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我在《文学月刊》无聊地做小编辑，为了打发没有恋爱可谈也没有烧酒可喝的闲暇时光，我只得重又像大学时代那样开始写诗，李夫则雄心勃勃地构造为他后来暴得大名的长篇小说《飞起来》。
我把写得还算满意的一组诗寄给了省作协主办的《太阳》诗刊，那是一家在全国曾经有过巨大影响的刊物，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天文数字的40万。几天以后，我接到一封寄自《太阳》诗刊的信，足足写满了两页稿纸，全是用蓝色圆珠笔写成的正楷，细小，流畅，看得出写信人的严谨和认真。写信的人就是《太阳》诗刊副主编、著名诗人王自洁。
我没想到王自洁会亲自给我这样一个无名作者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两页，不仅对我的那组诗的得失进行了详细的评析，还鼓励我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我清楚的记得，诗人王自洁在信的结尾引用了一位更著名的西方诗人的话：“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后来组诗在《太阳》诗刊发表了，满满三个页码。我没想到的是，稿费居然只有六十五元。那时李夫在给一个书商写一本关于桂系军阀白崇禧的传记，“你他妈的一百多行才六十五块，人家书商给我的订金就是两千。”李夫在楼下请我喝酒，得意地扬着一只牛皮钱包，钱包鼓鼓囊囊的。我得承认，饱满的钱包和饱满的女人胸部一样，都会令人心跳加快，面皮潮红。那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两种好东西啊。
又过了几天，王自洁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摆谈摆谈。这样，《太阳》诗刊主编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著名诗人：一张竹篾般的瘦脸，不堪重负地顶着一副无框的黑眼镜，就是五四青年戴的那种。细长的手指，像是在秋风里悬挂了多年的枯树枝，一身蓝色的中山服洗得微微有些泛白。总之，著名诗人王自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让我脑子里无端地想起了啼饥号寒这个悲伤的词语。
以后，断断续续地和王自洁有了来往，出于对他的尊重，也出于他是亲手发表我的第一个组诗的责任编辑，在他面前，我一向恭敬地执弟子礼。
熟悉了之后，慢慢知道了他的一些人生经历：五十年代，王自洁就是有影响的青年诗人了，可在反右的风潮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诗人脾气注定要下地狱，他被发配到西部一家煤矿劳动改造。结束了劳改，城里已经没有他的户口和工作了。可怜这位几年前还风流傥倜的诗人，不得不在矿区打短工谋生。我曾经和简锐喝酒时说过一句粗话：穷人的鸡巴只是用来撒尿的。这句话用在早年的王自洁身上，那是一点也不为过。到了三十来岁，他不得不娶了矿区一个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农家女，也就是后来我喊黄姨的那个女人。
七十年代以后，王自洁的右派问题得到了解决，可二十多年的青春时光就被葬送在了幽暗深邃的矿道。复出后的王自洁出任《太阳》诗刊编辑，尔后升为编辑部主任、主编。七八十年代，文学火热，那时候诗人在公众眼里，就和现在的明星一样崇高伟大。王自洁到文化宫讲课，只能容纳五百人的会议室竟然挤进了八百多人，还有不少人站在外面的过道上，年轻的女子们就像如今的追星族热爱F4一样深情地望着他。结束讲课时，一个胆大的女子竟然冲上台去狠狠地啃了王自洁一口，台下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许多人看来，王自洁完全可以借此东风把半疯的黄姨休了另娶佳人，有段时间王自洁似乎也有这种打算，他和那位大胆啃他的女子好上了。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省委宣传部的一个爱好写作的副部长听说著名诗人王自洁有一位农民妻子，觉得这是弘扬精神文明的好题材，就亲自前往采访，并写了一篇《著名诗人和他的农民妻子》的长篇报道发表在省报上。顶着这圈光环，王自洁再也不敢离婚了，那位啃他的女子和他相好了两三年后，只得挥泪离去。
我想，如果不是对著名诗人王自洁悲惨生活有所了解，也许我会在诗歌写作上坚持得更长久一些。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是，一个享誉全国的诗人，他的生活竟然如此糟糕。即使我付出一生的努力，我也完全可能写不到他的名气，却完全可能把个人生活写成王自洁的克隆。在年轻一代眼里，没有人愿意再像王自洁那样让生活为诗歌殉葬。
第一次到王自洁家，我惊讶于他出人意料的清贫：那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可他家里还在看一台黑白电视。一只颜色已经恍如出土文物的组合柜，玻璃碎了一半，一条腿大概是被老鼠啃过，留下了一些类似抽像画派作品的齿印。一张人造革沙发，尽管我小心翼翼地坐上去，还是立即陷进了深深的坑里。
王自洁没看出我的惊讶，以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他和黄姨，以及他的父母四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也太过沉重。王自洁指着一只竹制的简易书柜，上面至多有三四百本书，几乎都是全国各地的诗歌作者或诗人赠书，他伸出一只细长的手指，轻轻地叩打着那些书，微笑着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小乐啊，你王老师虽然贫穷，可这些书都是我的财富啊。”
三年前，王自洁从《太阳》诗刊副主编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时候我已经不写诗了，虽然他为此给我写过几封信，也打过好几个电话，像个慈父批评不争气的儿子，认为我不写诗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可是，这个如此这般的年代，我哪里还有心思写诗呢？如今写诗差不多都是老年协会的健身活动了吧。
退了休的王自洁两年前查出患有肝硬化，为此，他曾多次入住省人民医院。作协是个清水衙门，架不住像他这种老病号那可怕的医药费。在他的医药费迟迟不能打到帐上时，我曾以晨报新闻部主任的身份写了一份内参，才使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
黄姨在电话里告诉我，王自洁的病又犯了，医院要求先交一万块钱，然后才安排住院，可她跑到作协找遍了有关领导，领导们竟然一个都不在家，她只得找我，希望我能想想办法。
我在电话里安慰了黄姨两句，告诉她我马上回家拿钱，一会儿就赶到省医院。黄姨不住口地说着谢谢。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一年中总有一两个月处于半疯状态，但只要王自洁病了，她就会立即恢复成常人，也真他妈是件希罕事。
20、她确实没有干什么
我得先回家拿钱。这两年，虽说收入比几年前在《文学月刊》时高了不知多少倍，可开销也大，家里并没有几个存款，尤其是我的小金库，更有些入不敷出。
余婧斜倚在卧室的大床上发呆，我走进门弄出了很大的声响，她居然没有听见。
“你怎么还没睡？”我问。
余婧没吭声，抬起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你不也才回来？我说你真的天天都这么忙吗？”
余婧是那种爱仔细琢磨的女人，这个性格以前谈恋爱时还不明显，结了婚才暴露无遗。她的琢磨，很多时候纯属天马行空的假设和想象。一句话，疑心特重。举个例说吧，以她的逻辑，如果我回家晚了，那肯定是和简锐在一起，和简锐在一起，必定没干好事――简锐不是在缘来居酒吧把秦雪莉勾引了吗，你想必也和他一样，艳遇大如牛吧？
我没心思和她争论，打开抽屉找钱，小金库里只有薄薄的一叠，大约也就两千多块钱的样子。
“你有钱吗？”我硬着头皮问余婧。
“你要干什么？该不会嫖娼被抓住了要罚款吧？你怎么不像你的哥们儿那样去勾引一个富婆呢？那不就有用不完的钱了？”余婧的态度恶劣得超乎想象。
我有些恼怒，强压住火气说：“王老师又住院了，刚才黄姨打电话想借点钱。”
“我看在你眼里，那个莫名其妙的王老师和他的疯老婆也比我父母更重要。”
“你――”，我把卧室的门重重带上，房门奄奄一息地发出一声闷响。
“你干脆就不要回这个家了，反正这个家也拴不住你。”卧室里传来台灯落到地上的声响，同时还有余婧的哭声。
我心里叹了口气，原因有些不明。
赶到医院，在住院部找到了王自洁和黄姨。王自洁身上插着众多的管子，仿佛一只巨大的昆虫停留在树梢上。空气里满是来苏水的味道，刺激得人心里发紧。我自小就怕医院，即便一个好人弄到医院也要吓出病，更何况那些本来就有病的人呢。
王自洁神智已经清醒过来，他看到我，嘴角挤出一丝苦涩的微笑，好像想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我握着他越发清瘦的手，“王老师，我来看看你。”
王自洁闭上了眼睛，花白的头发明显比上次更稀了，少了。关于他的头发，我曾经和简锐一起调侃过：以前王老师的每根头发都有自己的编号，后来，每根头发都有了自己的名字。
黄姨感激地给我让座，我把她拉到走道上，摸出口袋里的两千块钱递给她：“黄姨，我这儿只有两千块钱，这些你先拿着，明天我再给你想办法。”
黄姨一生没有生育，她精神正常时，我怀疑她有意无意地把我当成了她的儿子。她小心地接过钱放进贴身的口袋，然后伸手把我肩膀上的一根头发拈了起来：“谢谢你，小乐，太谢谢你了，你看我们老王，每次住院都要麻烦你。”
从医院出来，已经凌晨三点半了。我不想回家。这个时候回家，除了又是一场激烈的争吵，根本别想睡觉。干脆就在外边过一夜吧，一会儿直接到办公室上班得了。
我沿着省人民医院门外的街道慢慢地走着，抽着烟。昏黄的路灯下，远处有一个流浪汉睡在一张破塑料布上，鼾声阵阵，好像那坚硬的水泥地就是天底下最舒服的席梦思。
转过一个弯，前面有一条小巷。小巷口，一家小吃店还开着门，隔壁有家发廊，也亮着暗红的灯。肚子有些饿了，干脆吃点东西打发时间吧。
我坐到小吃店门口的一张小桌上，胡乱点了一碟排骨，一碟花生米和一只咸蛋，外加一瓶啤酒，一个人独自喝了起来。
喝了半瓶酒，正低头啃排骨，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在问：“先生，我可以坐这儿吗？”
面前不知何时立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
我点点头：“没事儿，请坐吧。”
女子就坐在了小桌的对面，相距不过一米。奇怪的是，她并没有点任何饮食，老板娘也没有招呼她，她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吃菜喝酒。
“小姐，你老看着我，你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