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言壮语，以铁铮铮的硬汉自诩，但是在意外事件或突发病痛面前，却失去了起码的自我控制的力量，变得仓皇失措，表现出各种丑态，让人觉得可悯又可憎。而从不以大智大勇自居的冰心，却能如此平静地面对亲人的死亡，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身后事，没有半点畏葸与恐惧。这倒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在那纤小的身躯内我觉得不仅有一股浩然之气，而且有一股威严的力量，也许可以用貌似柔弱、实则刚强八个字来形容她吧。
那一天，她谈锋甚健，还向我们谈到了她最近在看的书。一位八十六岁高龄的人，读书之多之快简直让人惊讶。她谈论到最近几位十分活跃的作家的新作，并且一一有所评论。特别是谈到了她“用一天一晚的时间读了她同庚小老弟刚刚出版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她望着我们说：“这是第一本写我们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我读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本回忆录长达六百五十页，只用一天一晚的时间就读完了，我都觉得难以想象。那一天，她还极有兴致地让我们进入她平时读书写作的处所——卧室，向我们介绍了她心爱的猫：那只我们从照片上见到过的有着长长的白毛的猫。我们进去的时候，它正在冰心的书桌上往返踱步，并且不耐烦地喵喵大叫。冰心极其慈爱地拍着它告诉我们：“它每天下午三点钟就跳上书桌来讨鱼干吃，不给不走，我在写文章它也不走，有时把我的稿纸都抓烂了。”
这次谈话意趣盎然，但是，由于她那关于生与死的议论塞满了我的心间，把我的心装得满满的，使得其他任什么东西都再也装不进去了。
1986年2月底我又去京开会，去看望夏衍同志时，向他讲起上次与冰心的见面，并且告诉他，我真想就冰心所谈生与死的问题写一篇小文章。他听过之后，豪兴又起，他说我再带你去看一次冰心，可能对你写文章有帮助，上午他忙着打发沈宁与我去买冰心喜欢吃的一种蛋糕，下午午休起来，他就率领着我们进行从城东北到城西南斜穿过大半个北京的“远征”了。
老大姐在意外的惊喜中接待了小老弟。
在那温煦的冬尽春来的午后，两位曾经在中国文坛领过一代风骚的老人，轻松地谈今论古——上次在这个客厅中进行的那种严肃的话题谈不起来了，两位老人的两个爱女吴青和沈宁却非常活跃，特别是吴青不断向夏衍同志提出她作为区人民代表在检察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问题，整个的气氛显得那么和谐而愉快。那头花尾巴白猫又不时来往逡巡其间，更增加了一份温暖的感觉。这两位老人，一位卷入革命的漩涡中整整六十年，一位终生奉行着爱的原则，经历各有不同，性格也有差异，但是他们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却有着共同之处。正在那几天，我刚读过周明同志所写的记冰心同志的文章《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周明同志提供了冰心作为座右铭并经常录赠给年轻朋友们的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正是在淡泊无为、通达知晓这一点上，两位老人获得了共同之点。这个为人原则，看来消极，其实在非常的情况下，它往往能使人免于随波逐流，从个人利禄得失之中解脱出来，身处顺境，可以不骄不躁，面临逆境，也可以不惊不馁，从而保持了人格的独立。正由于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今天还受到文坛内外的尊敬。
冰心前辈的文章，使我终身受益，这时我又悟到，冰心的为人，也将使我终身受益，当然，要学到这一点，那是很难很难的。
1986年4月6日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2节 探病中周扬（1）
1985年1月12日，夏衍同志带领沈宁和我去北京医院探望冰心和周扬两位前辈。行前，夏衍同志对我们说：“我们先去冰心房间，然后你们两个上去看周扬，我不上去了，在楼下冰心房间等你们。我怕周扬看到我激动。沈宁向苏灵扬说明一下。”
大家都知道周扬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容易激动。另方面，就夏衍同志来说，见到病重的老友，也一定会动感情。这对两位老人的情绪和健康都没有好处。因此，沈宁和我都赞成这样安排。
在冰心房间坐了一会儿，沈宁和我就准备上楼了。我们刚走到门口，夏衍同志把我们叫住，关照我说：“见到周扬的时候，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连忙称是。
在进周扬同志病房之前，对于夏衍同志的特别关照，我以为只是由于我平时也爱激动，所以他才提醒我注意，但见到周扬同志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病倒之后的周扬同志。尽管一年多来我也曾听到了他自广州发病以来，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的消息，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已严重到这种程度。
征得苏灵扬同志同意后，她将我们引进房内。中国作协张僖同志先我们而在。我们和他默默地打了一个招呼后，就直奔床前。周扬同志仰卧在床上，正在接受静脉滴注，面色苍白并有些浮肿，目光也有些呆滞，全然不像1980年我在上海见到他时的模样了。灵扬同志对他说：“沈宁和小李来看你了。”周扬同志眼皮阖了一下，很吃力地做了一个点头的动作，然后双手向两侧伸出。我俩赶快向前分别握住他的两手。他紧紧抓住我们的手，十分用力。他说不出话，眼泪从他眼角慢慢地渗出并流淌了下来。
见到这无言的泪水，我立即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激动了起来。但是，我立即想起了夏公的关照，“不行，不行，我得忍住，我不能哭，绝不能哭。”
沈宁开始讲话了：
“周伯伯，您比我上次来看您要好些，这样就会慢慢好起来。您别心急。”
周扬同志的目光朝向她，表示在听她说话。
我赶快接上：
“这次来开作家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好多人都想来看您，但怕影响您休息，才没来。”
周扬同志微微点一下头，我接着说：
“大家都惦念您，开幕式上读到您给大家的来信的时候，掌声持续了一分钟三十四秒——这是坐在我旁边的新华社记者看表记下来的，这是谁也指挥不了控制不了的。这是大家对您表示的敬意。”我觉得我的声音由于激动开始发硬发颤。我赶紧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又接下去说：“您要保重，希望您赶快好起来。”
张僖同志接过来说：
“周扬同志这几天好多了，我刚刚还和他说，再好一些，易地疗养一下也许有好处。到上海去住一阵，说不定上海医生另有什么治疗方案。周扬同志也同意。”
“您情况稳定下来就到上海来吧，那儿您有那么多熟朋友和老同志。您到上海不会感到寂寞。我们也可以帮苏校长跑跑腿。”我说。
他老人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想到上海呢？是他想起“文化大革命”前夕肺癌手术后在上海疗养的那一段日子，还是在这生命的最后阶段回忆起了在上海度过的青年时代？
沈宁向我示意可以告辞了，这是我们事先约定的，探望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避免周扬同志疲劳。
“周伯伯，我们走了，您好好休息。爸爸也问候您。”沈宁开始站起身来，我也站了起来，说：
“周扬同志，我明天回上海了，下次来北京再来看您，希望那时看到您已经坐在沙发上了。”
周扬同志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他将沈宁放开的那只手也移过来一起握住我的手。
我明白您的意思，沈宁在北京，可以常来看您，而我这一去，谁又知道还能再见或者不能再见了呢？！我强忍住涌上来的眼泪呜咽地说：
“我现在已经没有对于家里的后顾之忧了，今后会常来北京，常来看望您的。”
1947年周扬在张家口
然而他的手握得更紧了。我明白，我明白，您有许多话要说，像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那样，叮嘱、开导我，甚至教训我。我也明白，有些话，您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晚辈说的。——那样一个只知工作不知其他，那样一个精干而不知疲倦的人，如今被病魔折磨成这样，显得如此衰弱而无助，这简直让人无法接受。我感到，我的克制力量已经到了极限，防线马上就会崩溃。我用力抽出自己的手朝着房门奔去，刚冲出门口，强压在心底的呜咽一起涌了上来，我出声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不要哭！”苏灵扬同志像平时那样带着命令的口气，拍着我肩膀说：“小李，别哭！那些人还在压你吗？我们年纪大的骨头还硬些，不怕压。压你们年轻人，真不像话！只要真理在你这边，你就不要怕，总有是非在嘛！”
我连忙带着没有止住的哭声回答：
“不，不！苏校长，我现在的情况没什么，我不要紧。”
虽然我早已过了五十岁，但是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年轻人”。她指的是我前几年在作协工作中不断受到的指责。在这种时候，周扬同志的病情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苏灵扬同志还关心到我——其实这时我哪里还顾得上想那些事呢，我哭得更厉害了。……
其实，我和周扬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我觉得他为人有可亲的一面。虽然他多年身处文艺界最高领导的职位，又是具有权威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而且，不时也流露出某些领导者所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声势夺人的作风，但是，可能由于他与夏公关系的亲近，或者也由于他对周围年轻人具有一种富有人情的宽容态度，所以，我们这些“初生的牛犊”在他面前并不感到手足无措、拘束紧张。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3年春，夏公访问印度回来，机关派我和警卫员去北京迎接。当时周扬同志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讲起话来，一口湖南口音，滔滔不绝。即使两三个人谈话，周扬同志讲话也像开会一样，言必马列，有条有理，一丝不苟。到了开会场合，那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我认为湖南人个个口若悬河，人人雄辩健谈。他固然健谈，却又显得有些拘谨，他不仅言必马列，而且言必工作。夏衍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每次去京，他常到车站来接，还每次必来夏衍同志住处看望，或约到他家谈话。即使是在这些场合，他的谈话也很少超出工作的话题。夏公保持浓厚的文化人作风，一到北京，就不断地有一些电影、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个方面的艺术家找上门来，聚会小酌，天南海北地神聊一番。
在这类聚会中，我一次也没见到过周扬同志。我几次听到夏公十分婉转地向他建议，多找艺术家们聊天，这可以听到会议上所听不到的意见。但是，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的习惯，周扬同志似乎更习惯于开会，似乎从开会中能够得到很大的乐趣。连苏灵扬同志似乎都有这种看法。1961年春我因病在杭州工人疗养院疗养，一天得知周扬、以群同志来杭州讨论电影剧本《鲁迅传》和以群同志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文学原理》，便从屏风山跑到杭州饭店去看他们。不知哪一位建议去虎跑喝茶，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