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激情——只有对社会、对生活、对艺术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种激情。因此，他宁可欣赏这种不够全面公允的“尖刻”，也不喜欢不见才气的四平八稳。在我接触到的老前辈中，大概只有少数人具有这样宽宏大度的胸襟。
是的，爱才而宽容，我觉得用这句话说明、概括他为人的一个方面是很恰当的。为了出自爱才的宽容，他受过多少指责！在解放初期那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形势下，连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都开展了如火如荼的讨论，他居然公开肯定张爱玲的艺术才气，并通过几位作家、电影导演、报界人士劝她不要离开大陆，还亲自筹划对她的安排。出于种种原因，张爱玲还是走了。他得知之后，惋惜地对我说：“这是一位艺术家，你应该读读她的小说，她所反映的她生活于其中的那个阶级的生活是相当深刻的。”1980年他在上海华东医院接见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时，我陪同在座。当於梨华谈到张爱玲现隐居美国时，他对於说：“你再见到她时，请代我问候，并欢迎她回来看看。”这两年，国内掀起了张爱玲作品热，而在当年，谁敢仅仅为了艺术才气而肯定她呢！要知道这是一位出身于清末名宦家庭，成名于沦陷时期，写的又全是十里洋场没落的半宦半商家庭的男男女女的纠葛的作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家庭、个人、作品，都是与革命离得远而不能再远的了。
关于夏衍同志爱才的表现实在不胜枚举，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例。那就是一位有成就的女演员，由于家庭中婆媳长期不和，做了蠢事，引起了政法部门的干预。这类纠纷，处理上处于可宽可严之间，夏衍同志又冒了舆论的危险，从中调停。他看出了我当时的担心与不解——这类事他完全可以不管，他对我说：“这是个有才华的演员，我如果不出来讲讲话，说不定她就会毁了。当然，我这样做可能会遭到非议。但是，这根鞭子如果打在我身上，我也许也要受到一些皮肉之苦，但，挡一下就过去了。”是的，在那个年代，栽一个跟斗就一蹶不起、毁了一辈子的事并不少见。夏衍同志这样的为人舍己的品格，让我感到肃然起敬。后来，我还见到几桩他为了触犯常规的干部排除困境的事例。在那个人人口头上号称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从严、处理从宽”，而实际上越是主张“从严处理”才越显得革命的时代，这样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夏衍同志正是在这种甘冒风险中显示出他的长者风度的。
果然，这些事——无论是“二流堂”，还是张爱玲，以及他曾保护过一些艺术家和干部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清算”了出来。在干校的草棚棚的宿舍里，我听着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一位小将躺在地铺上，咬牙切齿地读着这些“黑材料”时，我默默地想：你们这些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黑心鬼们，怎么能了解一个宽厚的革命者的心呢！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他已吃过许多苦头，但他“童心”未减，初衷未变，我几次去京看望他时，总是看到他兴致勃勃地接待有才气的年轻人和为他们说话。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2节 人、风格和兴趣
——观“夏衍捐赠字画展”所感
不久前，夏衍老人把他多年收藏的字画全部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这件事在文艺界圈子里成为一时的话题。1989年夏，他先是将他十分珍爱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其“侥幸”地失而复得的纳兰容若的诗翰手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当然，这都是无偿的，他连捐赠仪式都辞谢了，只同意在他故乡杭州举行一次展览。
前一阵，许多老前辈都将自己收藏的文物捐献了。据夏公说，李初梨、李一氓、周培源、孙大光都将他们所收藏的陶瓷、书画、善本捐给了各自的故乡的博物馆。对于他们的这种做法，夏公认为，这些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流散于肆里坊间，既有机缘将它们收集起来，还应该将它还给国家，成为全民族所有的文化遗产。为避免再度流散，交由博物馆保存是最妥善的方案。博物馆本是荟萃民族文物乃至世界文物之地。至于选择哪个博物馆，他说，那当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所以将纳兰手卷捐给上海，那是因为纳兰手迹传世者很少，他知道另有几件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所以将这手卷也交给上海，以求集中。其他九十四件所以捐给浙江博物馆，那是由于杭州是他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受教育于斯，他去日本留学，也是由当时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即浙江大学前身）公费保送的。所以他说：“这一次捐赠不能说是‘奉献’，而只是‘报恩’。”1987年夏衍得了一笔日本颁发的“国际文化交流”奖，他就把五万元捐献给故乡，作为浙江省的教育基金。
夏公不是专业收藏家，收藏字画不过是他众多的业余爱好中的一项。文艺界的人都知道，夏公从事过的工作很多，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则知道他个人兴趣也很广泛。以我所知，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最大的爱好是看球赛和集邮。他对这两者的喜爱程度不相上下，难分伯仲。他也喜欢种花、养鸟、养猫。在上海时期，星期天他也常在潘汉年家里和陈老总、周而复打“五百分”。更意外的是他还对植物学有兴趣，他津津乐道地告诉我们，菠菜是从波斯引进的，土豆是从印尼引进，南瓜是从柬埔寨引进的等等。当时他在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买过一套日本出版的《百花图鉴》。我的区分枫与槭、玉兰与辛夷等起码知识，就是从那本书上得来的。但是，1955年他调到文化部之后，由于工作繁忙而放弃了某些兴趣。在文化部，他分管电影与外事，这两项工作都是周恩来总理直接掌握的，而且抓得很紧，很细，于是他就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半夜三更打电话要他到西花厅去汇报，有时“出题作文”，限期交卷。他曾很得意地说过：《论〈十五贯〉的改编》这篇五六千字的文章，是总理看了演出之后，当场下命令，要他开夜车，一个通宵赶出来的。忙，又有一点不服输的性格，而一天又只有二十四小时，于是他不集邮了，花也不种了，一段时期专心搞业务，审阅和修改电影剧本。他又分管外事，所以艺术团出国，演出节目都要他拍板定案，当时出国的艺术团主要是京剧、杂技和歌舞，于是久而久之，他又爱上了京剧。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工作者，大多数人是多少有点看不起京剧的，他不例外，对京剧他是外行，但是他有一股钻劲，不懂就学，不懂就问。这样，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李少春就成了他的先生和好友。有一年他到上海来审查上海京剧团的出国剧目，他除讲了出国演出要注意的事项之外，还对每个剧目都提了一些技术性的意见，这就使上海文化界的人感到意外，几年前他在上海当文化局长的时候，是很少看京戏的，事隔几年，他提的意见居然很像一个“内行”了。那一天作家章靳以也在座，冷不防地向夏公提出：上海京剧团生、旦、丑行都可以，刀马旦很出色，可是还缺一个挑大梁的净角，你们文化部能不能在明年戏校毕业生中挑一个黑头给上海？架子、铜锤都可以。夏公有点吃惊，除了说尽可能照办之外，后来还对我说：“我过去一直认为新文艺工作者是很少看京剧的，想不到靳以是个行家，我太主观了。”他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他爱京戏是真心实意的，三年前一个美国姑娘在北京演了一出梅派戏，他就兴奋地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很别致：《看洋人演京戏而大悦》。
他在文化部那一段时期不集邮了，不种花了，那么是不是一切嗜好都没有了呢，那也不是。他还是有球必看，乒乓、排球、篮球，特别是足球他从不错过。那时他和荣高棠有一个“互助协定”，就是荣高棠要看戏，他送戏票，他要看球，荣高棠送球票。今春我从杭州到北京去看他时，他正在和一位球友大谈球经，他说国家足球队兵败狮城，他看了电视之后一夜没有睡好。他说失败的原因一是教练管教不严，二是大赛之前不该搞太多的热身赛，到新加坡之前，已经是伤的伤、病的病，八十年代出访日本，在奈良喂鹿。
这是疲兵上阵，这样的事，“五一九”事件之后已经不止一次了。但他对新组建的女排还是很有信心，他说上海二李（李月明、李国君）有进步，新人赖亚文、许新都很有希望，只是缺了一个郎平那样的主攻手。他对球员的姓名、身高、体重，都讲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我这个外行人只能洗耳恭听，想不到年已九旬的老人还有这一份童心。
我问他，五十年代你不是很忙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闲情？他辩解说：“嗜好不多了，只有两样，一是体育，二是跑琉璃厂。看球很紧张，玩书画则很悠闲，这也可以说是一张一弛。人生在世，既要工作，也要休息，只工作，不休息，人累坏了，工作就肯定做不好。越是忙，就更要挤出点时间来散散心。散心，就是转移注意力，这就是忙里偷闲的意思。”
我问，你跑琉璃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先是五十年代初，和艾青、吴祖光去看齐白石，不过那时还没有上瘾，偶尔买几张画，回到上海就随手送人，送给刘晓，送给吴强。开始对文物有兴趣，是到了文化部之后，先是被阿英拉了去的，他买旧书，我则买点字画。当时星期天跑琉璃厂的人不少，我就是在荣宝斋、宝古斋这些地方认识了邓拓和田家英。他们是行家，我则是凑热闹，或者叫附庸风雅。我这个人从小就有一点收藏癖，香烟片子、火柴盒都收藏过。跑琉璃厂，很快就陷进去了。先是爱上了齐白石，经过介绍，认识了这位老画家，我欢喜和奇人交朋友，白石老人的确是一位平生少见的奇人。当时他家里有一个看门人是清宫出来的太监，侍候过皇上，所以门看得很紧，颇有点“闲人莫入”的派头，有一次我和新凤霞去买画，白石老人亲自送我们到门口，从此之后，这个太监就对我们另眼相看了。老人还有一个怪脾气，买他的画一定得一手交钱，一手交画，而且只要新钞票，旧票一律不收。顺着他的脾气，事情就好办了，他不仅可以打开画箱让我选，而且还可以出题目请他画，我最欢喜的那幅《鼠子闹山馆图》，就是因为他很少画老鼠，所以我出题请他画的。有时，还可以请他题上款，他就挥笔给我写了“夏衍老弟”四个字。
我是夏公的“老部下”，当过他的秘书，所以可以无所不问，一次谈不完，第二次再问：“那么，为什么又爱上了扬州八怪呢？”他说：扬州八怪之所以被人叫做“怪”，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画的革新派，齐白石也是革新派，看得出他是受过徐渭、扬州画派和吴昌硕的影响的，懂得了一点齐白石之后，进而收藏郑板桥、金冬心，那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五十年代，扬州派的画市场上还不少，但是要收齐八家的作品，那就不容易了，特别是高翔的画，简直是跑遍厂甸也看不到一幅，我这个新手居然能收到三幅，那简直可说是奇遇了，其中的《行书诗翰册》，还是我们浙江耆老陈叔通先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