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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才能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南宋初年“虔寇”震惊朝野，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最让人头痛的地方盗贼，也是江南西路最难对付的盗贼，难怪李纲要说：“本路盗贼，虔为最”。
对付“虔寇”，朝廷的办法除了派出精干大臣和武将如李纲、岳飞等前往镇压之外，在政策上还采取了招抚政策。对于招抚的功效，李纲算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把为首之人放回家乡，很容易使“贼众”又团结在其周围，构成新的作乱基础。所以，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盗贼”首领到部队任职，脱离其部下，而大部分“盗贼”则放归为农。这个过程，是个变“贼”为“民”的过程。实际上，“贼”“民”之间的转化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发生与平定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元代赣南的“畲贼”，还是明清的“流民”，其成分和前身都大部分是“编户齐民”，只是他们一旦脱离官方的控制，就成了“化外之民”和少量原住民“畲”、“瑶”等混杂在一起，构成对官府的威胁力量。官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镇压和招抚，其最终目的都是化“贼”为“民”。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那些编户齐民转化为盗贼呢一般的看法是官府的横征暴敛所引起的阶级矛盾。这个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在阶级矛盾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生态变迁。具体地说，是生态的因素牵引着这些编户齐民向山区开发。山区开发的一个后果就是官府统治管辖不到的山区成为了流民聚集地，而这些地区一旦聚集大量“化外之民”，就容易成为“盗贼渊薮”，官府则又要运用各种手段重新来变“贼”为“民”。随着大量“贼”变成“民”，“盗贼渊薮”往往成为新的官方统治区，甚至成为新的“县治”。一旦成为新的行政区划，就意味着这些“化外之区”成为“化内之区”，开始接受中央王朝教化。
从宋代“虔寇”、“峒寇”到元明的“畲贼”、“流民”，再到清代的“田贼”、“山贼”，这些按时间序列在赣南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各式盗贼的命运基本都遵循着这个规律，即在各种因素（其中主要是生态压力）的作用下，编户齐民一边开发山区，一边转为“盗贼”，而官府镇压的结果则使一些已经开发完成的山区成为新的行政区，从而进一步把王朝力量和教化扩展到这些新开发的地区。所以，不难理解，只有到了清代中期，赣南所有的“贼”都几乎变成了“民”的时候，大规模动乱也没有了，而赣南的山区开发也就基本完成了，赣南那些逐渐开发出来的角落也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地方”。
生态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是人口压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口自从进入宋代以后有较大速度增长。以宋代赣南为例。经过朝廷镇压，南宋中后期，“虔寇”逐渐减少。但是，另外一种盗贼——“峒寇”又出现了。某种意义上，“峒寇”可以理解为“盆地中的盗寇”。因为所谓“峒”，乃是指四面山环如桶，中间是平地的山间盆地。那么，又为什么“峒寇”会取代“虔寇”，成为赣南的地方性盗贼呢一种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人口压力。据我粗略估算，南宋赣南人口达到了将近200万之多。在美洲作物没有被引入的宋代，山地无法大规模开发，增加的人口生存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往盆地和平原等生态条件适应种植稻麦的地区转移。那么，南宋增加的人口转移入“峒”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在这些相对比较封闭的峒中早就居住了一些化外之民。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大量的人口为了躲避战乱和沉重的赋役而逃入深山，在南方的深山中也一直居住着一些土著的化外之民——“瑶”人。陈寅恪早就指出，桃花源之类的村庄在历史上有其真实的存在。问题是，作为“化内”的编户齐民进入“化外”的峒，引起的却是动乱，而不是和平相处的“世外桃源”景象。因为这些峒一旦成为与官府关系恶化之人的“化外之区”，就容易酝酿出盗贼集团。在当时人眼中，赣南的峒其实是各类罪犯集中之地，他们说：“及南安峒中多有随贼出草，有过无归、不齿于乡里之人，与夫单身盐子、被罪逃军、打把弓手等人，身手可用，无所顾籍，出入林峒，伺隙喜乱，诱胁良民，唱呼生事，皆由此曹”。这样的一个人群结构，当然是要和官府对抗的了。
宋代如此，其他朝代也同样如此。酿成明清赣南及其周边地区动乱长达几百年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大量流民进入山区开垦。所以，明代的赣南其实交织着几种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一边是官府控制地区的编户齐民大量逃亡，海瑞等官员痛心疾首；一边是官府控制不到的山区异常热闹，商人和流民等聚集在一起，种蓝栽烟（蓝即蓝靛，植物染料），开矿耕地；一边是动乱不断，官府不断地派出能人贤臣前往镇压，王阳明等人成就其“武功”；一边是官方的教化措施不断推广，各地百姓争先科举，以挤人“士绅”队伍为荣。
在这里，我们比较熟悉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变成了一个生态变迁和山区社会开发与中央王朝冲突与调适的过程。简言之，地方动乱成为了生态变迁的结果和一种王朝话语。
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哪里呢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各种“盗贼”集团就是与统治者对抗的阶级，只不过，我们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来看待它而已。但是，当我们换了一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时候，它就演变成了一个地方社会转型和演变的过程，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复杂起来，因为它必须具体到人群和历史场景中，因为阶级不光是个经济范畴中的概念，更重要的，还是个文化集团的概念。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逊所说：
阶级是一种既存在于经验的原始资料中又存在于意识中的历史现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结构，甚至也不是“范畴”，我认为阶级是某种在人类关系中发生的事（而且是可以被证明已经发生的事）。并且，当一批从共同的经历（无论是继承的还是分享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时常对立）时，阶级才发生。
我相信，那些在赣南历史上出现的“盗贼”集团，一定是因为感到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才能走到一起来对抗官府的。从宋代“虔寇”的“何人来坏我州府”的抗争，到清代流民团结起来共同弄个“户籍”来应对科举，莫不如是。这种共同利益的认同所导致的文化和心理的认同，首先是属于赣南地方社会的，但是，一旦被一些高明的人唤起，可能就成为让全国人民都能感受到的“阶级意识”。
所以，李自成喊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其实是一种能激起许多人心里共鸣的阶级情感的召唤。《白毛女》的观看者也是在一种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中（无论是土改前还是“文化大革命”中），与剧中人一起产生共鸣，而油然生出一种阶级的感情。相反，没有经历过的那种革命场景的年轻的学生们自然也就较难有这种共鸣了。
（《“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黄志繁著，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26．00元）
流淌的故事
张应强
记得第一次带着研究的目的去到清水江边，是在2000年深秋，二十来天的学术旅行，使得从前几次回老家留下的已经模糊的记忆，渐渐地变得清晰和生动起来，无论是发黄的契纸和斑驳的石碑，还是静静的沿江石阶和流动的传说故事，都散发着某种灵动而诱人的气息。从此之后，笔者每年都不只一次地来到这清水江畔，不断地用文字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也有了现在的这本《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
在中国如此众多的大江大河中，清水江再普通平凡不过，它在贵州省东南部的崇山峻岭间静静流淌，是洞庭湖水系沅水上游的支流之一。然而，清水江还是有它自己的故事，而构成故事最精彩篇章的，可能就是清代以来满江漂流的木材带出的喧嚣与繁华。这一延绵不断的历史过程，几乎就是随着清雍正年间将今天的黔东南地区纳入王朝国家直接控制之后而开始的。虽然这也有官方文献材料形成时间较晚且数量及内容的系统性也较为有限的缺憾，但清水江两岸民间保存下来的极其丰富的民间文献和至今仍在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向世人展开的也正是一幅围绕木材之流动所形成的区域社会历史图景。
笔者选取了木材作为分析和讨论的切入点来展开对清代清水江下游地方社会历史进程的描述。简言之，清水江木材的流动，始于沿江两岸民众的挖山中的杉树，待树木长大成林后砍伐撬运，通过溪河成排汇入清水江，最后在下游的木材市场完成交易，再由下河各地木商转运进入消费环节；这一环环相扣的木材流动过程，将清水江下游地区不同的人群都带入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社会经济活动当中。
不过，在叙述的结构上，笔者首先关注到清初王朝的开辟“新疆”及区域贸易中心市场的建立，特别注意到在开辟“新疆”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倡导和实施的清水江干支流的疏浚工程，对以清水江水道网络为依托的区域性物产商品流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王朝政府的主导和直接介入下，在清水江下游一带界分上河“生苗”与下河“汉民”的卦治、王寨、茅坪三个沿江村寨，最终建立起了三寨轮流值年执掌木材市场贸易，即“当江”的制度，以及下游“汉民村寨”为了地方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而展开“当江”权力之争，又如何最终催生了“内三江”与“外三江”共同“当江”享利的格局。
笔者着重考察了上河地区木材流动的一些重要环节，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在国家力量介入和市场网络作用下，地方社会出现的若干变化，包括在规范和约束木材采运活动的种种江规中所展示出来的适应市场网络需要的各种机制；全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在木材与白银的相对流动中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历史时空条件下的互动关系；以及各种权力、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最后在木材流动的起点较为仔细地考察了在以木材的种植与伐运为中心的经济生活中，村落社会所发展出来的适应性机制，和以地权关系为重要内容的社会关系及观念体系演变的若干重要方面。
诚然，笔者选取这样一种叙事的逻辑，只是便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