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他偶尔到祖巴洛沃自己的郊外别墅休息时想得愈来愈多了。２０年代初，莫斯科近郊有几百座“失势的人们”抛弃的庄园、住宅、别墅。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逃到了国外；一部分人在血腥的内战中死了；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些“资产阶级奢侈”的标志物干脆被没收了。这些房子中有许多用作了医院、孤儿院、仓库和大量的、日益增多的国家机关的疗养院。离乌索沃车站不远约有几十座别墅。其中一座从前属于石油企业主祖巴洛夫的别墅分给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米高扬也住在这里，稍晚一些时候住在这里的还有加马尔尼克以及党、政、军的其他领导人。
１９２１年斯大林家里生下了儿子瓦西里，几年之后斯维特兰娜出世。后来，前妻的儿子雅可夫也来这里居住。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据我们所记，她比自己的丈夫年轻２２岁——以年轻主妇的献身精神和热忱操持起简朴的家庭生活。在妻子参加工作（她先是在《革命和文化》杂志编辑部、继而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后来到工业大学学习）以前，一家人仅靠斯大林的工资，生活过得非常节省。有一次吃饭时斯大林突然对妻子说：“我从来不爱钱，因为通常我总是没有钱。”在翻阅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时，曾有趣地读到斯大林给斯塔索娃写的证明他收到党的会计处从他下月“薪金项下”预支２５、６０、７５卢布的收据。这个人曾亲身体验到缺钱的滋味。
随后家里渐渐雇用了保姆和管家。当时既没有人数众多的警卫，也没有管理员、通信员以及几十个其他公职人员。这些人员是后来才有的。领袖们自己称他们为“服务员”，以区别于“仆人”这一资产阶级的称呼。
在革命后的头几年，斯大林像所有党的领导人一样，根据家庭开支和党内规定，生活过得很简单朴素。早在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起草了一份专门文件并分发给各级党的委员会，其中申明了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１９２０年９月）上就制定了的措施。文件规定，不许动用国家资金改善个人住宅、装修别墅、给负责人员发放奖金和实物。规定要求，要极其严格地监督党员的思想状况，“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基本劳动群众的工资差别不能太大。通报说，无视这项条例，“就是破坏民主，就是瓦解党和降低共产党员威信的根源”。文件重申了列宁制定的条例：“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②列宁生前甚至有一个不公开的传统：中央委员把自己的稿酬上交党的会计处。
那时，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贵重物品，甚至谈论这类东西都被看成是粗俗的、小市民的、甚至是反党情调的标志。长期以来，斯大林在外表上一直保持着禁欲主义。在他死后，除几套制服、几双绱底的毡靴和一件打着补丁的农民皮袄外，实际上没有私人物品。他不爱物品，爱权力，只爱权力！
有时星期天，如果情况允许，大家就一起聚会，常常是在斯大林家里。到这里来的有布哈林夫妇、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米高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他们常常带着妻子和孩子。在布琼尼的手风琴伴奏下，大家唱着俄罗斯民歌和乌克兰民歌，甚至跳舞……但是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来过斯大林的别墅。
饭桌上大家长时间谈论着国内形势、党内状况、当前的国内国际事务。常来这里的还有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的岳父阿利卢耶夫。他的女婿十分尊敬他。阿利卢耶夫通常只是插上几句有关“当年”的话（他是建党时期入党的，常以此而自豪）。时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争得很激烈。大家都以“你”相称。斯大林也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丝毫下级必须对上级毕恭毕敬的迹象，更没有阿谀奉承的现象。
这些相聚的人们，在不到１０年以前还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现在却由于历史形势的支配成了一个刚刚医好战争创伤、平息了内乱和暴动的大国的领导人。这里讨论的许多问题，随后常常提交给政治局。例如，有一次吃饭时莫洛托夫引用了一份有趣的材料：俄国有多少粮食用于私人酿酒，国库因此而损失多少钱。几天以后，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７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报告后作出决定：
责成书记处建立一个反对私人酿酒，反对使用可卡因，反对酗酒及赌博（包括罗托）的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斯米多维奇同志，副主席——什维尔尼克同志，委员——别洛博罗多夫同志、丹尼洛夫同志、多加多夫同志、弗拉基米罗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③
也是在这种小范围内讨论列宁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时，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党的领导人的医疗服务。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１日的中央全会上，伏罗希洛夫报告了“关于保护党的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全会经过讨论后作出决定：
“请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保护党的领导人的健康的必要措施，并就必须挑选专门同志负责监督党的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工作条件作出决定。”④
我想，如果列宁在世，就会以另一种更广泛的方式，以关心全体人民健康其中包括领导人健康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一切都是从这种“小事”开始的。过去信奉平均主义原则的“党的领导人”的这种上流人物的思维方式，导致产生各种特权现象：各种补贴（“红包”）、领导人坐的专列、南方别墅、众多的“服务员”。一切都渐渐开始了……
对于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经常进行争论。列宁勾勒的向遥远的未来前进的虚线，好像一条抛射线，消失在某处烟雾中。前进的矢量、方向很清楚。但是怎样走，建设新社会的速度、方法、方式应是什么样，这一切都模糊不清。送走客人后，斯大林在黄昏的暮色中久久地徘徊，思考着明天。在他的脑子里，不仅对未来的责任和担心逐渐成熟，同时虚荣心和功名心也日益加强。也许这个斗争的不确定的时期就是他的“洛迪”？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
力量和智慧和谐共存，那是很理想的。但是很遗憾，这种现象极少，未来往往属于强者，而不一定属于智者。通常总有一种因素在某段历史道路上占据上风。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现象，它总是与其他现象同时并存。在这种历史的选择关头，智慧和力量的比例往往有各种各样。斯大林不了解也没读过古代思想家们的著作。苏格拉底好像表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哲学家应该成为统治者，统治者应该成为哲学家。”这个思想不仅仅对他那个时代来说是现实的。力量永远需要智慧。斯大林有力量，但没有智慧（虽然我们长期以来把他的计谋、手腕、诡诈误认为是智慧）。这在他选择实现伟大思想的手段和道路时起了悲剧性作用。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群众力量获得了解放。如何引导它去实现目的、理想，达到连列宁都感到很近的顶峰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刊物上充满了老的和新的理论家的文章，他们提出各种建议，说明应如何继续前进。当时一切都是新的。常常令人感到：只要有个正确的口号，事业就会前进。
我要提一件事：１９２４年底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写成了那篇《十月的教训》。他在该文中再次企图贬低其他革命领袖的作用，以便“从理论上”论证他追求领袖地位的奢望。正像《布尔什维克》杂志（１９２４年第１４期）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从“年鉴编纂者”的立场转到了有偏见的检查官的立场。他证明说，在革命过程中，“中央委员会在它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正确的，而列宁在他不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写道，在革命中常常会出现一股“洪流”，如果放走它，那将不会再有洪流或革命。他说，他托洛茨基善于抓住“洪峰”……革命“实现了”，因为不管大部分“老布尔什维克”是否愿意，领导了革命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就是前孟什维克对历史的解释。
托洛茨基再次提出，俄国革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欧洲各国将要如何连续不断地发生革命……”⑤他在自己的《不断革命》一书中说得更肯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像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⑥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实质上说，托洛茨基的回答是：“等待世界革命”，推动世界革命。托洛茨基相信，“十月革命”将会接二连三地在世界各国发生，红军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完成这一伟大变革。这是明显的“左倾”观点，但是，这当然不是“犯罪”，就像后来所认定的那样。撇开别的不说，托洛茨基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斯大林却总是与此格格不入。
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托洛茨基写道：“不言而喻，俄国不可能单独达到社会主义。但是，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纪元，会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发展，并因此借助先进国家的帮助达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托洛茨基１９１７年前的看法。革命后他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托洛茨基在想象中同斯大林辩论时，用这样的对话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那么，你否认我们的革命能够导致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我仍旧认为，我们的革命如果具有国际性……那就能够而且必定导致社会主义。
接着他解释这些理论分歧的原因：“我们理论上的矛盾的秘密在于，您长期落后于历史进程，而现在企图超越它。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您在经济上的错误的秘密。”
托洛茨基认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不断革命”论是不相容的。支持托洛茨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只有靠牺牲农民经济成分的超级工业化才能为国家创造工业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斯大林对经济学的了解十分肤浅，但是他看到了国家正处于非常艰难的状况。持续了近１０年的党内争论时期不仅是为确定民主社会的水平和性质而斗争、而且是为寻求发展经济的途径而斗争的时期。如果斯大林具有敏锐的经济眼光，他就会从列宁最后几篇文章中看到社会主义概念的轮廓，这就是必须实行国家工业化和自愿合作化，大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完善社会关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中的民主因素。列宁曾预言：新经济政策把许多这样的问题，如城乡结合、经济杠杆的“解放”、自由贸易、生意人素有的进取心等等结合在一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⑦这些话，斯大林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过。
最初几年，斯大林对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特卢米林、列昂季耶夫、布鲁德内等人的经济观点很感兴趣，但是他很难领会经济术语、经济规律、经济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