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红尘有梦- 第287节

宋力忠第二身份的出现，虽然在开始的时候给事情带来了很大的变数，但当他表明态度，并低姿态参与了“盘庚计划”，则给事情带来了很大的转机。用钱老的话来说，是如虎添翼、一个顶仨。有宋力忠这个高人参与进来，董国堂和另外两位教授的重要性就减小了许多，工作量也少了许多。他们只要把大致的方案制定出来，具体的细节问题，交给留在梅山镇的钱老、李教授和宋力忠来办就行了，所以他们就可以提前回去了。

但压力减少得更多的则是李远方自己，按照原先的分配，李远方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些武林同道都请到梅山镇来，在达成一致意见后，还要和钱老一起对整个行动起到总体的协调作用。商量完办学方针后的第二天上午，根据钱老和宋力忠他们共同制定的方案，已经给所有与会的武林同道分配了地盘以及准备进入的行业，有些事务比较忙的武林同道当天就离开梅山镇回家去了。按照计划，这些人回去准备两三天的资金，过完正月十五后，步调统一地开始全面行动。因为在这样的大规模行动中的变数太多，有的人相互之间还有利益和行业的交叉，在行动中就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需要进行协调，必须有个统一的指挥，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大问题。这个统一指挥的人选，因为钱老年纪比较大，又是方案的制定人，所以名义上将是钱老。当然，因为钱老年事已高，而且和武林人物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所以实际上具体去操作的将是别的人，原来钱老定的是李远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远方的身份就相当于一个临时的武林盟主。

但就在商量完办学方针的当天下午，梅奉起给李远方打了个电话，要求李远方在开学之后、到学校处理完相关的事务就到北京去给他帮忙。因此，在“盘庚计划”中，李远方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加上李远方自己在“盘庚计划”中所占的份额很小，和那些以亿或者十亿为单位来投资的白道大佬相比，他的那份投资几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钱老或者李教授代他去办就行了，所以干脆撒手不管。李远方撒手了，那个指挥者的人选就成了问题，李远方是意见是让宋力忠来担任。因为梅山集团里只有李远方这一个武林中人，别人都没办法跟那帮武林人物交流，而宋力忠今后则将一直住在梅山镇。就算钱老对宋力忠还有些不大放心，在目前的状况下，也只能这样去办了，然后以相信宋力忠的人格和“用人不疑”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

除了在“盘庚计划”中脱出了身来，在办学行动中，李远方也几乎成了个闲人。具体的方案不用说，将由钱老、李教授和宋力忠去制定。除了个别人之外，教师队伍也将由钱老和李教授去召集。所需要办理的手续，北京那边的，陈老已经打过电话说他这个校长会找人帮忙，江南省这边，杨书记也满口答应没问题，梅山镇这边，就跟自己家一样，根本就不用担心。

办学方针讨论会的当天中午，在钱老的安排下，何蓝图这个镇党委书记通过有线广播向全镇人民讲了一番话，把建设梅山大学、移山造田进行高山移民等消息向全镇人民作了个通报，并说了一些大致的思路。

听说要在梅山镇办个综合性的大学，而且将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梅山镇的老百姓比这些办学者自身还要兴奋。以前的时候，梅山集团就已经给梅山镇的老百姓带来了不少东西，现在又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办一个大学出来，无论从就业、发展地方经济还是以后子女的前途等方面来讲，对梅山镇的老百姓而言都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有许多听到消息的老百姓都到梅山集团、梅山酒业或者梅山镇政府来询问，像上次改造梅山后山一样，许多老百姓甚至于纷纷到贺兆年那里或者镇政府报名，要求在农闲的时候参加大学城建设的业务劳动，只要中午供饭吃晚上供酒喝就行，没有别的任何要求。

积极性最高的，则是那些原来住在梅山水库库区上游的高山住民。下山来住，一直是这些人这多年来的梦想，但因为自身经济条件不好，梅山镇区的有效土地面积有限，这个梦想就只能是个梦想而已。确定移山造田、搬迁高山住民的方针后，在杨书记的主持下，当场对这项重要工程进行了拍板，由梅山镇政府、梅山集团、宋力忠共同出资来实施这个项目，并当场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工程的投资由三方平摊，工程完成后所得的利益，梅山镇政府因为占了地盘之利，将占有百分之四十的份额，梅山集团和宋力忠各占百分之三十。根据大致的思路，等工程完工后，将给每户高山住民无偿分配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宅基地，按人头每人提供一万元的补助，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自行建造住房。这绝对是个大手笔，听到这个好消息后，报名参加义务劳动的高山住民比镇里的居民要多得多，几乎可以用“倾巢出动”来形容。

看到当地群众对办学和移山工程的支持，再听周幸元说起以前在梅山后山改造工程中的情况，宋力忠感叹说：“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人，要是不把学校办在这里又办在哪里？”

到国清寺去请方丈的任务，本来应该李远方自己去完成的，他打算趁着回家去接杨教授和钱乐敏的机会顺便去一下国清寺。宋力忠说这种事得正式一点，不能顺便，而应该专程，李远方的时间比较紧就忙自己的事情去，过几天他亲自去一趟算了。与别的宗派相比，天台宗属于那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在日韩以及海外的华人中的影响力比较大，在国内的影响力则远远不如禅宗、律宗等宗派。因此，国清寺里的和尚们一直就有在国内进一步扩大天台宗教义影响力的打算。也因此，才把无名大师推出来作为天台宗武学的一代宗师，竟然一反常规地走起武学道路来。如果在梅山大学宣讲天台宗的教义，就等于在武林中把天台宗作为佛教宗派中的第一教派，这样的话，天台宗的地位就大不相同了，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所以宋力忠和李远方都认为，请方丈大师来客串教授不但没有任何问题，搞不好还能派出更多的高人来充实梅山大学的教职员工队伍。

从家里回梅山镇路过天台的时候，李远方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应该到国清寺去一趟，同时把自己应该去的理由跟钱乐敏说了出来。钱乐敏一听笑了，说道：“我是不是应该给丁爷爷打个电话，让他在宋大师去国清寺之前先做好防洪准备？”李远方不明所以，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钱乐敏笑出了声来，然后说道：“一行到此水西流啊！”

一进小会议室，看到大家都在忙着，李远方先站在旁边看了一会，等到钱老抬起头来问他：“远方，你明天上午就要回去了，还有什么事情要交待的吗？”李远方一本正经地说道：“舅公，宋师兄可以完全信任的，以后我们不要对他有任何顾虑！”钱老奇怪地打量了他一番，问道：“你指的是什么？”

要具体地解释宋力忠之所有可以完全信任的理由，只有把“天道”、“宿命”这些玄之又玄、被一般人认为是迷信的东西搬出来，那些理由，向陈老去解释他可能会接受，但想用这些理由去说服钱老，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李远方只得说：“反正我有很充分的理由，舅公你相信就行了。”钱老皱着眉头再打量了李远方几眼，然后说道：“是不是跟玄学有关？”李远方惊讶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钱老听了一口气说：“你说宋先生连踩着树梢飞上山都可以，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的，我相信你就是了！”

李远方前脚刚回古城，当天中午，从北京来了个段作家和万作家，另外还有经济日报社的路记者。这三个人，是从闻紫英那里得到的消息，特意来采访宋力忠的。

段作家和万作家都是国内著名的人物传记作家，虽然从闻紫英那里得到了与宋力忠有关的情况，但像他们这样的名作家，当然要自重身份的。于是通过关系到国家有关部门以及经济日报社进行了初步了解，主要是看看那个二十年前的宋思国是不是真的像闻紫英所说的那样著名、那么厉害，另外也要看看现在的宋力忠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有没有可能是当年的宋思国，而同时具有两种身份的宋力忠本人，有没有让他们这样的名作家出手的必要。虽然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因为当时在美国信息产业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宋思国又实在是太有名，所以查起宋思国的资料来比较方便，几乎当天就得到了所有的资料。但调查起宋力忠却比较困难，只知道他是某个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名义上的老板，做生意的手段特别高明，而且好像还练武功，在当地威望特别高，更多的就不好找了。但不管怎么的，现在的是个宋力忠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以他的地位，应该不会说假话，所以宋力忠就是宋思国应该可以相信。

为了提高成功的把握，闻紫英打出去的不止一个电话，但找到的只有段作家和万作家两人，这两个作家的想法差不多，在调查取证的时候碰到了一块，两人一商量，既然是个这么厉害的人物，干脆一起合作写这篇人物传记算了。路记者则是在两位作家到报社进行调查的时候听说这件事的，以他敏感的职业触觉，认为这很可能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于是跟领导请示后，跟着两位作家一起到了梅山镇。

对钱乐敏来说，宋力忠这种人物绝对是个值得关注的稀罕，所以当她从李远方家回到梅山镇，并由李远方带着见过宋力忠后，回头就给她老爹钱丰打了个电话。

作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宋思国当年的大名，钱丰当然是如雷贯耳的，而且因为在官场上地位不同，钱丰还比钱老多知道一些内幕消息。宋思国当年的那份建议书，对国家制定市场经济政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到了后来，每当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出现一些新的疑难问题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都不无遗憾地说道：“要是找到宋思国就好了！”因为老领导经常这样说，现在的领导印象很深，尽管老领导已经去世多年了还记得比较清楚，所以在闲聊的时候曾经向钱丰等谋士提起过。

钱丰和一般的官员不同，因为和李远方接触得比较多，知道所谓的那些江湖人背后是什么实力、都是什么样的地位。一个被称为“天下第一高手”的江湖中重量级人物，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在当地的势力、资产等方面都是非常惊人的，这样的人，肯定不会随便乱吹牛，如果不是事实，就不可能把两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身份凑到一起，何况这是从李远方口里说出来的，应该是事实。所以，当钱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特意向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

目前国家正是经济和国际全面接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时刻，一个像宋思国这样的高人，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就算经过这么多年宋思国已经变成了宋力忠，早就没有当年的风范了，但仅仅从完成老领导的一个心愿来说，确认一下宋力忠的身份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领导为之动容。

钱丰是在上午开完一个小范围的政策研讨后在会场上直接把这事说出来的，当时在场的除了有关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外，还有几个国内著名的经济、金融学家，这些专家中，有个来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