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强大。
作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者小路实笃显然坚信日本必定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为此，他在《未来东京之梦》一章中还设想了胜利后的美妙情景。他写道：“东京是日本帝国的首都。这个帝都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亚洲第一文化中心地。”“东京是亚洲的军备的中心，学术文化的中心。东亚人如果不来一次东京，那就不能开口说话。”“在大东亚战争完成的同时，天皇陛下居住的帝都，必然成为亚细亚全体精神的中心。所以东京一定是亚洲第一的完全的城市。”
然而，事实证明，武者小路实笃盼望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罢了。
以上，我们分述了明治维新后到战败前的约半个世纪中，日本文坛有代表性的五个人物的军国主义思想主张，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日本文坛上的这些人的言论在日本军国主义及侵华“国策”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从“文明论”、“文化研究”的角度，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制造了理论根据；第二，站在“民间”和“在野”的立场上，和天皇制政府的侵华“国策”上下呼应，一唱一和，强化了“官民一致”、“一亿同心”的军国主义体制；第三，利用文学家的影响，将军国主义思想加以阐发，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普及中起了重要作用。弄清日本文坛与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这些密切联系，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更全面地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某些重要特征。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中，两国的文化和文学的直接交流也不多。明治维新后，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国策”，一步步地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许多文学家也关注中国的情况。但是，这种关注和古代文学家不同。在古代，日本文学家大都对中国充满着景仰之情。但是，进入近代以后，日本文学家对中国由景仰变成了轻蔑。在有关以中国为题材、为背景的作品中，他们虽然仍保持着对中国古典传统的美好憧憬，但对现实的中国却充满着鄙视。例如，日本近代文学的泰斗夏目漱石在1909年，曾应“满铁”（即“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总裁的邀请到中国东北和朝鲜旅行，并以那次旅行的见闻为题材，写了长篇游记《满韩处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在这部作品中，夏目漱石处处以一个先进国家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甚至偏见看待和评论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例如他看到中国马夫用鞭子抽马，看到人们对街头一个受伤的可怜的老头儿不予理会，就得出了“残酷的支那人”的结论；在奉天（今沈阳）喝茶喝出咸味来就相信是沈阳人的粪便渗透到地下所造成，便得出了“肮脏的支那人”的结论；看到住处窗户后面埋着一口接废澡水的大缸，也觉得可怕，等等。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１９２１年曾在中国游历数月，并写了以此为题材的数种游记。他在《支那游记》的“上海城内”一节中，这样写道：
……从那巷子转弯，就是久闻其名的湖心亭。听起来是个好地方，实际上只是个破烂颓败的茶馆。亭外的池中，漂浮着绿色的污垢，几乎看不见水的颜色。池子的周围用石头垒着奇怪的栏杆。我们刚走近这里，就见一个穿着浅葱色布衣，拖着长辫子的高大的中国人，正在悠然地往水池中撒尿，（中略）近处竖立着的中国风格的亭子，泛着病态的绿色的水池，以及哗哗地朝这水池倾泻的小便，——这不只是一幅可爱的忧郁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面前这个老大帝国的可怕的象征。
（中略）
……《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在这人群当中，这号人物似乎不少。但是，什么杜甫，什么岳飞，什么王阳明，什么诸葛亮，却似乎一个都找不出来。换句话说，现在的所谓中国，已不是从前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在猥亵、残忍、贪婪的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国了。
诚然，这样的议论和描写多少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但是，日本人诸如此类的对中国野蛮落后的描绘，本身却常常暗含着日本人的一种优越感，一种傲慢与偏见，甚至是一种“弱肉可食”的潜台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台词”变成了“前台词”。从2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鼓吹对华侵略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在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加以扭曲描写的同时，某种程度地显露出了对华侵略的信号。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1）
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武装侵略和挑衅活动。其中，1928年的“济南惨案”就是一起重大的侵华事件。
以济南惨案为题材的作品，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道》。
在中国的北伐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保证自己在中国北方、特别是在山东的既得利益，极力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1928年初，蒋介石率军北伐，日本则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并与北伐军在济南遭遇。日军蓄图4黑岛传治像意挑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在惨案中，日军占领了济南，屠杀中国军民6123名，杀伤1 700名，造成财产损失2 957万元。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道》从惨案发生前写起，以日本在济南开办的一家火柴公司为中心，描写了日本在济南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残酷剥削。在“排斥日货”的运动中，这家火柴厂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在日货上贴上中国产品的商标，充当中国的“国货”，千方百计在中国倾销产品。他们视中国的苦力为牛马，给他们吃的是黑窝头、高粱渣，却逼他们一天干十五个小时的活。他们的理论是，“支那人都是恶劣的人种。千万不要夸奖他们”；“他们不知廉耻。我们无论怎样善待他们，他们也不知足。给他十块钱，他们发牢骚，给他一块钱，也一样是发牢骚。……所以，要是给他们很大的恩惠就太愚蠢透顶了。”而且他们还振振有词地宣称：“我们来到支那，的确是雇佣苦力干活了。但是，难道不是我们给了那些家伙一份工作吗？没有我们在这里开办的工厂，他们到哪里去赚钱呢？”他们不仅要中国工人给他们卖命干活，还要求中国人都俯首帖耳地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认为，“在朝鲜，在满洲，支那人都对我们敬而畏之，战战兢兢”，而“这里（指山东——引者注）的支那人还敢摆谱，就是因为这里没有日本的军队。”
而向山东进军，早就是日本蓄意已久的事情了——
〔济南〕对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山崎（小说中的日本记者——引者注）是很清楚的。
“济南，实在是天下之要冲。陆为南北中间，海上遏制渤海南半。站在济南一动，则可影响天津北京之形势。若把滦河上游的北京看做脊背，济南则可看做腹部。而且，在去青岛的沿线，坊子、博山、淄川、章丘等地，埋藏着约十八亿吨的煤炭。在往西二百数十里的地方，就有山西的大煤田，那里蕴藏着相当于全亚洲煤炭储量八成的六千八百亿吨煤，还有无尽的铁矿。 日本今后要在资源需求上独立，就不能无视山东煤炭的价值，而且也不能无视山东煤炭的世界的价值。”（《日本和山东的特殊关系》，第19页）
山崎当然知道这些。
“为了在满蒙的特殊利益， 日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进行开拓。应该始终维护这一利益。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放弃山东，在满蒙的特殊利益也必须保证。满蒙是先，山东是后。有人认为，为了满蒙我们以国力相赌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山东，某种程度的忍耐也是不得已的。当然，满蒙的天地广阔，利害关系重大，对全局的得失关系甚大。但是，从广东兴起的支那的民族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悄然兴起，如今眼看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支那中部。北部及满洲，也处于魔手可及的状态。山东作为满蒙的屏障，有着重大的价值。有了山东，满蒙才有安全。况且山东在地理位置优越方面，在军需的价值方面，在作为黄河流域无限财富的后方地带方面，使得它在我国的国防上、国民生活上，都永远不能脱离我国的势力范围。像美国的资本家，早已看到黄河泛滥区适合棉花的种植，已派人进行调查研究。如果那里能够生产棉花，那么，就可以结束日本从美国进口棉花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如果丧失了山东的主人公的地位，那么，将来，日本在钢铁、煤炭方面的独立性就要丧失掉。不仅如此，日本如果从支那北部退却，在保守退缩的政策之下，如何可以避免日本国的沦落和衰退？支那大陆虽广，但我国在经济上绝对支配的地域，除了满蒙，就只有山东了。日本在过去十余年间，投入了巨额的资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开发山东的资源，现在国人的投资已达一亿五千万元。确保我们的同胞辛苦开拓的经济基础，并加以发展，是理所应当的。”（同上书31页）
也许没有比黑岛传治在小说中引用的这段资料更能说明日本对山东的野心及制造“济南惨案”的原因的了。所谓“保护日本侨民”云云，不过就是保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罢了。
于是日本军队来了。他们在济南大逞淫威，烧杀抢掠。济南的街道就成了“武装的街道”。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2）
黑岛传治作为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对济南惨案的看法及其描写是不同于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文人的。尽管鉴于当时日本国内的形势，他对日军在济南惨案中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洗劫中国的商店，滥杀平民，甚至违反国际法准则，惨杀前去交涉的中国外交官等等，——都未能加以表现。但是，他能够尖锐地指出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真正原因在于维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他还写到了日本士兵的反战行为，并且正面描写了对中国工人抱有同情心的日本职员。大体上说，《武装的街道》对济南惨案的描写是公正的，立场是“反战”的。例如，作者指出了济南惨案发生时日本宣传媒介向日本国民所做的歪曲报道：
那一天，被杀害的日本人，连同两天后在土中发现的九人，一共十四人。
但内地（指日本——引者注）的资产阶级的报纸却报道为二百八十名。报纸上写道：〔日本〕妇女被强奸后遭杀害，赤裸着身子，惨不忍睹；姑娘的阴部被插上了木棍，胳膊被木棍打断，眼睛被剜出。
在特派员的面前，〔日本人的〕头盖骨被敲开，脑浆迸裂，流在路上。关于抢劫，也有同样的报道。
报上登的遭难者的叙述：贵重的衣物不用说，连床板、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