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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站，他看到一些休假的干部提前归来，一拨一拨，来自不同方向。问班长咋回事，班长咬耳朵告诉他：要打仗了！指导员考虑你家里的事关系两条人命……如此这般。韦兴林对班长什么也没说，把票退了，回来对我只说了一句：你枪毙我，我也不走啦！
攻击前，我连负责背弹药，六七里上山陡坡路，又是趁天最黑、雨雾最大，敌人发现不了的时间进行，每人背两箱，一箱23公斤。那个艰苦劲真难说！如是哪个父母看到他儿子那一身的泥水，洗面似的黑汗，拉风箱似的喘息，心里不知痛得什么样？
韦兴林呢？他背三箱！不知什么时候他扭了脚，脚脖肿了，拄一根棍，照样背三箱。我对他说，你不行了，歇着吧。他只摇摇头，好像还在呕我的气，怪我不该不早对他说要打仗。
向者阴山进攻时，我们二连担任穿插，七班又在最前面，韦兴林是七班尖兵之一。在攻夺21号高地时，他负伤了，班长要给他包扎，他推开班长：“别管我！”他是握着枪，瞪大双眼死的。
战后，发现他未及寄出的家信：妈妈，我现在本该去找妹妹，本该和她一起回到你身边的，但我不能……有人要欺侮我们，我只有把他们收拾了，再回家收拾那个欺侮妹妹的狗杂种……
战后，我们团先给韦兴林家乡贵州独山县去了一封信，接着又派专人去慰问他家，查明了他妹妹的情况，找政府妥善处理。
7。战地一百天
——赵子恩（通讯营长）
1984年我在老山一百天。
没水喝。半夜里做梦就到了大河边，一喝，水是咸的，咽不下……
团长谢圣明决心去找水。他有经验，说有竹子的地方就能找到水。走着走着，他说：“你们别来了，我踩着了地雷！”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因见他找到了一汪清亮亮的小水凼，边捧水喝边说：等老子喝够了，死了也值得！然后挪开脚。“唉——”一声，真的取出个地雷来。原来他踩偏了，没踩到压发盖上。后来他从这地雷上取出了压发装置作了打火机，白金的，还真好使。那股水也用竹子接到了团指挥所，不但够喝，节余下的还可洗澡。杨龙明写了篇报道，叫《团长找水》，遭他骂了一顿：“团长找水有什么了不起，只能是战士找水呀？”
不过各连排阵地还是缺水。据说，一个人每天正常用水量平均是60公升，在老山，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公升水。战士们捧着水壶如喝酒，抿一口，品品味。因为不是每个阵地附近都能找到水源。
吃到热食难。炊事班只能在山下作好饭，送上来，一般都得两小时。天热，他们一律光膀子，穿裤头，塑料袋装的热食都馊了——送到连队还得往下传送到班排。后来改用竹背篼，但它不隔汗，光背上的汗气都进了饭菜里。战士们照吃，说：多了点盐肉味，更香！
有一回我跟团长去一个山头接防，从清早到晚上什么也没吃，到了军工兵团一个点上，正遇上人家吃饭。团长说，救救命吧，诸位！人家没碗筷，团长一手揭锅，一手揭下他那黑黝麻污的帽子，喊我：“铲呀！客气什么！我铲了一帽子，两人抓了就吃，刚好军里摄影干事在，给我们拍了照，还登在“国防战士”报上。我爱人见到照片的时候哭了，现在还一直笑我。
苦累自不必说。有的连队负责运送。开始有骡马，它能驮百十斤，十天后只能驮四十斤，再过十天你打死它它也不朝山上走，它垮了！战士们呢？开始背两箱弹药，最后还是两箱，二连连长不但自己背两箱，每次遇崖坎还站在那里将全连的人拉上来。战士们哭的、吐血的都有，怪话也不少：妈哟，我们连牛马都不如，骡子垮了我们不能垮！可是叫谁下去谁也不干。
下雨塌方，把四个通讯兵压在猫耳洞里，从此大家只能睡沟槽，上面搭竹子，盖塑料布。被子能拧出水。我得了关节炎，团长叫我去师指挥所开会，我走不了，他派一个侦察兵半撑半扶着我去。到了师指，总参一个处长见我就流泪。
有个排长，感到实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营长在电话里说：“你敢下来，我毙了你！”政委何兴平赶到阵地给这排长作工作，到打敌人反扑时，这个排长表现很不错。在那个环境下，谁都受不了。要是向“钱”看，给我一千元一天我也不干！
整整一百天后把我们换下来，团长和我们一共五个人坐一台车下山。经过第一个城镇，团长说：该我们好好吃一顿啦！大家都没带钱和粮票——阵地上用不上这。团长说：阵地上可以伸手，这个地方可不能丢人。有个人身上终于找出了半斤粮票，换了五条黄瓜。团长不让吃，喊开车！车到无人处，他又喊：“停！吃黄瓜！”一人一条黄瓜，吃得口水直流。
那生活，真是再苦也没有了，可现在回味起来又感到甜滋滋的。
8。战地医院
——普友福（师医院院长，彝族）
攻老山，我们师医院所在地离老山主峰平面距离四千公尺。
开始炮击时，我们还涌到帐篷外面看炮火，像看节日焰火，觉得多好玩的。
炮击结束两小时后，第一个伤员下来了，他是触雷负伤，两腿都没有了，第一个要求是要烟抽，抽了半截就昏迷了。我们几位小姑娘见了就打抖，神色都变了，但喊献血时，立刻撸起袖管来，三个姑娘，一个通讯员的血流进了这伤员的躯体，但还是没把他抢救过来。
到下午二时，伤员像流水一样下来了，大都是奄奄一息的。我们原来准备了5个手术台，临时改为9个。这次战斗所有伤员都经过我们那里，一个不漏，能后送的才后送，估计送不到后面医院中途就可能死亡的立刻抢救。
每个伤员衣衫都撕破了，有的赤身露体，从头到脚都糊满了泥浆。大多数人身上还绑着子弹带，腿上绑腿也在，但解不下来，只能剪开。全是被他们的汗水、血水、泥浆沾得紧绷绷的呀！有的一百多天——自临战训练以来就没有解过绑腿，没洗过脸，理发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头发胡子一般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这一百多天一会雨里泡着，一会烈日曝晒！我有个录像，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怕把人吓着了。你可以看，看了你就知道不把老山这一仗写下来，你这个作家可就欠了我们战士一笔大帐呵！
我们作手术的洞子里滴嗒滴嗒直往下淌水，想找块油毛毡遮漏，没有呀，地面被伤员的血浸透又浸透，成了血的泥潭，一次次消毒，臭得很呀！我想铺上木板，哪有呀！人力有限，车辆要前运后送伤员，来不及搞别的呵。锯下来的断肢残臂，一桶桶往外抬呀！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当都拿出来了，被子、衣服、床单……你不能看着伤员光溜溜地抬走呀，你总得给他盖上点什么呀！
7．12打敌人的大反扑，我们原来的手术帐篷炸烂了，手术床炸飞了，生活车炸飞了，对面村子里老百姓炸死几个，幸好我们事先转移到了一个山崖下，在崖下掏了一条沟槽，外面垒上土包，在里面展开小手术床，不然可就不是我们抢救别人，而是自己也要人抢救了。这一天从早到晚，双方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大家分头忙着分类、喂食、止血、搞休克、清创、作手术……没有一个人躲炮。手术人员都带钢盔，炮火间隙里，便能听到手术床前一片叮叮当当的钢盔碰击声。
无论多么危重的伤员，很少有人哭叫。有的昏迷了，醒过来就问：“前头怎么样？”“某某高地拿下来了么？”“7。12”那天，伤员比较少，情绪也更高，下来的伤员高兴地说：“我们阵地前的敌人尸体摆满了！”先到的伤员高呼：“哈，总算让越南小鬼子尝到厉害啦！”看着他们，我心急更心痛！
师保卫干事张仁龙，主动要求下战斗部队建设代副营长，进攻老山战斗中，他头部负伤，脸肿得很大。我们很熟，他平时爱搞电器，帮我们医院搞过器械革新。当他被抬到我面前时，我已认不出这位相处多年的战友了。看了伤票——阵地救护组登记卡片时，方知是他。我喊他，他流了泪。我说：“我马上送你走……”他说“我没完成任务……”后来，他活过来了。
我们师医院的同志真好呀，用什么词形容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我都觉得不过份，不够劲。可惜战后大多数都处理走了，有的连个小功都没立上。我们医院现在对外服务，赚了一些钱，我想，有一天要给我们医院每个参加这次战斗的同志送去一块金质奖章，才算我对得起他们，才放得下我这颗心！
女护士蒋涛，多次给伤员输血，一个很壮实的姑娘变得像个瘦小老太婆了。有一天连续两次她自己从自己身上抽血，救活了友邻师一个医助。他的脸都黑了，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她没叫一声苦，照常参加前接后送。
女战士杨友香，烈士的妹妹，接替哥哥来当兵。她负责麻醉，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手术帐篷真热呀，40度上下，还潮湿。她就日夜穿着工作服、手术衣在“蒸笼”里烤着。我看到她晕倒就有两次。战后，她干部不能提，考学分数不够，转志愿兵没女的名额了。她什么也没得着，还是复员回山东农村。走时，她呜呜哭，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想留下来为伤员服务。”她哭我也哭，我说：“我们向党委写过保证的呀，工作确实需要你呀，可是没有你的位置呀……”
几个女兵都走了，她们没功夫补习功课，考不上学，吃的就是这个亏！我真过意不去呀！
我们医院还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吴熙德，外科医生，女的叫丁兰仙，负责输液，她技术高，输液穿刺，一针成功。两夫妻在去支援前沿救护时，同时负伤。两人回来时，衣服都被烧焦了，鞋子也各掉一只，男的把剩下的衣衫破片盖在妻子衣衫破洞上，一只鞋也让给了妻子。老吴就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脚，耳朵还流着被炮弹震出的血。妻子伤轻一点，半撑半抱着丈夫，一瘸一捌走回来。作家，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恩爱夫妻？吴熙德第三军医大学毕业，丁兰仙原是大医院护士，两人恋爱结婚。双双上前线时，家里还留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
袁其林，他是我们医院“第一把刀”，最难作的手术都是他主刀。他身体魁梧，又正值盛年——三十多岁，三天三夜的连续手术他也坚持下来了，只是有时蹲下来歇一会儿，每天经他的手从阎王殿前拉回来的人不知有多少。他聪明，写过不少医学论文，搞了许多革新，我们医院用于急救的输血加压器、胸腔闭式引流器都是他创造的。1979年他上前线打仗，“打掉”了一个爱人——婆娘跟人家跑到外国去了。他又找了一个，快结婚了，他又上了前线，正当他这边紧张工作时，那边又要吹。三天三夜累不垮的他，却被这样一封信击倒了，他咬牙坚持着，但内心很痛苦。也不能说女方不好。谁不见，前方打仗时，军营里的女人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谁愿意找这份罪受？何况那女人条件好，追求的人不少？为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