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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中国弱势群体的结构性特征（2）
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第四，制度性歧视。这突出地表现在进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上。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里人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里的学校里念书。他们往往居住在狭小拥挤、秩序混乱和卫生条件较差的城乡结合部。同时，他们还要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外地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户口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同时缴纳管理服务费50～80元／年，到了北京之后又需要办理的证件多达六七种，每个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滋生出社会仇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有的实际上是一种恶性拖欠，由此矛盾激化导致的恶性社会治安案件也时有发生。共青团广东省委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民工所在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中，６４４％存在拖欠工资、克扣或拒发工资的现象，有的血汗钱被无限期拖欠。但作为城市社会中的弱者，他们缺乏用法律和其他制度化手段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有些人就会用非常规的方式，甚至是用非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由此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前夜
如果就城乡关系而论，可以说目前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临界点上：长期存在的二八开或三七开的城乡格局，已经开始成为束缚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打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僵局，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将中国由一个绝大部分居民居住和生活在农村的社会转变成一个绝大部分居民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的社会；这个过程将会在今后的20～30年的时间内完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前夜。我们必须为这个过程做好准备，从而积极地去迎接这个过程。
说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至少有这样几个理由：
首先；从农业和农村看，不将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和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农村的问题不但解决不了，而且会随着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急剧地恶化下去。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近来已经有了许多的讨论，人们也提出了许多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但从根本上来说，“三农”问题不仅仅是政策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承认，如果农民的负担减轻一些，日子就可以过得好一些；如果国家财政向农村的投入多一些，特别是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民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一些。但即便是这些都做到了，“三农”问题还将存在，广义的农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问题很清楚，在一个工业化和耐用消费品时代，大部分人口仍然被滞留在农村，他们就只能分享越来越小的经济份额，低收入和普遍的贫困就是必然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五快速城市化的前夜过去作者曾经用“厨师困境〃这个概念来说明目前中国农村问题的性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厨师困境〃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形：假如有一个收入有限而又食不厌精的人；需要雇佣三个厨师；那么关于这三个厨师的收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如下两点。第一；假如这三个厨师都没有别的收入来源；那么；可以肯定；这三个厨师的平均收入会远远低于雇主的收入。或者说；不会高于雇主收入的1/3。因为即使假定这个雇主没有别的消费项目；他的收入也要在去掉饮食开销之后；才能用来向三个厨师支付工资。第二；如果这个雇主的收入在整个社会中只处于平均水平；那么；就可以肯定；三个厨师的平均收入远在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之下（最高只能接近平均水平的1/3）；即他们不可能得到一份与雇主大体相当的收入。这就是“厨师困境〃。而现在中国农村或农民就陷于这样一种“厨师困境”当中。目前中国耕地的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亩。而且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由于工业的加速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耕地在以每年约1000万亩的速度锐减。从另一方面看；全国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就业人口大约有8亿多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与有限的耕地面积结合到一起；使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少得可怜；由此形成的只能是极小、极为分散的经营方式；规模经营根本无从谈起。根据有关专家的计算；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只拥有36亩耕地；平均每个种植业劳动力实际播种面积为53亩；平均每亩投工28个标准劳动日；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平均投入农业的标准劳动日不超过200个。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是极低的，进行如此小规模、低商品率农业生产的农民；除非有别的收入来源；否则其收入就只能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与上述“厨师困境〃是极为相似的。三个厨师为一个人做饭不可能得到一份与雇主大体相当的收入；同样的道理；4亿多农民种田来供12亿人吃饭；也难以在当今的时代获得一份与其他职业大体相当的收入。
其次，目前三七开的城乡格局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在以前的文章中，作者曾经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而大量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至少是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一是相当高的城市化水平；二是城市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普遍提高；三是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这是造就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必要条件。从城乡格局的角度来说，我们长期人为地抑制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当整个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大部分人口滞留在农村。结果，就是大量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这是一种分裂的工业化。于是，当工业开始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突然发现却没有能够消费这些产品的大量消费者。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内需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降到了20％左右，减少了15个百分点。如果把城乡人民消费作为100，农村居民已从1979年的68％降到1998年的471％，城市居民则从32％提高到529％。在城市消费品零售额中，乡村所占比重，1978年是52％，1984年达到最高的59％，之后就直线下降，1997年已降到434％。这表明，这两年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1996年以来，各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把开拓农村市场作为重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统计部门的数字仍然显示，1999年全国农村商品市场的销售总额增幅仍比城市低08个百分点，差距比上年有所扩大。中国市场有13亿国民，但理应是消费主力的9亿农民却消费需求不足，人数上的优势从来没有使他们成为消费市场上的“主导者〃。
也就是说，中国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突破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瓶颈”，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从上面这两个因素来看，快速的城市化已经是势在必行。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较快的时间里完成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目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的可能。这也决定了这个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过程。换言之，这个快度的城市化进程可能是在一种条件比较不利的环境中进行的。历史地看，从20世纪50～80年代末，在中国是典型的外延型工业化阶段，即工业化主要以规模扩张的方式进行。从理论上来讲，这是最有利于城市化的时期。但在当时，我们实行人为地抑制城市化的政策，放弃了这个实现城市化的良机。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开始普遍发生；这对城市化是明显不利的。换言之，这个时候进行城市化，条件已经不如前一个阶段有利了。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放弃今天城市化的机会，将来城市化的条件会更为不利。因为技术越进步，靠经济增长吸纳农村劳动力从而推进城市化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尽管与过去相比，今天实现城市化的条件并非最有利，但考虑到未来，今天又可能是实现我国城市化最好的契机。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城市的容纳能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前夜，可能就会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导致一个城市化的大跃进？有人马上可以举出种种理由，来说明目前中国的城市并不具有容纳大批从农村迁移人口的能力。
城市的容纳能力确实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过程中要考虑的一个基本条件。但问题是，如何看待城市的容纳能力。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城乡壁垒形成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段时间，对城市的容纳能力进行考察和论证，往往成为人为地抑制城市化过程的一个借口。大量的人口流入城市，能够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吗？能够提供那么多的商品粮和副食品吗？能够提供那么多的住房吗？能够提供那么多的道路、学校和医疗设施吗？在这种种的疑问面前，以户籍制度为形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