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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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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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各督十五员战将出东西两路,拓跋焘的主力则为中军,从浚稽山(今蒙古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以南一带)一直走到天山。这一次吴提早听到了风声,提前往西北逃窜,魏军登上白阜山(今蒙古抗爱山脉西北),不见柔然踪影,回军途中碰上漠北大旱,一路没有水草,行军艰难,人马大多饥渴至死。

  吴提很是得意,派了使臣到西域、北凉等地散布谣言:“魏国天子亲自来打我,可怜士兵马匹疾疫而死,大败而回呀,他弟弟拓跋丕还被我生擒活捉了。现在魏国已经衰弱,天下以我柔然最强,以后你们这些国家也不用恭迎魏国派来的使者了。”

  北魏在灭掉夏国以后一直与西域通使,尤其是通过西域各国的宗主国北凉进行各方面的交流。现在听说北魏吃了败仗,这些小国都不愿意搭理它了,北凉更是大为怠慢。沮渠蒙逊的继位者沮渠牧犍与嫂子李氏私通,兄弟一起搞群交,后宫简直混乱不堪。李氏嫉恨牧犍的正室夫人——北魏与北凉和亲时拓跋焘嫁过来的妹妹武威公主,便拉了牧犍的姐姐一同在公主的食物中下毒。拓跋焘闻讯,急派御医去给公主解了毒,李氏的阴谋没能得逞。拓跋焘命沮渠牧犍交出李氏,牧犍不理,只把嫂子安置在酒泉,还拨了一笔钱给她花销。

  拓跋焘明白若不消灭北凉,难以慑服西域各国,便与崔浩商量。崔浩指出沮渠牧犍叛心已露,不可不诛。北伐柔然虽因非战斗减员,但主力尚存,凉州弱小,伐之必克。拓跋焘大为赞同,又在殿上召集群臣商议。

  北魏刚吃了没有水草的亏,弘农王奚斤等人反对出征,说:“沮渠牧犍小国而已,虽有不臣,但还是向我们称藩的。我国刚打过仗,需要休整。而且听说他们那里土地荒凉,没有水草,沮渠牧犍若再坚壁清野,大军一到,怕是会重蹈北伐的覆辙。”

  尚书古弼、李顺等人也说:“姑臧城(北凉国都)百里之内,都是不长草的荒地,只有城南山上积雪融化流下的水以供灌溉。我军若去讨伐,他们决断渠口,我们兵马不就都渴死了么,奚斤大人所言极是,万万不可西征啊!”

  李顺和崔浩一样是汉人,父亲一代就从后燕投靠了北魏,曾多次作为使者被拓跋焘派往凉州,显然关于凉州的话题他应是最有权威的,偏偏崔浩不信他。

  崔浩与李顺是儿女亲家,崔浩的弟弟娶了李顺的妹妹,而弟弟的儿子娶的又是李顺的女儿。按理说关系应该很铁,可是崔浩就是有些自大,看不起李顺,两个人之间矛盾很大。崔浩当面反驳说:“《汉书·地理志》里就有说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要是那里没有水草,怎么放牧啊?而且汉人的居住地,历来就是依水草筑城。积雪融化的水,足够引来灌溉么?你说的根本就是谎言,经不起推敲。”

  李顺急得面红耳赤,辩道:“耳闻不如目见,我是亲自看见的,你凭什么跟我辩?”

  崔浩冷笑:“我看你是收受了人家的钱财,为他们说话吧,别以为我没亲眼看见就好欺骗!”

  李顺果然心虚,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他出使北凉时,沮渠蒙逊曾给了他不少好处。回来后,他就上下打点文武大臣,传播“凉州无水草”的言论。崔浩的一句话戳穿了李顺的谎言,坚定了拓跋焘西征的决心。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把太子拓跋晃留在平城监国,大将军、长乐王嵇敬与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以两万人屯兵漠南,防备柔然,然后自领大军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凉州。师出有名,他又命手下人拟了一份罪状,斥责沮渠牧犍的叛逆行径,劝他早点投降,以保性命。

  北魏这次进军,还找到了一位好向导,那就是南凉的最后一代君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破羌。南凉灭亡后,秃发破羌投奔北魏,拓跋焘欣赏他仪表堂堂、行事机敏,赐他爵位,并封为将军。秃发氏与拓跋氏同源,拓跋焘又赐姓名“源贺”。源贺对拓跋焘说:“姑臧城本被我秃发氏占据,现在城外有四部鲜卑,都曾是我父亲的臣民。我愿领兵在前,宣扬我们大魏的军威,那些旧部必然来降。到时我们再围攻姑臧孤城,取之易如反掌。”魏军依计行事,很快招降了河西大部军马,数万部落,牲畜十几万。

  沮渠牧犍被孤立,只得固守姑臧,派人向柔然求救。柔然可汗吴提吹牛虽然不打草稿,真打起仗可不怎么行。他领兵犯塞,遭遇北魏司空长孙道生拒守,兄长企列归又在阴山北面被嵇敬、拓跋崇击破。吴提不仅没帮成北凉,还害得自己损兵折将,远遁漠北。

  拓跋焘来到姑臧城下,眺望四野,水草丰盛,心中赞服。他兴奋地对随军的崔浩说:“爱卿所言,果然应验。”崔浩答道:“微臣不敢不说实话,倒是那个李顺,接收了沮渠牧犍父子的贿赂,欺骗陛下,几乎误国。”拓跋焘原本还挺宠信李顺,经过这一连串事件,开始厌恶李顺。崔浩乘机在他耳边说些李顺的坏话,又有凉州人告发李顺受贿的实据,拓跋焘终在三年后下令将李顺斩首。(崔浩的谋略屡屡成功,是拓跋焘信任他的主要原因,但他利用这些公报私仇,对李顺极尽打击报复之能,把人往死路上逼,就不够厚道了。所以崔浩虽然见识非凡,在北魏朝中却结怨颇深,为拓跋氏谋了一辈子还是惹了杀身之祸。)

  沮渠牧犍内外交困之下,带文武百官面缚出降,凉州入于北魏版图,沮渠氏的北凉灭亡。(沮渠氏政权还有个小小的尾声,牧犍的两个弟弟无讳和安周逃到西域,攻占了高昌国,多熬了那么二十几年,终灭于柔然之手。)

  几年后,北魏又攻占了宋、魏之间氐人建立的仇池。鲜卑人成为北方博弈的最后胜者,除北魏以外所剩的两大势力:柔然和吐谷浑,也都是鲜卑的旁支或苗裔。


  四 义康失势

  拓跋焘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局面,一百多年来,北方胡人的部族首领拉上几支骑兵就可以割据、称帝甚至称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与以往石赵和前秦的两次统一局面相比,北魏的这次统一要稳固长久得多,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雄踞中原的最终霸主,会是这支起于漠北、弱小且落后,一开始并不被众多势力看好的力量呢?

  首先是“天时”。拓跋氏在起初使用“魏”这个国号时,就有了志吞天下的决心。从拓跋珪、拓跋嗣,再到拓跋焘,三代帝王,综合素质未必比石勒、苻坚、慕容垂等人强,但其平均素质绝对高于十六国中间的大部分君主。首领素质的均衡性与一贯性,是北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甚至南面的宋、齐等同时期的朝代,也都远远达不到这一点。这里面有天意的成分,同时也得归功于比较合理的北魏储君制度,基本上每一代君主,在即位之前,都经历过战场的洗礼,也经受过政治的考验。“子贵母死”的制度,则更保证了皇室的权威性。有了优秀的君主,战略方针和政策就得以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而不至于半途而废。从北魏建国到统一北方的五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扩张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和渐进性。这个马背上的部族并不像赫连勃勃那样只知用骑兵进行冲杀和游击,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一边在战场上取得土地,一边在战场下巩固自己的成果。除了拓跋嗣时代主要对柔然用兵外,每隔四到五年就取得一项新的战果,这种时间间隔是相当合适的,既给了己方巩固消化的时间,也没有给敌人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机。此外,北魏也常得到老天的眷顾,赚了不少便宜,比如参合陂之战中黄河突然封冻,生擒赫连昌的战役中又正好碰上狂风大作,等等。历史的进程具有必然性,但又往往在关键时刻由某些偶然的小事件改变其轨迹。

  其次是“地利”。北魏的发祥地位于偏僻的漠北,经济文化落后,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劣势。然而事实证明,地理上的条件恰恰是导致拓跋氏脱颖而出的一个优势。这一地区的周边多为鲜卑、高车等原始游牧部落,并不比拓跋氏先进和强大,北魏在发展壮大的军事过程中,得以先易后难,先弱后强,不但避免了迅速的失败,还大量地掠夺了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口和牲畜。北魏与后燕的冲突,源于马匹资源的矛盾,经过长期征战,中原地区的马匹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慕容宝等人索马的要求,反映出当时燕国战马数量的不足和素质的低下,在马匹决定胜败的骑兵对战中,兵强马壮的北魏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不仅远远超过战马稀缺的南方邻国,也胜过游牧为生的北方劲敌柔然。各割据势力与他们对抗,唯一能够相持的手段,只有守城,而这一手段,在北魏的力量不断强大后,也不再成为阻挡魏军取胜的障碍。

  当然胜利也离不了“人和”。北魏刚刚兴起时的组织结构十分原始,其实也给了那些受过“先进文化教育”的汉人更多施展身手的空间。拓跋鲜卑的文化素养并不高,但其首领是比较有见识的,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原人士才能够统治中原,对于中原文化,更是推崇备至。在收服割据势力的兼并战争中,他们也就不断得到附近的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归顺。北魏又十分注意网罗人才,只要是士大夫求见,无论少长,都由皇帝亲自接见,详细交谈,凡有才能者,一律根据具体情况录用。这些有识之士面对北魏几乎白纸一片的规章制度,既能引入汉人成功的统治手段,又可以吸取汉人失败的教训,从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比传统制度更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到了拓跋焘时代,汉族士人在北魏的地位已相当重要,北魏的统治阶层形成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大夫共同合作的模式:武将以擅长骑射的鲜卑人为主,比如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猛将,而文官则多以汉族士大夫为主,比如崔宏、崔浩、张衮、刘洁等名士,猛将名士如云,加上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统帅,组成的队伍自然战无不胜。

  拓跋焘的胜利对于南方的“正朔”王朝是一个刺激。刘宋立国之初,对付北方的政策是拉一派打一派,他们一方面接受北燕、北凉等小国的称藩,甚至与夏国订立盟约,企图以此来牵制逐渐强大的北魏。北方越乱,南方的统治也就越安全,宋文帝的元嘉之治,正是在拓跋焘出击各国、无暇南顾的十几年间得到的富足偏安的局面。等到拓跋焘结束纷争,终有机会再次南下时,南方的“幸福生活”就将好梦到头了。

  檀道济死后,刘湛在朝中的势力渐大。司徒右长史刘斌是刘湛的宗亲,被刘义康擢升为左长史。刘义康又先后提拔了王履、刘敬文、孔胤秀等一批大臣,都是些阿谀谄媚之徒。刘义康权倾朝野,刘湛自以为有这位皇上的弟弟做靠山,朝上朝下越来越显得放肆,私下里多次与刘斌等人说:“当今皇上一旦驾崩,就应该继立成年的皇室成员做君主。”

  前文说过,宋文帝身体比较差,有一次病情又转危,就把刘义康召入宫中,与他商量起草顾命诏。太子刘劭还是十来岁的少年,不懂政事,宋文帝自是心思重重,对着弟弟千叮咛万嘱咐。刘义康出宫后,泪流满面地对刘湛、殷景仁等人讲述当时情景。刘湛听罢,也不顾忌听众,便说:“天下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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