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说是要检查证件。这又把我吓坏了，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哇，检查到我身上就完了，单是铁棍一阵乱打，我就受不了了。但我又不能有任何动作，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奇怪，他们在离我还有一两个位置的地方，突然不查了，下车走了。我当时心里想：真是天助我也！——人处于完全无助的情况下，真的只有相信命运了。
我好不容易逃到我大哥那里，却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在被审查，家里还住着一个监视他的人。我这一去正是自投罗网，马上就关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学校，学校就派来了两个学生，把我押送回去。押送的是一个“要犯”，在武汉要换火车，找旅馆，都不肯收留，只能蹲在火车站里。今天提到武汉，我就想起当年做被押解的犯人的滋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这是很难形容的。
后来车到了柳州，正赶上广西两派武斗，上面子弹飞舞，我们就扒在车厢的地板上，随时都有流弹穿窗打进来的危险，那又是一番恐惧。
一路押着，押到贵州。一下车，全校“革命师生”都在那里等着，不由分说，戴上“117黑参谋”的大牌子，走遍安顺大街小巷，一路游斗。然后万人大会批斗。批斗完了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半夜里忽然被叫起来，电筒光一阵猛照，真把我吓死了，以为要枪毙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经战，就是要制造恐惧。最后由于形势变了（文革中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大概是强调要“落实政策”吧，于是又把我放了。
那样一种恐惧感，真正是刻骨铭心，成为我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或许正是这样生命的体验，决定了我今天的基本价值立场。但这样的“红色恐怖”并没有压倒我，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反抗意志。尽管一直处在严密的监控下，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人”，但我仍然参加了许多“地下活动”，这里又有很多“故事”，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就说说我的又一次“死里逃生”吧。
死里逃生
当时“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实行“围剿”政策。最后把我们逼到了一个工厂，这个厂的周围都是山，山上由全副武装的“群众专政队”控制着——现在，他们所有的已经不是原先的铁棍，而是由军分区发放的机关枪。当时我参加了宣传队，要到被包围的车间去演出，经过一个开阔地，只见子弹横飞，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害怕，一阵猛跑，就冲过去了。又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路过工厂的人，要从封锁线过，我劝他不要走，他说有急事，非从哪里过，结果就中弹倒下了，我冲过去把他救回来，他因为流血过多，终于死在我的怀里，我全身的衣服以至内衣全都被他的鲜血浸透了。
这是我第一次闻到血腥味，第一次面对无辜者的死亡。这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血的历史教训”，就是和这样的“血的记忆”联在一起的。我之所以不能容忍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不管用了什么名义，就是因为我曾经直接面对无辜者的死亡，任何为杀害无辜者的行径辩解的说辞，我都从中嗅到了血腥味。
而当时我们这些“红色政权”的反对派的处境却十分险恶：封锁圈越来越紧，有消息说，很快就要全面清剿我们困居其中的工厂，我们只得连夜逃跑。
那夜，正下着暴雨。我们就在夜色和风雨声的掩护下，从严密把守的两山之间，悄然无声地偷越而过。这是非常惊险的一幕。——我一生经历了不少险情，这恐怕是最危险的一次。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像是看惊险电影或电视，但我们当时都有命悬一线的感觉，而且非常的狼狈。一出门我的鞋就掉了，而且完全不习惯于走泥泞路，走一步滑一步，还是一位青年工人把他的鞋脱下，让我穿上，我至今还感激这位似乎是沈姓的师傅，当时我们都在一个宣传队里。在患难中我结识了不少工人朋友，以及其他阶层的朋友，和下层社会的三教九流都有接触，这或许对我以后的价值立场也有些影响。
我们逃到哪里去呢？正好当时部队换防，来了一支原来驻云南的野战部队，或许是党内、军内斗争的缘故，他们到贵州来，就支持我们这些反对派。我们当晚就撤退到部队的营地里，得到了保护。后来听说曾有满满一车“文攻武卫”队员到我所在的学校捉拿我，幸亏我躲在兵营，才幸免于难。
我到了兵营不久，就写了一首诗。诗云：“千炮轰，万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一个个比钢硬，比铁坚，顶天立地堂堂英雄汉。一身单衣，一本宝书，无牵无挂，任围追堵截，任血腥屠杀，老子只有一句话：为保卫毛主席，献出这一百多斤又算个啥？”这里讲“千炮”、“万弹”自然是文学的夸张，而“老子”云云，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但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却是真实的。而经过这样一些磨炼，得出的结论却是用生命“保卫毛主席”，尽管这也是真诚的，却包含了应该吸取的某些教训。
精神的迷误
像我这样的人，参加造反派，有“逼上梁山”的成分，因为在保守派的眼里，我永远是“反革命”，只有造反派才同情、支持我，为我平反；同时，在参加造反的过程中，我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
这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底层反抗感情里有很强的狂热和盲目的成分，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的反抗，因而很容易被利用，被误导，走向歧途。
坦白地说，我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觉悟到这一点的。我当时读鲁迅的著作，看到他在一篇题为《杂忆》的文章里，提到“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什么呢？”读到这里，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文革中的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样的“卑怯”的“反抗”么？我们曾受到压抑，心中郁积着“怨愤”，文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我们这“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真的“烧掉了什么呢”？问题在于，在底层百姓和知识分子受到“强者的蹂躏”而产生的“怨愤”里，除了“愤怒”，还蕴含着“怨毒”，前者可以引发出正大光明的反抗，而后者却是一股邪气，很容易被利用，引发出疯狂的破坏。因此，鲁迅提醒“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励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许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
文革中有一个盛行的口号：“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一个追求与目标。他的理论根据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本来，强调“卑贱者聪明”，对打破鄙视卑贱者的传统观念，破除迷信，增强底层民众的自信，是有合理性的，并且很容易在身受等级体制压抑的底层社会引起共鸣，在文革中自然就起到了动员他们起来造反的作用。但“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的同时提出，就意味着将“卑贱者”与“高贵者”绝对对立起来，并引申出一系列的对抗：“学问多的人”和“文化缺少者”，“社会地位高的”和“社会地位低的”，“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大人物”和“小人物”，“老古董”和“年轻人”，等等（以上引语均见毛泽东著作，在文革中广泛流传），将二者绝对对立，而且赋予阶级对抗的意义，不但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倾向后者，贬抑前者，而且号召后者起来打倒前者，“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样，就将底层因受压抑的不满引向反知识、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歧途，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暴行，就是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旗帜下发生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只是一个“罢官运动”，也没有进行任何制度建设。因此，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必然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造反派进入这个体制，成为掌权者，其自身的官僚化与腐败，蜕变为“新贵”，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这样的靠文革造反爬上去的“新贵”更坏，因为他们是从底层陡然进入上层的“暴发户”，所谓“得志便猖狂”，是更加残暴、更加贪婪、更加不得人心的。
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始终处于被压制的、边缘地位的造反者，是幸运的：我可以始终保持底层的、民间的独立观察与思考。
“民间思想村落”困惑中的艰难探索
这样的独立观察、思考与探索，发生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而且是载入了党章的，突然之间“接班人”成了“叛徒”，于是，文革中制造的许多神话，都轰毁了，我们不能不产生怀疑，重新思考一切。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自己也写文章说过，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许多“民间思想村落”，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各种“沙龙”散布各地。在我的周围，也慢慢地聚集了一批年轻人。最近其中一位成员，写了文章，有这样的回忆——“在我们这个小城的西面，在距市区不远的滇黔公路边，有一条小路。小路穿过一片采石场，在一条狭长山洼的田野里蜿蜒。路的尽头，是所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学校位于一片隆起的坡地上，旁边有座水库，依山傍水，是个读书的好环境。”
当时我就在这所师范学校里教书。前不久我回到小城，故地重游，确实感慨万分。当年的种种情景，都一一重现。正像回忆中所说——“有段时间，我们这一小群人——工人、职员、代课教师，以及没有找到工作的零工，男男女女十来个，几乎每周一次，要到那小屋里去聚会。我们常常沿着山洼里的那条小路，翻上几道高而陡的土埂，带着自备的干粮或采办的蔬菜，在那小屋里呆上整整一天。由于小屋的主人不擅烹调，我们必须为他（当然主要是为自己）帮办伙食。有时为了省事，就有自告奋勇的朋友，骑着车，专门跑到火车站的站台上，去买上一大包不要粮票的烧饼，然后就着一大锅烧好的菜汤，一屋子人一边嚷嚷着，争论着什么，一边就啃着手中的干饼。以至后来为这小屋的主人送别时，我还在一首不伦不类的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更难忘，娄山湖畔，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冈，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与清汤……’
“是的，我们在这里，谈马克思，谈巴黎公社，谈那些在传抄中见到的手稿；当然我们也谈文学，谈鲁迅。有段时间，小屋的主人还接连数次给我们讲《野草》，讲《故事新编》。还讲过一次莫里哀的喜剧。（因为莫里哀的喜剧是‘资产阶级的’，不能公开讲，就只好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