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都。我们整个班三十多名同学，就我们三个人分到了西都。简锐分到西都郊区的一所中学，我分到西都一家奄奄一息的市级文学刊物，肖一民是学生干部，学校隆重举荐，分到省政府办公厅。
那时候的西都对我们来说何等陌生呀，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和一头发情的种猪有什么区别。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火车北站，明亮的阳光陌生地打在我们身上，我们踩着自己的影子，背着包袱，就那么毫无准备地出现在了西都街头。
三个人里，我和简锐的心情都有些灰暗，尤其是简锐。肖一民内心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他如愿以偿地进了政府机关。但既然我和简锐都有不得志的落寞，他也只得陪着我们唉声叹气，好像省府办公厅不是他梦寐以求的大机关，而是乡下的一家养鸡场。
三个人在火车北站广场边找了家小馆子吃早饭，一人一大碗面条。吃着吃着，垂头丧气的简锐拍打着如同临时政府一样摇摇欲垂的小饭桌：“老板，拿三瓶二锅头。”
肖一民忙制止他：“简锐你发什么疯，早晨还喝酒？一会儿得到单位报到呀。”
我说：“喝吧，管他妈报什么到，一会儿分手之后，大学生活就算彻底结束了，好歹咱们同窗四年，就是喝个烂醉，大不了到广场上和那些民工挤着睡半天得了。”
老板屁颠颠地端来一盘油腻的猪耳朵，一碟色彩可疑的油炸花生米，以及三瓶二两装的北京红星二锅头。
小饭馆里都是些忙着吃了早饭去上班的西都人，他们在一旁好奇地听着我们三个人的外地口音，再看看我们居然大清早地捏着瓶子喝酒，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
喝着喝着就刹不住车了，尤其是简锐。他心里不爽，只是要喝。老板在一旁拿了两次酒，他还在拍着桌子大喊大叫。肖一民有点着急，酒便喝得慢了。我呢，舍命陪君子，再说，我也不痛快，喝就喝吧。
这顿酒从早上六点喝到了上午十一点，简锐和我都醉了，只有肖一民打了埋伏，把属于他喝的酒偷偷地藏了两瓶。他是清醒的。他把我和简锐分别送上各自该乘坐的公交车后，这小子到广场边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他不愿意报到的第一天就让领导闻到身上浓浓的酒精味。就冲这一点，我觉得他也足以在官场上混下去。
我头重脚轻地找到了那家名叫《文学月刊》的杂志社。一座破旧不堪的大楼，年龄大约比我更长。在底楼，有两间更加破烂的房间分别挂着《文学月刊》编辑部和主编室的塑料牌，门锁着。整座大楼里似乎都没有人，比阿Q先生的土谷祠好不了多少。透过稀疏的门缝，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些稿件和杂志，其中一把藤椅断了腿，用一些铁丝胡乱地捆绑着。
正在疑惑之际，从走廊的另一端走来一个中年人，想必是文联的工作人员吧。我迎上去问他：“老师，请问《文学月刊》什么时候上班？”
老师一嘴胳腮胡，像个杀猪匠。他茫然地看着我，好半天才回答：“我也不晓得。我是到这里来找厕所的。尿胀昏了。”
酒劲上涌，我扶着《文学月刊》编辑部的门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终于忍不住，哇地一声吐在了那看不出颜色的破门上。
从七年前的那个秋天的早晨眺望我的人生，我不知道今后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发生，我甚至根本没想到我会在西都安家落户。我以为我很快就会重新回到古城，因为古城才是我的家，而且，热恋了三年的女友余婧毕业后也留在了古城。
没想到的是，五年前，余婧却调到了西都，然后我们结了婚。更没想到的是，父亲所在的地质部门认为西都适宜生活，在西都二环路边兴建了几座房子，分给父亲那样长年在野外工作的老职工。这样，父亲和母亲也到了西都。顺理成章的是，妹妹中专毕业以后，也在西都找到了接收单位。
这样一来，我和西都算是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七年的生活，足以使我把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当作比故乡古城更亲的家园。
8、人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母亲居住的小区外面有一条宽不盈丈的小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杂乱无章的菜市场，不少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的摊子直接支在了小街两边。
我在小街进口处下了车，打算在小街上的王板鸭店买只鸭子，这里做的樟茶鸭，香味扑鼻，色彩酥黄，妹妹小天三岁的儿子凡凡最爱这一口。
拿着长长的夹子在一堆鸭子里翻来翻去，不由联想起刘得忠胖着脸挑选小姐。这时，背后传来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我没想到这声音和我有关。我站在街沿上，不会影响车辆通行的。
又是一阵喇叭声。喇叭声里，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王小乐，王小乐”。
回过头看时，我面前的街上多了一辆崭新的奥迪A6，正在疑惑哪个朋友或熟人又买了这样的好车，车窗慢慢地摇了下来，一颗油光可鉴的头从车窗里挤了出来。
“你在这里干啥？”那颗头问。
“妈的，这不是李夫吗？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我终于看清了车里的那颗头。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李夫了。早在七年前，我刚分配到《文学月刊》时，我们俩的办公桌比邻而居，他和我就是杂志社最年轻的编辑。后来，大约在和我同事一年之后，李夫离开了杂志社，做了一段时间的二渠道书商，出版过不少拳头加枕头的东西，据说很赚了一笔。再后来，两年前，他出版了一部叫做《飞起来》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个资深编辑包装策划的，一下子就在全国火了，电影电视包括话剧都接踵而来。有两个评论家甚至坚定地预言，这部小说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水涨船高，李夫一下子成了明星级别的人物。人是见不到了，倒是经常在电视上见到他的影。一会儿接受央视的专访，一会儿歌手大赛里当评委，一会儿又在省有线台和几个莫名其妙的嘉宾谈明星绯闻或是苦难教育。用王自洁的话来说，那是眼睁睁地看着一颗著名作家就这样神奇地诞生了。
上一次和李夫见面，大约已是一年前，好像在文化厅的一个什么会上。当时，我惊讶地发现，他走路时，肚皮已经习惯性地比双脚先行一步。有人和他握手，他的手总是要慢半拍才能从腰间送到肚皮前。那神情和语气，就跟已经买好了到斯德哥尔摩的机票一样。
李夫没有下车，他把头支在车窗上，我站在街沿边，两个人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话。卖樟茶鸭的大妈还没把半只鸭子剁好，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了。李夫说，“我马上要赶到银杏酒楼，省委宣传部的哥们儿请吃饭，我们改天联系吧。”说着，他递了张名片给我。我说，好吧，改天见。他的奥迪A6顺着小街急驰而过，消失在远处的大街上。
其实，我和李夫曾经有过很亲密的来往，至少也要算当时杂志社里一根藤上的两只苦瓜吧。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我们不仅一起喝酒，一起谈女人，甚至还一起搞些恐怕李夫现在打死也不会承认的“娱乐”。
那时候余婧还没有调到西都，李夫的老婆也远在外地，简单枯燥的生活无法排解青春的毒素。常常，我们会在杂志社楼下的烧菜店里喝酒，菜是民工们吃的土豆烧肥肠之类的粗糙东西，酒是劣质的本地高梁酒。一边喝酒，一边贼兮兮地看街上来来往往的女人，尤其是靓丽的年轻女人。
偶尔有钱――这种机会不多――我们也会稍微提高一下酒菜的档次，甚至会在酒后到一些歌舞厅找小姐跳舞。那时候，西都众多的备战备荒时代挖的防空洞里，有不少打擦边球的舞厅。一大帮年轻女人在里面出没，只要你能给她十块钱，她就可以陪你跳三曲。灯光朦胧乃至黑暗的地下舞厅，跳舞其实都是充满色情意味的搂抱。三支曲子下来，你会发现双脚压根儿就没有移动过。所以，人们给这种舞厅取了个形象的名字：砂轮厂。
能去砂轮厂的机会并不多，羞涩的口袋是先决条件。有时候，偶尔有作者到杂志社请我们吃饭，我们就会厚颜无耻而又费尽心机地提示人家：我们都有去砂轮厂的雅好。如果能够请我们去那里娱乐娱乐，你的大作发表的机会肯定要上升八十个百分点。有一次，面对一个吝啬而又想发稿的外地作者，李夫甚至趁着酒兴对那可怜的家伙说：我看，咱们吃简单点都行。
一个春天的黄昏，我和李夫照例在杂志社楼下喝酒，都喝得有些高了，油菜花盛开的春天，总会让人心里有几只爪子一下接一下地搔。两个人都想去砂轮厂，可翻遍了口袋，两个人加起来也只有九十块钱。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一星期之遥，去砂轮厂是没戏了。想想那些风骚女人热乎乎的拥抱，我和李夫都有些伤感。李夫就是在那天说出了一句精彩的名言：“人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老婆不想搞，人家的老婆搞不到。”
我端起酒杯，把里面的半口残酒一饮而尽：“算了，李夫，我们还是各自回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李夫也端起酒杯干了，酒还没吞下喉，他拍了拍桌子：“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去看录像吧。”
我说录像有他妈什么好看的？
李夫说，西都医科大学后面有座茶馆，茶馆的包间天天放黄色录像，“都是A片，你娃也该去学习学习，免得将来讨了老婆技法单一，以致于红杏出墙。”
我们就花十块钱买了两张票，在老板娘的带领下走进一间又脏又乱的包间。包间里有几张沙发，沙发前面的桌子上放了一台彩电。我和李夫外，另外还有几个副科长模样的人。
令人纳罕而且伤心的是，电视屏幕上放的是一部与色情毫无关系的枪战片。我们耐心地看了十来分钟，片子里连女人都没出现一个。
我问李夫，你他妈情报有误吧？
李夫赌咒发誓地说绝对没有搞错，上星期他还来过两次，次次都是A片。
于是我们就站起身到包间外找老板娘理论。老板娘解释说，这段时间扫黄打非，查得紧，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