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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举了几件事说明斯大林一方面支持列宁，但同时又企图替加米涅夫和他在政治上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是这样。有一个时期，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从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回来以后，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后来，特别是在３０年代，加米涅夫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在自己绝望时都企图请求斯大林念及旧“情”，但是他们对斯大林太不了解了……
１９２４年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回忆已故领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引了下面的对话：
“１０月２５日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问我：‘你看，如果咱们俩给打死的话，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笑着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
后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回忆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三驾马车”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我写的那段话很伤他们，尽管他们没有打算驳斥这段话。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没有把这三个人列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提出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人他根本没有考虑过紖紜矠。
然而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在他的心目中“继承”列宁担任党的领袖非他莫属，因此，他的回忆录未必可以完全相信。根据同样理由可以认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４年是企图事后加强自己在夺权斗争中的地位并提高自己的声望。
众所周知，斯大林对报刊上披露的任何说明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夸大托洛茨基的作用的材料，反应都十分过敏。斯大林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动机，这篇演说１９２８年才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分析。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个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斯大林接着说：“那么就要问，为什么列宁在提出选举实际领导起义的总部时，没有推荐托洛茨基，而提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看来，‘鼓舞者’、‘主要人物’、‘起义的惟一领导者’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被选入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样一致起来呢？”紖紝矠斯大林在这里又进行了歪曲。领导起义进程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实际的总部。
我们看到，党的两位著名活动家在革命几年之后都企图一方面强调自己在武装起义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贬低、缩小自己的政治对手和个人论敌的贡献。尽管在十月革命时期还不可能出现后来称为办公室领导的现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斯大林作用也仅仅限于草拟中央指示和指令，向各革命机构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指令的工作。还没有一份文件能证明斯大林直接参加过战斗行动，组织过武装队伍，深入部队、舰队和工厂去发动群众完成具体的策略任务和作战任务。由于形势需要，斯大林在革命的司令部工作，处于革命的中心舞台。但是……他只充当配角。革命时期非常宝贵的智力素质、精神魅力、鼓舞人心的热情和冲天干劲等等品质斯大林都不具备。处在革命之中、处在革命的震中的从来都是列宁。托洛茨基低多了。再下面才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哈林……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大军。而在这个大军的行列中就有斯大林……在革命中“两个领袖”的情况不曾有过。如果在１９１７年我们对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李可夫、托姆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其他几十个布尔什维克说，１５年之后“官方历史”将记述革命是由两位领袖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他们是无法设想的，甚至认为连开玩笑也不能这么说……然而，十分遗憾，历史，历史的巨流是不可逆转的。向那些早已故去的人提这样的问题只能是想象中的事……斯大林事后成了“英雄”。
尽管斯大林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就是党员，从１９１２年开始任中央委员，这个那个苏维埃、委员会、编辑部的成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但是这一切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官方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官僚的）地位。斯大林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代表会议，这仅仅证明他进入最高层领导集团。这一切又使他有可能去了解、研究范围广泛的人员，更深入地了解机关工作的机制，积累政治经验。而最主要的是取得列宁的好评，即认为他是可靠的政治工作者，不仅像一个普通执行者应当具备的那样，能不打折扣地执行决定和采取行动，而且还善于搞妥协折衷，随机应变，在不断产生的各色各样的问题中抓住主要环节。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是一个善于等待时机和看风使舵的中派分子。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1）
有一个问题没有弄得很清楚：列宁是为哪一次代表大会准备自己的“遗嘱”的？我们记得，“遗嘱”一开始就写道：“我很想建议在这次（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代表大会上……作一系列的变动。”可以认为是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但是信中哪里也没有直接点明。同时，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列宁的健康状况十分严重，以致他未必能坚持要求把《信》传达给代表。出现了列宁指示中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但是，也有证据说明，他嘱咐只有在他逝世以后才拆开信封。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封《信》是写给“十二大”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既然在党的“十二大”上关于总书记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在列宁３月发病，从而实际上失去了与人积极交往的可能性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紧迫地提到了中央委员会面前。
１９２３年３月以后，斯大林在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措施。他的威望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因为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并就两个报告作了总结发言。也许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受大会代表的注意。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加进了不少个人的东西，首先就是很突出的公式化。他总是喜欢把一切都“一格一格地”分开，把思想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这种做法通常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说，加强了思想的鲜明性、清晰性、明确性。例如，正是由于他，关于“引带”把党同人民联接起来的思想得以流行开来。他把工会称为“第一根即主要的一根引带”，按他的说法，在工会中现在“我们没有强大的敌人”。第二根“引带”是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农业合作社。但是，斯大林承认，在这里“我们至今还不能使初级合作社摆脱敌视我们的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指富农。按照报告人的意见，第三根“引带”是青年团。在这个领域里，敌人的进攻特别顽强。接着，他按龛设神似地列举了其他“引带”——妇女运动、学校、军队、报刊……同时，他还尽力用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形象说法来形容它们，如说报刊是“党的喉舌”，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如此等等紗紜矠。值得注意的是，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对这些“引带”的工作内容本身谈得很少，但却大谈特谈有哪些敌对力量“在这里同我们作对”。毫无疑问，阶级斗争还在继续，但是现在更多的已经是采取隐蔽的、不明显的形式，但是斯大林却仍然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同明显的和想象的敌人斗争、拼搏、对抗上面……
还在几年以前，在十月革命中那些暴风雨般的日子里，在国内战争的岁月中，他根本不可能设想，竟然出现使他能真正觊觎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的机会。命运是乖戾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革命家的魅力或者火山喷发般的毅力的人，出乎一切人的预料，竟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他的这段经历也向潜在的对手们表明，掌握了机构的妙用，再加倍进行精心策划，就能大有作为。特别是如果积极地“保卫”列宁主义的话。当然，是像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顺便指出，斯大林现在的对手经常攻击他隐瞒实际情况。在２０年代末以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列宁的公开性传统并不是一下子消失掉的，只要掌握当年那些人人可以看到的党的文件和报纸，就可以确信这一点。例如，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斯大林痛心地谈到１９２２年的饥荒及其后果，“非常可怕的工业萧条”、工人阶级的涣散和其他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实事求是。斯大林当时对这一切并不隐瞒。在列宁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开始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商量的次数越来越少，同布哈林商量更少，而同托洛茨基商量就极少。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在党内开始缓慢地但是稳步地提高，这首先表现在总书记在政治局内的影响的加强。他的办法就是逐渐孤立托洛茨基，而这一点，如果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就不可能做到。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阿·巴·巴拉绍夫对我讲：
有一次在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大家都支持季诺维也夫挖苦托洛茨基的话：“难道您没有看出来您掉进了‘铁箍’？您的戏法吃不开，您是少数，是个单数。”托洛茨基火冒三丈，但是布哈林竭力缓和气氛。
巴拉绍夫继续说：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开政治局的会或者别的什么会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先到斯大林那里碰头，看来是协调他们的立场。于是，我们在秘书处私下里就把在斯大林那里的“三人碰头”会称作“铁箍”。在２０年代，斯大林身边总是有两三个助手。在不同的年代，他们分别是纳扎列江、坎涅尔、德温斯基、梅赫利斯、巴扎诺夫……他们全都知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完全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机关里也按相应的态度行事……
斯大林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拉到了自己一边，因为这两人都拼命想向上爬。他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担心的主要是托洛茨基，其次才是斯大林。因此，当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们、对党的领导尖锐地提出批评的时候，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何况他反对自己的政敌的无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