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李雷，曾做诗描写爱神邱比特跟他的情人赌牌，女
方以吻做赌本，邱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赌本。不料邱比特霉运当头，不但输掉弓箭箭
鞘，甚至连他妈的鸽子麻雀等等，都一齐输光。最后他赌得兴起，竟以两只眼睛下
注，结果仍是一输到底。从此爱神变为盲神（Blind God）。“爱情是盲目的”，
来源也就在此。
依这神话看来， 好赌之性，不始于人，而始于天，连神仙也不例外。 无怪乎
大老爷们一禁赌，就要惹得“人神共愤”，闹得鸡犬不宁了！
谈起赌来， 可真是个大题目。我现在大题小做，想单就“固有文化” 方面谈
谈赌的来龙去脉。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以谈“国赌”为主，至于“洋赌”，我因稿
费不足，赌气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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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 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 。“赌博”
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
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
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
子不博’”；《管子》中“ ……发五政，一曰‘禁博塞’” ；《史记》中“荆轲
与鲁勾践博，争道。”等等，都是指赌而言。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中国人尚赌历史
之早，证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除了大谈仁义道德外，固不乏有大赌徒存在。
另有一种流行的赌叫“樗蒲”，照《博物志》的就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发明，
如果属实，倒真是士林佳话： 老子不但写“道德经”，还发明大赌具，这种赌具，
最为晋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说“圣人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樗蒲者，牧猪奴
戏耳！”所以他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痛绝。其实当时的赌徒们大可提出异
议：“你陶先生喜欢搬砖头，难道算惜分阴吗？把砖头由屋里搬到屋外，再由屋外
搬回屋里，难道比赌更有意思吗？”再晚一点的赌具有“双陆” （又叫“握梨”
或“长行”），是唐朝流行的玩意。有一次武则天做梦玩双陆，可是老是输，醒来
心里嘀咕，特去请教狄仁杰问是怎么回事？狄仁杰瞎解释一通，说什么这是皇宫中
没有太子的缘故，故意扯进了政治问题。当时大家玩双陆， 照《国史补》的说法，
“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可见赌风之盛。
二、从骰子到牌九
唐朝又流行一种赌，就是“骰子”，这是唐明皇跟娇滴滴的杨贵妃常玩的，又
叫做“叶子戏”。《咸定录》上说，当时“咸通以来，天下尚之”。可见它迷人的
程度。骰子后来的一项流变是“升官图”，这种道具，更由单纯的赌，进而露出官
迷的心理。
传说中，唐明皇有一次跟杨贵妃玩骰子，明皇先掷，已占大优势，杨贵妃除非
掷出“四”点，否则将输。只见她娇啼一声，玉手张处，四颗小点，应声而出。贵
妃大喜，明皇亦大喜，随即传令天下，所有骰子上的“四”点，都要染成红色，以
示庆祝。这也就是今天骰子上红四点的来源。至于骰子的“一”点也是红的，其来
源就不可考了。
另有一个关于骰子的有名故事，是写明朝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跟沈万三比赛。
用三颗骰子，沈万三一下掷出个十八点，这是最高点，明太祖还不认输，他说他还
要掷，并且掷出个十九点，给老沈看。于是明太祖口中念念有词，一掷而下，果然
出了个十九点。原来其中一颗骰子一点裂成了两半！
这个故事的另一荒谬加工是： 当明太祖掷下骰子并坚持要十九点的时候， 可
急坏了当地的土地爷。土地爷不敢开罪明朝大皇帝。 只好帮他作弊，奉命不准输。
于是土地爷赶去找财神爷，请他无论如何要帮忙。财神爷因为太胖，赶到赌场颇费
了一阵工夫，于是那颗作弊的骰子，为了等财神爷驾到，就一直转个不停，害得沈
万三抓耳挠腮， 一直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更弄不清为什么输得这么窝囊。
唐朝以后，宋朝人也好赌，并且还有一个最好玩的故事。宋朝真宗在位第七年
（一００四），辽圣宗南侵，直打到河北省的濮阳（当时上澶州的澶郡）。宋真宗
吓坏了，想迁都逃跑，主逃的一派是王钦若。不料逃的计划遭到寇准反对，寇准主
张“御驾亲征” 。真宗无法，只好冒着满头大汗，直奔前线。结果军心大振， 辽
国也愿休兵议和。事后真宗非常感谢寇准，很重用他。于是主逃派想了一条妙计，
来破坏寇准。 一天王钦若向真宗说：“陛下闻博乎？ 博者输钱尽，乃罄所有出之，
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 斯亦危矣！”傻不鸡鸡的真宗皇帝想了一想，
果然认定当时寇准不无拿他“孤注一掷” 的可能，于是就不再信任寇准了。
这是以赌博运用到政争的有趣的故事。
宋朝又有一种叫“宣和牌” 的赌具，是宋徽宗宣和二年（一一二０）的产品，
据《诸事音考》上说，这种牌还是官方制定的，“宋高宗时始诏如式颁行天下” 。
当时是牙牌，到了明朝，演变为骨牌，就是今天的所谓“牌九”。据我研究官方所
以不禁止的原因，可能由于《牧猪闲话》这段答案：
“凡戏具皆须纠率同志，惟骨牌可以独坐自怡，故功令不禁以为非赌具也。 或
旅馆萧寥，或蓬窗寂静，未携书籍，更鲜朋欢，时一拈弄，足以消暇。”这类情形，
似乎我们也可以找到旁证。 据五十三年八月十九号《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导：
“ 台湾省政府昨天指示警务处：扑克牌为现代社会家庭高尚玩具之一， 欧美
国家早经普遍提倡，并有国际性的比赛，本省年来亦渐风行，应视为正当娱乐工具，
准予公开买卖， 以供需求，但不得为赌博或类似赌博的行为。”
按台湾省政府原为“维护社会善良风俗”，曾于民国四十三年下令禁止扑克等
的制造、贩卖及陈列。十年后改变态度，如此，似与宋朝的“功令不禁”不谋而合。
这也可说是一种对娱乐的新观念。
三、麻哥儿请了
上面几种赌具，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的已经失传，有地民被淘汰， 有的
民降到第二流的角色。唯有一种赌具，自明朝以来，推陈出新，自“马吊”而“默
和”，自“默和”而“花将”，自“花将” 而“马将”，自“马将”而“麻雀”，
自“麻雀”，而“麻将”，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赶过了所有赌具，而成为赌国仇城
国的魁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将军”！
为了对“麻将军” 致敬，这一节让我们专谈“麻将军”的身世。 又因为“麻
将军”是我们的“国赌”，让我们先从“国赌”谈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
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
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
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
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
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
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在一册日本人和美国人合著的《麻将入门》 （Mah Jong ForBeginners） 里，
第一句话，就称麻将是 “中国的国戏”（The Na…tional Game of China），岂但
是“国戏”，麻将同时敢是中国的“国赌”，关于这种国戏和国赌，吾友居浩然先
生的一段奇文，道尽了它的伟大：
“牌而能摸，又能自摸，除了绝顶聪明的黄帝子孙外，谁也不能发明。洋人赌
扑克，简直是自找气受。蒙特卡罗的轮盘，操纵在人，更无享受可言。惟有十三张
筒子，这听一筒，这时候自摸一筒，中指的指纹与一筒的圈圈慢慢擦过，真比服下
仙丹还要快乐。牌虽未看见，心里有数；然后翻开，验明正身，确是一筒，大叫一
声‘自摸’！做皇帝也不过如此。”
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又因为中国人不能
人人讲求卫生， 所以才流行了“卫生麻将”，麻将有那么多好处似犹未足， 还
要把它跟卫生批在一起，真亏黄帝子孙想得出来！
黄帝子孙之好打麻将，至少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麻将的前身是“马吊”，当
时还是四十张纸牌阶段。故杜亚泉在《博史》里怀疑：“西洋纸牌（扑克）与吾国
古代之马吊牌，有相当之关系，因其类似之处甚多。”可是在这方面，这回轮到洋
鬼子不进步，而是我们进步了。我们的马吊牌，已随着时间的演变，立体起来，四
百年精益求精的“摸索”，终于演变出一百三十六张堂堂之阵的麻将军！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０七），又继薛平贵之后，
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
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
钓鱼、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 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
“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
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
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
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
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 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
碰和” ，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
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晚明诗人吴梅村写《绥寇纪略》，说明朝亡国，乃亡于马吊。四百年来，马吊
的后身，却攀着明朝的子孙，从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适之先生在三下年前，就写文章谈到麻将，据他估计：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