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认同，亲爱的朋友！”书记员回答说，“正因如此，我没有钱结婚。可是你很幸福，拥有足够的钱财。”
他不好意思再谈到担保这个问题。他怎敢赖着脸皮求这位单身汉帮他养孩子，这位单身汉自己还养不起孩子呢。不，他办不到！
他回家吃午饭时，妻子告诉他，有两位先生想找他谈话。
“他们长什么样？他们年轻吗？”——啊哈，他们戴着夹鼻眼镜吗？那一定是两位少尉，是来自瓦克斯霍姆的老朋友。
“不，他们不是少尉，他们看上去有些年老。”
啊哈，他知道了！那肯定是来自乌普萨拉的老朋友，可能是讲师P和助手Q，他们想看看，老路德我，结婚后日子过得还好吗？
“不，他们不是来自乌普萨拉，他们来自斯德哥尔摩！”
于是，他叫保姆进来。她认为，那些人看上去很落魄，并且拄着拐杖。
拐杖？嗯！——他说不清，那是些什么人。算了，他们再来的话，就会水落石出了。另外，他刚才在楼下的考汉姆店里，搞到一壶草莓，真便宜，是的，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的价格。
“一壶草莓1。5个克朗，这个季节，这个价格，你能想象得到吗？！”
“路德维希啊，路德维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今天人家答应给我一份翻译工作。”
“可是，你欠着债呢，路德维希！”
“没关系！没关系！等着吧，我会得到那一大笔贷款的！”
“贷款！这可是一笔新的债务啊！”
“是的，但只是在非常时期！现在我们别谈钱了！草莓不好吃吗？怎么样啊？配上一杯雪利酒是不是更可口些，你觉得呢？——丽娜！到楼下的商店里，取瓶雪利酒！要正宗的！”
他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过午觉后，妻子恳求他再谈谈，但不许生气！
生气——他？绝对不可能！难道又是谈钱？
唉！没给商店付钱！屠夫要他付钱，马车夫催账。总而言之，令人难堪！
还有别的债务吗？明天必须如数付清！因为欠这点账，被人家催讨，多么难为情啊！
明天如数付清？那么，他们就失去了一个顾客！
“现在我们别谈这件事了！我们去散散步。没有车！我们乘电车出去，散散心。我们可以坐到动物园。如果我们接着去阿罕布拉，要一个单间，那大厅里的单身汉们会好一番窃窃私语。他们会以为，我们是来寻求刺激的！多么滑稽啊！多么疯狂啊！”
可是，这番话并没有让年轻的妻子感到开心，那会是多大的一笔开销啊！
“你想想，如果我们不闷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钱买不到的东西！”
几个月过去了。离孩子出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必须要买个摇篮和一些童装，还需要很多东西，路德维希先生不得不整天穿梭于各家商店。可是粮食价格上涨了，艰苦的日子要来临了！没有翻译，没有校对！人们都成了物质主义者，他们不再读书，而是用钱给自己买些吃的，人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异化的、没有诗意的时代！理想从生活中消失，一对低于两克朗的雪鸡也买不到了。马车夫们拒绝再免费把候补官员带到动物园了，因为他们也有妻子和孩子。甚至，连商店老板也要他付现钱买东西。噢，这些实利主义者啊！
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深夜，他穿上衣服，跑到产婆那里；又从产床跟前，跑到过道里，去应付债主们。
过后，他怀里抱上了自己的女儿！当时，他哭了，因为他感受到了责任，一种超出他承受力的责任。他决定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他已身心疲惫。他得到了一份翻译工作，但无法专心去做，为了糊口，他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在商店间穿梭。
他带着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跑到城里的岳父家。
“我当父亲啦！”
“好啊！”岳父说，“现在你有面包给孩子吃吗？”
“没有，目前没有。你得帮帮我，岳父！”
是啊，目前可以！但将来不会！他怎么能养活起他和将来的一群孩子。
他给产后的妻子从霍托格特买来了上等的鸡，一瓶约翰尼斯堡阁酒花了6克朗，而且肯定是真品！
最后，付给产婆100克朗。
“我们不该比别人给得少，上尉不也是给了100吗？”
不久后，年轻的妻子可以下床走路了。噢，她又像一个年轻的姑娘一样，腰身苗条得如同少女，虽然脸色有点苍白，但这看上去更迷人。
岳父来了，又私下和路德维希谈了起来。
“现在你可不错啊，暂时不能再要孩子了！”他说，“不然，你会破产的。”
岳父说的是什么话啊！毕竟人家结婚了，彼此相爱！难道就不应该要孩子了吗？
是啊，可是，必须要给孩子们赚面包！爱——或许是所有年轻人渴望的！玩，爬到床上，相互娱乐！但是责任呢？
岳父也成了一个物质主义者！噢，多么可悲的时代啊！没有了理想！
房子被收回，爱情还在，因为它是坚强的。年轻人的心是脆弱的，可是司法机构铁石心肠。财产即将被扣押，面临破产的危险。
岳父坐着旅行车来了，要接走他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禁止女婿去探望她们。只有在他赚得了面包，还了债务后，才让他们见面。
岳父没有对女儿说什么。当他把她带回家时，他有种感觉，似乎他把一个被挟持的女子带回来一样。他把无辜的女儿转借给一个年轻男子一年，现在他找回的是被“玷污”的她。虽然女儿想待在丈夫身边，但她毕竟不能与孩子住在大街上！
于是，路德维希先生必须一个人留守在家里，看着他的家被人洗劫一空。但这家根本不是他的，因为他没有付钱。噗！两位先生拿着削刀，拿走了两张床和床上用具，他们拿走了铜锅和全套餐具、灯架和灯，一切的一切！
事后，他孤单一人站在房间里——唉，空空荡荡，多么悲惨啊！如果她在身边该多好啊！可是，她在这个空房子里又能做什么呢！不，现在这样反倒更好！她的处境不再令他担忧！
现在要痛苦地面对这严峻的生活！他在一家早报社找到了做校对员的工作。午夜时分，他必须来到办公室，凌晨三点钟才能离开。他可以保留这个职位，终于没有走到破产这一步，但提拔是没指望了。
最后他得到许可，每周看望一次妻子和女儿，但总是在岳父的监视之下。并且，周六晚，他必须睡在岳父房间隔壁的小屋里。周日晚上，又必须回到城里，因为报纸在每周一发行。
当他与妻子和孩子在花园门口告别时，当他走在小山坡上，再次与她们招手时，他的情绪异常糟糕，他感到自己如此不幸福、如此屈辱。她肯定也一样！
他估算了一下，还清债务还需要二十年！那么，然后呢？他还是不能养活妻子和孩子！那么，他的希望呢？他没有希望！如果岳父去世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面对的是一无所有，所以他不敢诅咒岳父——他们唯一的支柱——死去。
唉，生活是多么无情啊，生活让我难以生存，却偏偏让它的宠儿们幸福地享受！
唉，多么残酷啊，多么残酷啊！生活不能给予雪鸡和草莓！多么残酷啊，多么残酷啊！
（张帆：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邮编：200083）
捂着胸口的母亲
［印尼］玛利亚·玛塔勒娜·布诺莫著李能安译
自从我的哥哥哈尔佐在别处新建两层楼的大宅子之后，母亲就常常捂着胸口，老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哈尔佐哥作为政府机关某个办公室的主任，凭他的合法工资就能建得起可以称得上豪华的新住宅？母亲听哈尔佐哥说过，建这栋豪宅几乎花了他三亿印尼盾！
“母亲也不用大惊小怪，”一天晚上母亲抚摩胸口提起这件事时，我对她这样说。“也许哈尔佐哥早就开始存钱，攒够了当然就建得起如此豪华的住宅，”我继续说，但并不自信。其实我也觉得奇怪，甚至怀疑他早就是个惯于侵吞国家财产的蛀虫。何况现在，一个政府机关的办公室主任沉迷于贪污腐化，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愿你说的对，”母亲说，仍带着疑惑的口气。“但我还是不理解。如果你哥在合法工资之外没有额外的高收入，我想他不可能建得起那么豪华的住宅。我们都知道，你哥没有副业，妻子又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家庭主妇，两个上中学的孩子也需要交学费和日常零用钱。”
我只是点点头，心里乱得很。母亲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在抽泣。
“您用不着为哈尔佐哥操心，”我劝说母亲，但心里很不踏实。我的那些安慰话看来过于天真，考虑到眼前明摆着的事实，甚至过于愚蠢。因为母亲和我对哈尔佐哥每个月的收支状况都了如指掌。
从纸面上计算出来的数字来看，他的收入和支出确实存在着赤字。换句话说，作为办公室主任，他的工资不足于负担他家庭的开支，包括他妻子的日常开销、两个孩子的学费和零用钱，还有电话、水电、燃料、书报等各种费用。他妻子曾经说过，他们家每月的生活费大约需要150万盾。
他妻子的话当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奢侈：每天在他们餐桌上少不了进口新鲜水果，像红苹果、橘子、葡萄之类；她每天用的香水、口红、香粉也都是进口货；他们的孩子上学、放学都要坐车。
“你哥真难以捉摸。如果有一天他突然进监狱，那时最好我已经离开人世。我不愿看到他因为干坏事而蹲监狱，”母亲又是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在抽泣。
我试图理解母亲的心思，母亲确实很可怜。眼睁睁看着哈尔佐哥令人担忧的所作所为，母亲理所当然感到忧虑。母亲早年守寡，那时我和哈尔佐哥还小。父亲是陆军中尉，在东帝汶执行任务时牺牲了。父亲去世后，母亲靠微薄的寡妇养老金维持生活，省吃俭用地把我们兄妹俩拉扯大，还供我们上大学，拿学位。哈尔佐哥是教育学学士，我是经济学学士。哈尔佐哥后来当上了国家公务员，最后还捞了个政府机关某办公室主任的头衔。我呢，在私人银行谋了一个职位。
虽然从工资单上看，我的工资比哈尔佐哥的工资要高，但我更乐意过简朴的生活。作为母亲的最小女儿，我觉得我有责任陪伴母亲，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我虽然成了家，但仍和母亲住在那栋老房子里。我丈夫只是一个小公务员，工资不高，没有能力建造像哈尔佐哥家那样的豪宅。我经常安慰我丈夫，对他说不要为房子的事发愁，因为我们和母亲同住的这栋老房子，在母亲过世后就会由我们继承。哈尔佐哥在拥有豪宅之后，也曾表示过他自愿放弃对老房子的继承权。
“在大米煮成熟饭之前，我一定要劝说你哥，”母亲一边说，一边擦拭着眼泪。
“不用，妈。哈尔佐哥用不着劝说，那反而会伤他的自尊心，”我说。“我们还是为他祈祷吧，希望他忠于职守，平平安安过日子。如果他确实贪污，但愿不太过分，因为贪污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母亲一面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一面捂着胸口。“你的话开始离谱了。怎么能说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