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把您黑暗的一面示于我，示于我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我知道，您是要鼓励我
，让我直面现实。能这样做的人是了不起的。卢梭这样做过，拯救了欧洲。而我呢？一切能拯救的灵魂是要有自救能力的，我有自救的能力吗？
不错，我在小说里自杀过。过去我也认为我在精神上自救了，可是现在，我才发现，小说毕竟是小说，假设永远是假设。我并没有真正的自救。
余老师，我问您个问题：托尔斯泰为什么在晚年突然出走？
他在信的最后说他已经把那封信烧了。从他现在开始提的这个问题开始，他们纯粹地进入一种哲学的对话之中。然而，也就在这时候，余伟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匮乏。关于托尔斯泰为什么在晚年突然出走的问题，他在很多地方都读过，西方人一般都认为这是信仰问题。他在回信中谈了很多，谈到雨果的《悲惨世界》，谈到冉·阿让在最后面对沙威时的对话。在很多教科书上，对这部书的评价是：真实地描绘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七月王朝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司法制度、法律和道德观念给予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可是，他认为雨果要谈的还是信仰问题。
这一问题一经展开，他们才发现，一切都需要阐释，一切都是空白。他们大篇幅地开始谈起这些从未谈起但时时在想的问题。但问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后来林风问的很多问题余伟根本就没有思考过，林风谈的很多知识和书也是余伟没有接触到的。这些年来，余伟对哲学和科学著作读得很少，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尤其少。他们仿佛在写哲学论文，完全抛开了小说和案件本身。他们进入了人的内在状态。
这使余伟非常惭愧和尴尬，他的思想和知识已经被挖空了，已经难以接林风的招了。而林风呢，仿佛才刚刚开始要和余伟探讨他这几年来读书和生活中的困惑。他从来就没有谈话的对象，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这些内心生活展现过，现在有机会了，他便完全地展现着。而且使余伟惊异的是，他的记忆力是那么好。在看守所里，他只有记忆，而余伟，还可以找到参考的书籍。
最让余伟惊异的是，这些对话刺激了他的思想和生活，以及灵魂。有一天，林风问他：你相信鬼吗？你相信人世间有灵魂吗？你相信有来世吗？在林风的小说里，他也曾看到过这些问题，但他并没有多想，现在林风直接问他，使他无限的惊惧。他无法回答。
九天就这样过去了。这天下午，他不能不告诉林风与案件有关的一些事情了。他告诉林风，学校和很多人包括笑茵的父亲都对他很关心。他还告诉林风，学校本来要通知林风父亲，被他阻止了。林风的回信只有一句话：千万别让我家人知道。
第九天的时候，还是找不到人证。没有人能证明林风那天晚上在宿舍里，可是就有人能证明他在医学院逗留过，他自己也承认。余伟认为，现在，只有一种可能能救林风，他对笑茵的爸爸和学校领导都说过：
“现在惟一能证明他清白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印证。”
第五部分第九章（5）
但武保处的人认为：
“法律不承认这种假设，只认证据。”
余伟生气地大骂：“去他妈的法律。明明是林风在宿舍里睡觉，可是为什么法律就非得要证人不行呢？如果法律要证明林风是罪犯，又有谁来证明呢？谁看见了林风那时在医学院？”
第十天，是开庭的时间。前来观看的人不是太多，因为学校把这件事压得很低调。那位受害人的父母也来了。他们明显地认为林风就是凶手，一直狠狠地瞪着他。林风一直低着头，当法庭出示他收藏在箱子里的“赃物”时，他痛苦极了，他一直不敢看观众。羞耻一直毒害着他，但现在明朗的是，这些“赃物”不足以定他的罪。当法官把受害者——那个吓疯的女学生带上法庭时，人们立时怔住了。那是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子啊！可是她紧紧地抓住医生的白大褂，嘴里怯怯地还在喊“救命啊”。医生告诉法庭，她现在已经好多了，只要有陌生人出现，她就这样。在医院里，只要有人接近她，她就喊“救命啊”。医生说她不能呆得太久，必须赶紧回医院。她回去了。她的父母早已泣不成声。
法官问林风见过这个女学生没有，林风也怔住了。他怎么没有见过呢？他在冬天下着小雪花儿时问她要袜子，她就当场脱下来了。他说：
“见过。”
他一回答，法庭上就开始乱了起来。
法庭又问他：
“你是什么时候见她的？”
“大概在三年前的冬天。”
“你对她有过不良的行为吗？”
“有。我问她要袜子，骗她说我乡下的妹妹来了，没袜子穿。她就高兴地给我了。”
法庭让他从那些“赃物”里找出她的那一双袜子。他马上就找出来了。法庭上一阵惊呼。
“你以后再见过她吗？”
“见过，远远地见过几次。”
“有过不良行为和动机吗？”
“没有。”
这是余伟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其余所有的问题几乎都预料到了。法官对余伟的心理分析和笑茵父亲的分析都进行了肯定，但他说，这些不能当作证据。法庭还是要他们拿出证人，可他们没有办法拿出来。但他们也对法庭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仅仅靠小说里的一些描写和他有心理方面的变态行为就断定医学院案件是林风所为实在有些不公。林风的律师也抗议：
“我们认为，这种案件既然是从心理学和文学的角度来入手的，就应该从心理学和文学的角度给予正确的判断。同时，我们认为，取证应该是法庭的事。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林风确实在案发时就在案发地点，就不能够给他定罪。”
法庭考虑到学校的声望，还有笑茵父亲的声望，同时还有余伟在心理学方面的反驳理由，暂时休庭，以便继续取证。
他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余伟要求法庭暂时释放林风，因为林风的心理还不十分健康，面临着难以预料的危险，但法庭驳回了他的请求。他又给林风拿去些杂志和书籍，生怕林风无事生非。
这一次林风先冲余伟说话了：
“余老师，我有罪！”
余伟一怔，赶紧问他：
“医学院事件真的是你所为吗？”
“不是。可是现在，是与不是有什么分别？”
“林风，你要振作点，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只要找一个证人就可以推翻此案，为你鸣冤了。”
“林老师，没有人证明我那天晚上在宿舍里，难道就真的证明我不在宿舍里吗？在与不在，不是法律能界定的，是由我自己确定的。你们不要再白费心了。我是有罪的，就在今天，当我看到那么多的人用那样愤怒的目光看着我，当我看到那个医学院的女学生时，我觉得自己早就是个罪人了。”
“不，林风，你听我说，你不是个罪人，你是个病人。今天，正好就是今天，你终于有了面对世人的时候了。你要坚强点，从今天起，你就要正视你过去的一切。你要记住，你不是有罪，而是有病。”
审判林风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第二天，就有记者给余伟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他拒绝了。但审理的经过还是由其它渠道被报道出来，社会和整个学校都被震惊：一个研究生，竟然犯下这样的罪行。余伟要求看守所暂时不要让林风知道。
余伟还是想和林风以书信的方式谈话，他想做最后的努力。他想，只要林风在精神上站了起来，就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了，就有信心面对一切了。在信的开始，他还是避免谈案件本身，他谈了他们在此以前通信的重大意义，并希望林风继续和他谈下去。
第五部分第九章（6）
林风很快就回信了。他写道：
余老师：
我们如果能这样一直谈下去该有多好。我真的希望自己一直呆在这里，或者在监狱里，我们一直谈着有关真理的一切。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最幸福的时期。现在想起来，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亲近过，包括我在小说里提到的“表姐”。真的，我和我的家人从来都不谈心，有时候我觉得和他们是陌路人。我和“表姐”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无法深层交谈。您给了我新的生命，我要谢谢您。
余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信中交谈似乎更合适。在信中，我们是平等的，是可以畅所欲言的，可是一旦见到您，我就觉得您那样高大，让我必须抬起头来仰视。那时候，我们之间的鸿沟是那么大。
余老师，我之所以不谈案件本身的原因，并不是我不能面对现实，也不是怕自己坐牢。我现在还宁愿坐牢呢。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通信了。当然，这只是很表面的原因，实质的原因是，无论坐牢与不坐牢，我现在主要想弄清楚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是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实际上，这也是我整个大学最大的苦恼。
我不相信迷信，不相信人世间有鬼神，可是我常常又否定这个想法。我曾经一度相信科学，相信历史，但我又常常怀疑。不知您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是在您做一件事正在兴头上时，您突然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常常有这种感受。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小说的结尾，也是这个原因。有时候，我看着自己写的东西，就觉得可笑。我这是要干什么呢？我要成名吗？成名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如您所说的，有认识的价值，也就是说要给当代人看，那有什么意义吗？他们看与不看，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了这样的想法，还能写下去吗？我之所以给小说安上那么一个结尾，我是要激励自己，要拯救自己。可是，这几天来，我越来越发现，它拯救不了我。
生活的无意义状态已经是我的常态。尤其在我上研究生以后，我看见有的教授装模作样地在做学问，我就感到恶心，感到一切都在丧失它原本的意义。那是什么学问啊？不解决任何人生的问题，只为他们的职称和待遇而忙碌着。他们还是知识分子吗？导师要求我们读的那些书，我大部分都读过，实际上，我还是无事可作。我只好读书，一本本地往下看。
我为什么要读书？后来，我发现，我读书的意义只有一点：就是力图从书本中找出一点人生的光明来。有时候，我觉得找到了一些，可是，它又被我怀疑的阴影遮住了。更多的时候，我坐在图书馆里，死死地盯着一本书，在那里要发两个小时的呆。我一无所获地从那里出来，只觉得一阵轻松。同学们都骂我是书呆子，我也真的成了书呆子。原以为研究生生活会不同于大学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比大学生活更枯燥。我觉得很多研究生，都是有着和我一样的心理疾病的人。我们常常在一起感叹，感叹生活的无聊、乏味。有时候，我们正说到高兴处，突然，大家都停了下来，都沉思默想起来，最后都以一声感叹而散伙：“唉，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