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打击“假冒伪劣”问题说起。近些年来，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已经成为国人无不关注的问题。每年的打假活动都是轰轰烈烈，而每年的假冒伪劣都依然在盛行。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可以有效地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打击的行动，有利可图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大量存在。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人们为什么要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是在于“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什么缺少有效的打击和制止”？接着的问题也许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应该由谁来进行打击，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费又由谁来负担？”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直接受益者无疑是普通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最广泛的直接受害者。从这种意义上说，假冒伪劣产品无疑应当由普通消费者来打，代价应当由这些消费者来承担。但这就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虽然普通消费者人数众多，但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他们缺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有效手段。而且如果按照效率原则的标准来看，由这些消费者自行来打假，无疑是效率很低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假冒伪劣产品的另一类受害者是其产品被假冒的名牌厂家。于是，其产品被仿冒的名牌厂家就成了打假的受益者。按照道理，这些厂家也就肩负着打假的任务。但是，依靠企业自己打假，也存在着种种的问题。首先是，究竟有多少企业有能力自己设立“打假办”。在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要靠每个企业自己保护自己的产品不被仿冒，将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事情，一般的企业是难以承担的。退一步说，即使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任务，也会有相当的一些企业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企业的生命是能够赢利，如果打假的花费超过可能的收益，企业就不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从整个社会来说，由各个企业自发的进行打假，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正因为如此，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个人和企业之所以要向国家纳税，就是向国家提供做那些个人或企业无法做好的事情的资本。换句话来说，在个人和企业每年向国家所交纳的税收中，就已经包含着由政府出面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打击的经费。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打击假冒伪劣这个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自己承担的：玉溪卷烟厂斥资亿元奖励打假；北大方正公司自己设立了“打假办公室”。其他见诸和没有见诸报端的事例，就会更多。因此可以说，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任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有关企业来承担的。据称，一位全国打假办的官员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的监控作用会弱化，企业间的直接行为会得到加强，企业自发“打假”符合发展的方向。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尽管今天的消费者和企业自发进行打假，有着种种不得意的理由，但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是更高程度的功能的专业化，从根本上说，打假是政府而不是企业的事情。因此，可以说，以实行市场经济为名，将打假的任务推给企业，是对政府责任的一种推卸。
从“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对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不力，可以明显地看到有关政府功能的削弱。然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政府功能的削弱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上，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凡是与政府直接有关的功能，几乎都在处于削弱之中：
——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投入不足，大量优秀的从事高科技研究的科研人员被迫玩弄“雕虫小技”，以自救谋生。如某个国家级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将生产热气球，作为谋生的手段；
——教育陷于困境。农村中有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不能及时领到工资，城市大中小学优秀教师流失严重，教学经费严重不足。在有的农村学校，政府下拨的教育经费甚至只够买粉笔。在城市学校，更多的则是由教师自己从事“第二职业”，以进行生产自救；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现象（2）
——严肃的文化和艺术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处境日益艰难。中央交响乐团处于困境之中，前几年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新闻，最近由于企业的赞助而困境得以缓解。但真正陷入困境的，不仅仅是中央交响乐团。近些年来，严肃的文化与艺术，几乎都处于相当不景气的状态，于是，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均衡发展无法建立起来，社会生活正逐步丧失其健康的人文基础；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受到破坏，法律的执行效率极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在一个社会中，政府的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公正。为此，政府需要实行一条与市场截然不同的运行机制。但毋需讳言的是，在这个功能方面，政府的效率日益低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散了某些部门对自己承担的独特功能的专注，经费的短缺也严重地制约着执法机构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就应当是由政府承担的功能，不得不推给企业，如打击假冒伪劣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有的大企业自己设立“打假办公室”，出现了玉溪卷烟厂每年用几千万元的经费自己进行打假这样的荒唐事；
——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日益严重。保护生态环境，以确保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在近些年来，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的种种努力，都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项目就是政府立项甚至承办的，对于其在生态环境上造成的破坏，自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在相当一些地方，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日趋严重。
二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企业化
政府公共功能的削弱，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某些领域中，政府的功能又在以极高的效率不正常地扩展着。对于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即在微观的层面上，政府与经济活动，特别是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出现新的结合，政府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目标趋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也就是说，在有些地方，某些政府部门的行为及其取向，与那些在市场中追逐利润的公司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
具体说来，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
如上所述，政企分开，是2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主线。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就不可能自主地运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机构在国有企业中从日常的经营活动中撤出来的同时，许多政府机构却在开始直接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即政府机构创收。近些年来，许多政府机构已经开始成为创收的主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有些单位是赢利性的，靠自己的赢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些是非赢利性的，但由于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是为整个社会所必需的，社会不能没有他们，于是需要由整个社会来筹集资源，使得其能够得到维持和发展。政府就是属于这后一种组织。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有的还有一些国有企业上交的赢利，但无论如何，政府机构本身是不能像企业那样直接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政府机构从事以创收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几乎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单位都在那里办“三产”，搞创收。于是人们就看到了一种极为滑稽的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在一些企业大量亏损的同时（据说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1/3明亏，1/3暗亏），不应该赢利的政府机构却在大赚其钱。于是，政府在办公司，警察在办公司，学校在办公司，军队也在办公司。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在创收，不在办公司、搞三产了。甚至，一些本来不应该从事赢利活动的单位，已经是以创收为主，兼搞别样了。
2利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
政府部门的创收，除了直接办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外，也包括在政府财政上开各种各样的口子，用非规范化的手段从民间抽取资源，还包括在执行有关的政府功能的过程中，将罚款、摊派等作为其首要目标。最近已经出现政府机构“做局”的说法。比如，中央政府的某项新政策一出台，一些政府部门就“做”一个“局”出来，由此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乱罚款是政府机构利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经济收入的典型例子之一。
应当说，罚款是一种正当的社会惩罚措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罚款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罚款已经不再是以一种正常的现象而存在，而是成为一种社会病态。在这当中，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如下的三点。第一，罚款已经成为政府行为中的重要的激励机制。允许罚款的事情，就大家都来管，大家竞相罚款，不允许罚款的事情，就大家都不管。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现象，如果要使某些部门能够负起责任，就得赋予他们以罚款的权利。第二，罚款之乱，形成一种社会病症。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带动下，罚款之风蔓延到整个社会。第三，罚款的收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据有关报道，中国目前每年罚款的总额达到几千亿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
3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
近些年来，“为企业办实事”，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提倡的口号。但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口号之下，一些政府机构甚至个人频繁介入企业的经营活动。记得前几年，报纸上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某著名企业与外商合资办一个大型企业，全部投资约四亿多元，于是政府出面了。市委副书记亲自任工程建设的指挥长，并组成了相应的班子；土地局领导亲自为企业跑批文、批用地；计委领导为工厂找材料、搞设备；公安局领导为工厂搞保卫、维持秩序；市委组织部长负责领导铺设高压线路。于是，工程顺利施工，胜利竣工。对此，某权威性的大报大声疾呼：“企业需要这样的政府”。其实，这会造成很多问题。当政府官员介入某些经济经营活动的时候，不但经济活动运行的许多必需的规则会受到人为的破坏，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无法建立，而且腐败现象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4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
在有的地方这些经济标准已经达到相当具体的地步：有的是立下某种军令状，达不到某个指标就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