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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是一个毫不手软的人。当红色俄国遇到致命危险时，他会不惜一切经济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牺牲。他在这方面像斯大林。拉狄克回忆道，托洛茨基说过一句非常离奇的话：“为了战胜白匪，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拉狄克在描写托洛茨基时把他理想化了，把许多并非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优点都加到他头上了。但是，今天已经清楚了，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才智以及他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杰出才能时，曾在很长时间内企图把他“拨向”需要的方面。也许，如果列宁活得更长些，托洛茨基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
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斯大林有分歧，常常还同党有分歧。正如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科恩所写的，托洛茨基“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布尔什维主义蜕变和俄国革命丧失激进性质的第一个征兆”。他主张实行“工业专政”、扩充“劳动军”、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流血和发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科恩接着说，托洛茨基“感觉到，当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鸿运也就结束了”紗紤矠。
事后，已经流亡国外了，托洛茨基却拼命散布一种说法，即列宁曾想吸收他参加反斯大林的“同盟”，同他托洛茨基一起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撤换总书记。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写道：“列宁不断地、顽强地进行着准备，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专行、恣意妄为和粗暴行为给以最无情的打击。列宁实质上已经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战了。而且只有直接的当事人而不是党知道这一点。”紗紥矠为什么托洛茨基要这样颇为真实地坦露心迹呢？首先是为了说明：列宁认为他托洛茨基是自己的继承人。抱着这一目的，他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得出结论说：“遗嘱的无可争辩的目的是要使我易于进行领导工作（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列宁当然希望在尽量减少个人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两句话已经和盘托出了托洛茨基长期进行斗争的隐秘（真是隐秘的吗？）的意图。他永远也不会甘心忍受个人失败的痛苦。须知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首领、独裁者、领袖了。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3）
列宁的信本身就说明，托洛茨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完全没有必要“联合”托洛茨基来撤换斯大林。列宁的权威是无容争议的。至于人们有时由于不同的智力“高度”而不理解他，那是另一回事。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的时候，有人用领袖生病的后果、交往的困难、脱离实际生活来说明这种不理解。但是，不会有人怀疑：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在的话，只要他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更换总书记的建议，并且像往常一样把道理讲透，就能解决问题。列宁认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不合适，但是托洛茨基作为候选人看来同样不合适。两个“杰出的领袖”都不应该登上巨大的俄国舰船的指挥桥楼。
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是复杂的。斯大林起初甚至从内心赞赏这位“政论家”，但是后来很快就认识到，托洛茨基的“形式”还不能反映他的领袖至上主义内容的最深处的东西。斯大林可能比别人（当然，不算列宁）更早地感觉到、认识到，托洛茨基居然想当领袖的继承人。斯大林内心对托洛茨基所抱的恶感逐渐增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精心掩盖起来的仇恨。私下里，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敌人称为“冒险主义者”、“骗子手”——这里他把列宁谈到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时所用的“进行诈骗”这个说法变了一下。斯大林的记忆力很强，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错误、摇摆、跳槽、冒险串起来，成为他后来的论据，供他揭发、批判、谴责……他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左的“革命”词句；他记得托洛茨基由于几个军事专家的叛变怎样下令枪毙东方战线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于列宁的干预才防止了这场悲剧）；他记得托洛茨基关于派一个骑兵军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荒谬建议；他记得托洛茨基的“布谷鸟”决心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政权的覆灭……
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坐着专列，由一列或两列装甲火车满载“无产阶级领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轻人护送，去巡视各条战线，那派头直到现在还使斯大林感到愤慨。总书记，而且不仅是他，还不喜欢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后不久就在身边弄了一大帮助手和秘书。格拉兹缅、布托夫、谢尔穆克斯、波兹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实仆从”帮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献资料，处理来往信件，为数不清的文章和讲话准备提纲和材料，还常常给他提供创作动机。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让我们预先看到了２０世纪末一些政治活动家身边的秀才班子的作用——这些政治活动家如果没有这个班子，常常简直就寸步难行。
总书记坚定地认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转向和平轨道的最初年代，托洛茨基在考虑俄国的许多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想着自己如何向上爬、谋取私利和追逐权势，而不考虑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全部复杂性。不久，他们的关系就成了一种非常不友好的关系。顺便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同斯大林的关系不好。由于他总是让人感到自己比别人“强”，实际上他在领导层就从来没有亲近的拥护者。甚至后来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短暂的联盟也是在毫无原则的反斯大林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但是应当直率地说，托洛茨基大大低估了斯大林这个“杰出的庸才”——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６年被开除出政治局以后公开地这样说斯大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在内心就认为自己完全有义务不容许托洛茨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由于托洛茨基在他的拥护者所挑起的争论中遭到了失败，不管代表大会会就列宁的《信》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托洛茨基成功的希望明显地减少了。斯大林确信，如果托洛茨基掌握了党的领导权，革命成果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后来他在小范围内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一点（也许是为自己辩解）。
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的意志和他机敏的才智估计不足，而且又以自己无休止的攻击、争论、论战文章无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为斯大林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成了列宁遗产的捍卫者和党的统一的维护者。托洛茨基越是频繁地“冲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厉害。这里问题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于当时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托洛茨基在攻击党的路线。实质上是托洛茨基自己帮助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党员们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向右或向左“摇摆过”，而是表现了“灵活性”（有时使用了巧妙的计谋），在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依靠了自己后来的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１９２４年１月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体苏维埃人来说，将永远是哀痛之极而令人心碎的月份。１月１９日，加里宁还向政治局报告说，负责治疗和照料列宁健康的医生们表现了一定的乐观情绪，认为列宁有可能逐渐恢复政治活动。他能走动了，能听人念材料了，显露了一线希望……但是，全部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
在一个处于半破坏状态的国家，谁需要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导呢？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提醒大家注意的正是这种离奇事。这次会议讨论了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并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了政治上的评价。
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克鲁普斯卡娅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把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念给列宁听。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回忆说，星期六她念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激动起来；她对他说，这些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关于反对派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很激烈。托洛茨基后来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代表会议上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许列宁认为，这个事实是分裂的前兆，一个人力量加强的开端。不难想象，列宁在好几个月时间里，虽然神志完全清楚，但却不能积极参与党内事务，他是多么地难过啊！什么都看见了，听到了，理解了，想得也很多，但就是无能为力……强劲的思维能力被无声地禁锢起来……完全可以猜测到这位天才的精神悲剧的深刻性。列宁明白，他的关于党的领导机关中派别斗争可能尖锐化的推测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
２１日白天，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从列宁３月发病之日起就帮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照料生病的伊里奇的缝纫厂女工叶夫多基娅·斯米尔诺娃回忆道：
“早晨，像往常一样，我给他端去咖啡，他亲切地点了点头就从桌旁走过去了，他没有喝的意思，回到他房里躺下了。我守着热咖啡等到４点钟，总是想，他会醒来把咖啡喝掉的。实际上他已经不行了。有人向我要几瓶热咖啡……等把瓶子灌好送去，他已经不需要了……”
傍晚，１８点５０分，列宁去世了。病理解剖检查证实了医生们的诊断，即主要是过度的脑力劳动所引起的严重的脑血管硬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脑溢血。正在南方的托洛茨基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没有来参加葬礼，尽管他有足够的时间。１月２２日他从梯弗里斯火车站通过电报给《真理报》发来了一篇短文，其中说道：
伊里奇不在了。党成了孤儿。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导师和领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这样的感情。
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到路吗？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吗？……
我们现在由于无比的悲痛而心碎，因为我们大家由于历史的伟大恩赐生而成为列宁的同时代人，同他在一起工作过，向他学习过……
我们如何前进？——手拿列宁主义的信号灯……紗紦矠
如果怀疑托洛茨基悼念的真诚，那是有失恭敬。托洛茨基不可能不佩服列宁。
２２日夜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紧急全会，而１月２７日，装有伊里奇遗体的灵柩被安放在红场的陵墓中。１月２６日开幕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几项永远纪念列宁的重要决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会在挂着黑纱的大剧院举行。
傍晚６点２０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请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俄共中央委员们在主席团席位上就座。根据我们的出版物不久以前介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