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笑的。”他寻思着。虽然自己也觉得这样想毫无道理，但怎么也压制不住胸中喷发的怒火。勉强解释的话，也只能说他和这世上的幸福过不去。
嘉吉不久前紧握在手中的幸福就像未实现的梦一样在他心里闪着微光。正是靠这微不足道的回忆他才活了下来。
然而，从屋里传来的欢笑声无情地粉碎了他虚幻的回忆，似乎使他重新认识到幸福早在过去就已离他而去，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幸福就是这样！”众人的笑声在向他挑衅。这笑声在嘉吉看来就是幸福的人对不幸的人的无情嘲弄。
他没有认识到世上有幸福也有不幸，也没有意识到现在幸福的人也不是永远都能幸福，不幸的人也有转运的时候。受到笑声的触发，对幸福的人的一味的憎恨充满了他的胸膛。
那天夜里，嘉吉像夜间出没的野兽一样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奔走，他找到白天喧闹的那家，潜入室内把钱偷走了。
“千惠，你饿了吧，真对不起。”
“我不饿。”
“别强忍着，饿的话就说出来吧。你这样挺着，妈妈很难过。”
“那我饿了。”
“是啊，已经这个时候了。回家我就去向阿末借点米给你煮饭吃，别担心。”
听着听着，嘉吉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两人的谈话，听来犹如死去的阿春和孩子说话一样。
“真是不知好歹！”
他又一次想。有这么好的妻子和孩子还不知足，竟然不要家了，真是个不可饶恕的家伙。
“咱们该走了。”
“你好些了吗？能走吗？”孩子问。
“没事儿了。不过，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千惠，就像刚才一样拉着妈妈的手。”
觉察到她们站起身要走，嘉吉徐徐向前靠了靠，在神社大殿的拐角处偷偷地看着她们。二人就像虫子一样一步一步向前挪动。那位母亲看上去非常虚弱。
“真的不要紧吗？”嘉吉想。这时，那位母亲向前一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孩子哭了起来。
“这可不行！”嘉吉大声喊着从屋檐下冲到了路上。
孩子的母亲像受了惊吓一样紧紧把女儿抱在怀里，抬眼望着突然出现的嘉吉，眼里满是恐惧。她果然是个漂亮的女人。
“哎呀，我不该这么大声的。”嘉吉急忙解释。“我在那儿避了会儿雨，你们过来时我就没出来。对不起，吓着你们了。”
他扶着女人站了起来。当他看到孩子害怕地瞪着眼睛看着他时，就轻轻拍了拍她的头。
“我叫嘉吉，是一个在深川的元町磨刀的磨刀匠。我是一个本分的人，你们不用害怕。”
“……”
“你们要去哪儿？”
“去深川的富川町。”
“哎呀，不就在这附近嘛。”嘉吉爽快地说。
“我送你们去吧。你这样带着孩子要走到天亮的。”
“不麻烦您了。”女人说。好像对他还有些戒心。
“原来如此。”嘉吉急忙扯下脸上的黑布，“请不要客气，太太。”
“请不要管我们，我们马上就走，您先走吧。”
“是吗？”
他说道，站在那里看着她们动身。母女二人撇开嘉吉没走几步，女人又跌跪在地上。孩子扯着妈妈的手，回头看着嘉吉。
嘉吉走了过去，在跪在地上喘气的女人面前蹲下身来。女人像是犹豫了一下，然后精疲力竭地倒在他的背上。
“不好意思，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
在背着女人过三目桥时，嘉吉说。“我是一个贫穷的磨刀匠，可以的话，我会尽微薄之力的，太太。”
听他这么一说，女人刚才一直绷紧的身体像失去力气似的突然变沉了。尽管她什么也没说，但嘉吉对她的反应非常满意，轻轻地将她的身子往上颠了颠。
在幽暗的灯光下，他身上背着女人，一只手牵着孩子在路上走着，觉得好像他们三人以前就这样走过夜路似的。真不敢相信就在刚才他还屏着呼吸打算去大津屋行窃呢！雨完全停了，夜空中星光在闪烁。
（兰立亮：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邮编：475001）
爱情和面包
［瑞典］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著张帆译
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JohanAugustStrindberg）（1849—1912），是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瑞典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小说家。斯特林堡出生于斯德哥尔摩，1867年考入乌普萨拉大学，曾因家境拮据而几度辍学。他曾当过小学教师、报社记者，后在皇家图书馆当管理员。
斯特林堡在大学时期开始创作剧本；其中反映冰岛神话时期宗教信仰冲突的剧本《被放逐者》，得到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赞赏；受到召见；并获得赏赐。以宗教改革为主题的五幕历史剧《奥洛夫老师》，是他在研究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写作技巧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成功的剧本。
1879年，斯特林堡采用狄更斯的手法，写出了他创作生涯中最具突破性的长篇小说《红房间》，对虚伪、欺诈和腐朽的社会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在对斯德哥尔摩城市风光的描写上也超越了前人，一举成名，这是瑞典文学史上第一部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此外，他还创作了瑞典文学史上优秀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女仆的儿子》（4卷，1886—1909），以描写群岛风光而著名的中篇小说《海姆斯岛上的居民》（1887），《朱丽小姐》（1888）和《债主》（1889）被视为欧洲自然主义剧本的典范。
斯特林堡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是激进的，他曾因短篇小说集《结婚集》（1884）中关于圣餐的描述而受到法庭控告，虽被判无罪，但精神上遭受了沉重打击。而在妇女问题上他的态度却是保守的，这在《结婚集》、长篇小说《狂人辩词》（1887—1888）以及剧本《父亲》（1887）中都有所体现。
在1890年后的七年中，经济窘迫和婚姻上的不幸使斯特林堡陷入了神秘主义。从1898年起，他的戏剧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自然主义转为表现主义以及象征主义，如剧本《到大马士革去》（1898）、《死魂舞》（1901）和《一出梦的戏剧》（1902），用幻想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悲愤、伤感和绝望。他后期还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历史剧，其中《古斯塔夫？瓦萨》（1899）在布局和人物刻画方面十分突出。斯特林堡晚年还从事语言研究，出版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著作，甚至利用自学汉语的知识写了《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书。
斯特林堡思想敏锐，构思新颖，笔锋犀利，一生共写过60多个剧本，大量的小说、诗歌和关于语言研究的著作，留下书信7000余封。他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运用了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他的剧作从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到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他的创作方法对欧洲戏剧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当时电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语言研究对瑞典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斯特林堡经历了曲折的创作道路，他的作品既揭露了现实中的矛盾，又表现出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影响；曾几次被查禁。他晚年支持瑞典工人运动，在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中，主持正义，支持无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赢得了工人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被誉为“人民的斯特林堡”。
斯特林堡的婚姻生活也同样曲折坎坷，他晚年生活孤独，精神一度失常。1877年，斯特林堡与斯瑞？冯？艾森结婚。生下三个子女，十二年后离婚，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生活。他被贫穷、挫折感、自责和内疚所围困，最终陷入癫狂的状态而浑然不知。过了两年“艺术家般的生活”后，他续娶年轻的奥地利女郎弗丽达？乌尔为妻。在欧洲疯狂地游荡一年后，他们离婚了。1896—1908年间，斯特林堡与第三任妻子哈瑞特？博瑟也终以离婚告终。短篇小说《爱情与面包》无疑是他不幸婚姻生活的生动写照。
——译者
候补官员乘车去少校军官家求婚时，肯定没有关注粮油价格。可是少校则不然。
“我爱她，”候补官员信誓旦旦地说。
“你赚多少钱？”老少校反问。
“虽然只有200克朗，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相爱，伯父……”
“这我不管，200克朗太少了！”
“是，但我还有些额外收入。并且，路易泽与我心心相印……”
“别说蠢话了！你能赚多少外快？”
“我们在勃奥小城邂逅……”
“你赚多少外快？”
少校不屑地大手一挥，抓起笔。
“我们年轻人觉得——您知道吗，伯父……”
“你到底赚多少外快？”
少校在草纸上胡乱涂写着一些难以辨认的字迹。
“哦，这不成问题，只需……”
“你到底想不想回答我的问题？你赚多少外快？请给我个数字！数字！实数！”
“我做些翻译，每页赚10克朗；我教法语；还有人许诺我，校对文章会拿到……”
“许诺不是事实！数字，我的孩子，数字！好，我现在记一下，你做些什么翻译？”
“我做什么翻译？这个我没法马上回答。”
“你没法马上回答？你说你做翻译！你却说不出做的是些什么翻译？简直是一派胡言！”“我翻译了基佐的《文明的历史》，共25页纸。”
“每页10克朗，总共250克朗。那么，还有呢？”
“还有？这个，我事前无法得知！”
“喏，你看，好个事前无法得知！但是，偏偏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事先搞清楚！你想想，结婚不单单意味着搬到一起调情！不，小伙子！九个月过后，孩子出生了，孩子需要吃的和穿的！”
“像我们俩这么相爱，不必马上要孩子，伯父，像我们这么……”
“你们究竟怎么个相爱法啊？见鬼！”
“我们怎么样相爱？”
他把手放在马甲背心的领口。
“如果人们像你们这么相爱，就不会有孩子了吗？蠢驴！你真是一头绝顶的蠢驴！但你看上去倒还像个正派的家伙，如果你们订婚，我不反对。但是，你可要好好利用订婚后的这段时间，找到饭碗；因为困难的时刻就要到来了，粮油价格上涨了！”
当候补官员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他满脸通红。但是，他求婚成功了！终于得到了心爱的她！他兴奋之极，不禁吻了这位老少校的手。上帝啊，他是多么幸福啊！他和她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
两个年轻人第一次挽着胳膊走在大街上，他们容光焕发。在他们看来，似乎路人都驻足观望，列队夹道欢迎，向他们胜利的队伍致敬。他们高昂着头，迈着轻盈的脚步向前走着；眼睛里流露出自豪的神采。
晚上他又去了她家。他们坐在房间中央，阅读校对的文章，她负责二校。这时，老少校心想，这是一个能干的家伙！
校对完毕，他说：“现在我们赚了三个克朗！”两人相互拥吻。
第二天晚上，他们去看戏，然后乘车回家——花了12克朗。
好几个晚上，他本应去教课，却去了她家，然后两人一同去散步。为了爱，可以不顾一切！
然而，距婚礼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他们去了布伦克贝格，挑选家具。他们必须从最重要的事情着手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