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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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 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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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不仁了。你却要把他唤醒,让他的神经重新变得敏锐起来,他于是痛苦万分。但你又找不到改变的道路和力量——这正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他们能看到问题,指出弊端,却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就陡然增加了被唤醒者的痛苦。鲁迅问:这不是有罪吗?像罗亭那样,实际上用虚构的语言和概念的世界来掩盖真实的世界。 
  再如果把话说的更彻底一点,那么,还有第十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人的思想,是能够完全地自由地用语言来表达的吗?这就说到了语言本身的局限。事实上,人的个体生命的最深切的体验和思想,是不能言说的,一说,就变味,走样了。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真正自由的思想是存在于一个沉默着的世界里的。这是人的语言的真正困惑。 
  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   
  这连续不断地十个追问,确实把“知识分子想、说、写的困惑”讲到了极致,把鲁迅对启蒙主义所制造的知识分子的语言(说与写)及知识分子自身的种种神话的怀疑与诘难,作了充分的发挥。但这也是鲁迅思想的特点,到了顶点,就会有“对怀疑的怀疑”。因此,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又归结为鲁迅的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才构成了鲁迅思想的真正特色。”也就是说,鲁迅虽然对启蒙主义提出了许多质疑,但他仍然坚持了启蒙主义。这就是鲁迅式的“反抗绝望”。 
  我的文章写好了,并没有在国内发表,而是先在韩国做报告。韩国的朋友听了很震惊,和我同时去开会的王富仁先生却在私下把我说了一顿。他说:“老钱,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说的都是真的,你讲得非常精彩,你最后也没有否定启蒙主义,但你何必这么说呢?现在,在国内,启蒙主义正受到非难,坚持启蒙主义的人也不多了,你可不能后退啊。无论启蒙主义有多大问题,你可要坚持下去啊!”他这番掏心窝子的话,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我这个人,我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已经渗透到血液里了,我不可能根本放弃理想主义、启蒙主义。但我不能不面对现实,面对启蒙主义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要彻底地打破“启蒙万能”的梦。“五四”时有这个梦,八十年代我们也有这个梦,以为启蒙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现在,这个梦必须被打破,启蒙不是万能的,启蒙是极其极其有限的。但是它又不是没有作用的,也就是说要把启蒙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打破启蒙万能的梦不等于不要坚持启蒙,只有先打破这个梦,坚持启蒙才有意义,否则所有的坚持都是虚幻的,是一种自欺欺人。我们必须打破它,重新建立一种启蒙的意识。只有首先质疑启蒙,然后才能坚持启蒙。质疑启蒙不仅要看到启蒙的危险性,它可能导致专制主义,而且还有看到启蒙的有限性,甚至是极端的有限性。我们需要的,是看到自己的陷阱和局限的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有着明确的边界意识,因而也是坚定的启蒙主义。后来我又把它概括为“既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这也是我在九十年代初,经过这一番反思以后,一直坚持至今的一个基本立场。        
  九十年代以后的新问题:   
  民族精神、道德的危机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直至今还要坚持启蒙主义呢?这就涉及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在我看来,人性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引导人性向善的方面发展,还是诱导人性向恶的方面发展?文革就是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使其恶性发展。文革对人的毒害,主要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的动物性的嗜杀性。文革中许多群众暴力事件是令人发指的,各地对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残酷打击,还有大规模的武斗,不同意见的群众相互残杀。一方面,进行所谓理想主义的教育,把年轻人都训练成极端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又进行阶级仇恨教育,培育“夺过鞭子揍敌人”的“阶级感情”,把年轻人训练成狂热的“阶级斗争的战士”。文革一开始,就把学校里的校长、老师,都宣布为敌人。这回堂吉诃德面对的不是风车,而是“十恶不赦的妖魔”,他(她)们怎么不会挥舞着铁戈、长矛刺杀过去,致“敌”于死命?这对中国国民性的伤害是十分巨大惨烈的。 
  最近二十年,把人的欲望不加限制地诱发出来。欲望的魔一旦被放出来,也很可怕,人们越来越多疯狂追求私欲,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不断,无情的利益争夺变得你死我活。  
  我经常在想,一个不知道爱、不知道怕的民族太可怕了。一个社会常靠两个东西维系:“爱”之外就是“怕”。小时候,老一辈的人常说,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做坏事,将来要遭报应,这是粗俗的宗教观念,却无形中维护了社会道德的一个底线。举例说,也许假冒伪劣产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假冒伪劣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伤害人的生命。我买的这件衣服是假货,穿了没有几天就破了,这当然坏,但不会因此让我丧命。这就是底线,超过线就是“伤天害理”,为社会所不能容忍,这都是约定俗成的,即所谓“盗亦有道”,做坏事也是有规矩,有约束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底线被突破了。那么多的让人丧命的假药假酒,那么多的让农民颗粒无收的假种子,什么事都敢干,没有任何约束。我们经常用“无所畏惧”这个词来赞扬人,但我想,如果整个民族都无所畏惧,这就病入膏肓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破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我想这个道理大家是都知道的。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其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迫切性,其影响的深远,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我甚至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后代子孙所负欠的最大的债,如果我们不及早偿还,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鲁迅全集》卷11,页32。在我看来,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昭示了启蒙主义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热衷于中国制度的变革和建设,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迫切任务。但如果仅有单一的制度变革、建设,没有相应的国民性的改造,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偶感》,《鲁迅全集》卷5,页506。 
  新的教育启蒙   
  这里就说到了:我们不但要打破启蒙万能的梦想,还要打破制度万能的梦想。现在有一种“制度崇拜”,以为只要引入某个外来的制度,问题就解决了。这也是一个梦。知识分子不能不断地制造梦,既骗自己又骗老百姓,自欺欺人又害别人。我的观点是:启蒙主义需要,制度改革、建设也需要,它们都起着有效而又有限的作用,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合力的作用。而具体到个人,也只能根据自己主客观的条件,去做力所能及的有限的工作。对于我这样的教师、学者,我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启蒙的工作。如前所说,这是对中国启蒙主义反省之后的坚守。  
  最近这几年来,我热衷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就是这样的重新进行教育启蒙的自觉努力,即所谓“从娃娃抓起”,是着眼于民族精神的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的。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意想不到的艰难。 
  我曾收到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中学语文老师的信,他在信中对我的中学教育启蒙比较担心。他说:“孔庆东先生提醒您小心被人利用,而利用您的却恰恰是台下为您鼓掌的那些人。对此我有相似的看法。我知道您的课很受欢迎,您的著作都是畅销书。但您的演讲和著作在您的听众和读者心中,所引起的并非都是一种痛感的共鸣,不是唤起他们心中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而是一种快感的消遣。社会中,所谓不得志者大有人在。由于水平和资历都不够,他们很难获得一吐为快的机会,于是就只得从您的言语(作品)中去一听(一睹)为快。这只是一个‘看客的群体’,说不定哪天您就成了示众的材料。”他接着谈到了作为中学教师的自己:“事情有大有小,但道理却往往是相通的。我站在讲台上,我的处境如您在北大的尴尬一样,我们都成了不谙世故的孩子,成了‘做戏的虚无党’们台上供人玩笑的戏子!在我们把他们看得需要开化的观众的时候,他们却将我们置于疯子队列的前沿。当然,我这么说也只是针对效果而言,从本质上讲,您的读者(听众)群体和我的学生都不乏心灵的善良,然而他们可能对我们产生喜爱和尊重,但很少会在理智上接纳和认可我们,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行动。”他讲的这些,我心里都明白,但这位年轻的老师用这样明确的语言点破,却使人震撼。于是,我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你说我们的听众、读者、学生本性都是善良的,他们现在成了看客,对我们的拒绝,是社会教育的结果。现实生活的逻辑比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思想文化的逻辑有力得多:这几乎是一切信奉教育至上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剧。因此,当我们直面自己的尴尬处境的时候,就应该对教育理想主义进行某种质疑,要充分地看到教育本身的局限。中国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改造,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单向的教育改革是很难奏效的。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个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更是微弱,几乎是不能心存什么希望的。因此,我们认真地教学,首先是为自己,是从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是只顾耕耘而无法预计效果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反抗绝望,‘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从另一面说,我们又要坚守岗位,不要完全放弃理想,为自己寻求某种价值与意义。刚好我正在为《新语文读本》作最后的审读。其中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片段。小说主人公在早夭的同学的墓前发表了这样的演说:‘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从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回忆,是世上最崇高、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更大的坏事。’我想,作为一个教师,或者说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我们所追求的,而且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成为我们的学生儿童时代‘一个美好的回忆’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尽管他们以后在现实生活影响下,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即使走向歧途,童年时代的美好、神圣的记忆却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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