派员参加汉口攻克战”，还发表了他的题为《再度从军之际》的文章。文章表达了自己被准许再次从军的“感激”之情：
汉口也许快要攻陷了。百万大军的会战，近代东洋史的一切含义，尽在其中。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战。在这样的时候， 自己获得再次从军的机会，真是令我不胜感激。我觉得自己确实到了男子汉干大事业的关头。
在中国采访一个多月后，石川达三回到日本。不久就在1939年1月号上发表了长篇作品《武汉作战》，副标题为“作为一部战史”。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的“附记”中写道：
……目的只是希望内地的人们了解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笔者尽可能写出一部真实的战记。（中略）上次因研究了战场上的具体的个人而惹下了笔祸。这次尽可能避开个人的描写，而表现整体的活动。……
可见，石川达三是非常小心地避免再惹“笔祸”。所以，《武汉作战》和《活着的士兵》大为不同，它不再以几个主要人物为“研究”和描写的焦点，而是流水账式地记录了武汉作战的整个过程。全书分为“武汉作战之前”、“作战基地安庆”、“马当镇”、“远望庐山”、“进军武穴”、“九江扫荡战”、“星子附近的激战”、“总攻击”、“田家镇大火”、“民族的飞跃”等31章构成。全书的一开头就为日本侵华做了荒谬的辩解——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闯下“笔祸”与“戴罪立功”（2）
为了使蒋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 日本政府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工作，花了很多的钱。但结果却徒劳无益。支那在一天天地做着抗日的准备。民众更加团结。战争到了非打不可的状态。（下略）
图29向武汉市区进攻的日军汽车部队
这场战争只靠占领北京和上海是不能解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