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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还收个附编《说梦草》，选印了我自作的二百多首诗词。所以要这样，是一，家丑不怕外扬，自己作了些，总愿意有人能赏以慧目，可是不用这种夹带的办法，就必不能上版面；
二，自己说东道西，推想有的读者也许想看看货色，以证所讲不只是坐而可言，而且是起而能行。想不到这一选印还有了反响，是有的人上门，敦劝我把未选印的多首也拿出来，合印为一本，单行。我谢过雅意之后，坚决表示不同意，理由是，作旧诗填词，自怡悦无妨，单行问世，想到唐宋人，或只是明末清初人，就没有这样大的胆量了。
以上两本之外，还可以加说一本，是《谈文论语集》。书稿是1992年暑假期间，弟子范锦荣女士（她教中学，只能利用假期）帮助编的，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编这样一本书，起因是上海友人，大概是由我的得灾梨枣的闲话推而广之，想到我多年从事有关语文的工作，也写了不少有关语文的非闲话的文章，如果集起来，也会有些用，推想有的出版社会接受出版，其后是根据此如意的推想，劝我动手，集而编之。我感谢友人的好意，却没有集而编，因为想了想，单是由50年代算起，涂涂抹抹，其中确是有不少与语文有关的，可是如《关于“给”的词性》之类，除了迷汉语语法的人以外，谁会有兴趣看？又如《〈黄生借书说〉讲读备考》之类，不是讲此文的教师，就决不会拿起来过目，读者不读，出版社当然就没有兴趣出版。友人积极，我消极，锣鼓响了几下停止，都只当没那么回事，过去了。想不到真会有死灰复燃的事，是两年之后吧，主持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业务工作的友人徐学文到北京来，一起吃饭，酒足饭未饱之时，闲谈触及我近年编写的一些书，徐说没在他们社出版一本，他一直感到遗憾。我对于这样的盛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随手摸摸记忆的口袋，恰好就碰到这本有人提出、我不想编的书，就说有这样一本，上海友人设想的，决定编，给他们。两厢情愿，酒杯饭碗旁三言两语定案。以后是拖到暑假，约范女士来，商量如何编。由我提出要求，是对一般也读也写的人“比较有用”，由范锦荣提出取舍的原则，是与“作意、作法”有关的收，反之不收。原则定，有关语文的文章搜罗来，其余去取、排次序等事不难做。总之，不很久，书稿就完成，还了愿。排印不快，直到1994年才出版，果然不出所料，只印2100册，可见是很少有人肯开卷看看的。
至于开卷看看，是否真就能有所得，编者范锦荣是乐观的，她在“编后小记”里说：“觉得大多含意深刻，切合实际，对于初学以及学有所长者都能给予启发。”我的看法就要打点折扣，因为对于文章好坏，也是人各有见，我宣扬的只是我的所见，宣扬时当然相信是对的，至于离开己身，改为站在今日上上下下都颂扬的民主的立场，对错就要另说。所以我不敢说必有所“启发”，总是可以“参考”吧。
平心而论，几十年来，对于文应该怎样写，我怀着供参考的意愿，整本的，零篇的，写得不算很少。就是近一个时期，事多而精力日下，有时目有所见（限于文的范围之内），耳有所闻，不免有所感，就还是拿起笔乱说一通，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这所说有分量重的，如《笑与泪》（大意是文学作品，总是使人发笑不行，要能使人落泪）之类；有分量轻的，如《为汉字争坐位》（我不愿意看《1天3顿饭》和《万一他不来》同坐在一条板凳上）之类。由主观愿望说，总是意在文也由坏变好，好变为更好。天不变则道不变，这里说一下，只要我还能拿笔，这方面的文章就还会写一些吧？所谓人不辞路、虎不辞山是也。
《流年碎影》 杂学杂家（1）
以“杂”为题，想谈谈碌碌一生，所好，所学，所说，所写，都杂七杂八，既不纯又不精，如室中人所评，“样样通，样样稀松”的一种情况。说“样样”，自己也感到过于夸大，比如许多人迷恋的围棋，我就如妻梅子鹤的林和靖，既不好更不会，所以大话要缩为中，或者专由读方面立论，只说喜“杂览”吧。杂览要有主、客两方面的条件，主是喜欢看点新奇的，或说原来不熟悉的，客是有比较多的图书供自己浏览。这主、客，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期恰好成为“二难并”，于是就如前面所曾说，四年，在图书馆，翻看了许多馆存的典籍。量多，种类杂，优点轻飘飘，是开了眼，缺点则过于沉重，是未能专精某一门。毕业的前后，也是前面曾言及，忽然灵机大动，想钻研人生是怎么回事，于是重点又变为涉览另一套。总之，回顾往昔，计所好是杂，计所学仍是杂。所会呢？如果要求不高，是许多门类都略有所知；换为要求高就泄了气，是任何门类也拿不起来。多少年来，用时风的检讨口吻说，我就是手托着这样的半瓶醋，混。
有人也许要说，你醋有半瓶，情况就好于《论语》的微生高，他是一点没有，别人向他要，他就不得不“乞诸其邻而与之”。就真有人来要，是1963年夏季，周叔迦居士亲自到我家里来，“命令”我为锡兰（其时尚未易名为斯里兰卡）百科全书写“佛教与中国文学”一个条目。周先生是老师行辈，有命，我只能遵照办理。其时正忙，延迟到近年底才动笔，因为周先生有话，说内容无妨充畅，又因为究竟是一个条目，字数不宜于太多，走中间路线，面面俱到，提纲式，到1964年初夏完成，写了五万字。交稿，审稿的不是周先生，说字数太多，要减为几千字。我谢绝，把稿塞在书柜里。一转眼过了差不多二十年，我同孙玄常兄合住在社里工字楼的一间房里，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周荣显来社，找孙先生约稿，挂角一将，先是想让我写一本讲逻辑常识的，我无暇，就想到这五万字的存货，他们说要，我找出来，于1984年初给了他们，印得不慢，只半年多就出版。
佛教与中国文学，意思是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学接触，都产生了什么新情况，问题不小。说不小，是因为，比如单说影响吧，显然，就既有佛教影响中国文学的可能，又有中国文学影响佛教的可能；还有，情况是客观存在，至于是否来于影响，有不少就不好说。我没敢碰过于难的问题，只从俗，理解为佛教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而所谓影响，只举能揪住辫子的，以行善事为例，随着有善报的算，未提及果报的，算不算难说，就躲开，装作没有那么回事。这样写，因为字数不能多，提纲式，结果就成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某一脏是什么长相，就只能从略。
书出版之后，据周君荣显说，竟有不少读者来信，表示愿意变从略为加详，即由提纲式变为一般读物。读者说了话，亦一最高指示也，于是出版社找我，希望我依指示办事。可惜对于舞文弄墨之事，我没有兴致走熟路，想找人代办，又不得其人，所以这本书，直到现在还只能安于提纲式。
也许真是与佛门有缘，是四年之后，我又写了一本《禅外说禅》。这本书，开头列“缘起”，写了两节，所说是偏于“学”方面的原由；还有“事”方面的原由，这里补说一下。是1986年，曾在语文编辑室工作的田小琳早已到香港去从事出版兼写和讲的事业，一次来信说，有人（中文大学？）约她写“禅与语言艺术”的文章，她不知道如何写，希望我指点一下。我不自量力，给她写个提纲。不久又来信，说还是写不了，希望我动笔，要快，因为已经答应人家，刊出日期临近。原定一篇几千字，我说那说不明白，结果写了两万字。刊出之后，大概真有人看吧，田小琳由出版事业方面考虑，说如果我全面谈谈禅，成一本书，她愿意出版。其前孙玄常兄多次评论我，做文言的编注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能算自己事业之言犹在耳，我一阵奋发，就决定写一本讲禅的，因为对于顿悟得证涅槃以及自性清净之类的理想我一直未能尽信，所以定名为“禅外”说禅。记得由1987年3月动笔，到1988年4月写完，得二十五六万字。书稿给香港，想不到他们从香港之俗，要多计较锱铢，我不习惯，书稿索回，还是给熟地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因为中间多有曲折，直到1991年才出版。
关于这本禅书，如此写，也有需要说说的。最大块头的当然是“禅外”，外是站在外面看，不是走入禅堂参。何以如此见外？又不得不搬出洋鬼子老师来，那是读弗洛伊德，相信他说的，人同样是充满欲望的动物，——这会有损于自尊心吧，那就改为说，人都是“常人”，在自然的定命之下，有所求，求而不得就感到苦，之后是希望苦变为乐，于是想办法，因为苦的情况多样，而人之性，同之下有异，想的办法也就多样，禅不过是办法之一种，就其来源和所求说，与邻居二大妈心中有气，走上长街，骂一个来回，并没有两样。这样看，我是把铃木大拙之流心目中或只是口中的神秘拉到常识里，其后是看，只能用常识的眼，讲，只能用常识的话。显然，这由坐在禅堂里的人看，从头到尾都是门外汉之言，或干脆称为瞎说。我不想辩解，但无妨表明一下立脚点，是人各有见，我不过言己之所信而已。其次是讲禅之前，还讲了些有关佛法和佛教的常识，这是因为我多年在出版社，做普及工作惯了，估计读者有不少是不熟悉佛教和佛学的，多费几页纸，这类的读者如果所需不多，就可以不必再找介绍佛教知识的书看。其三是还可以诉诉苦或表表功，是纵使用科学常识的眼看，关于禅，有些还是很难讲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禅悟，或说参禅的所求或所得。严格说，这只能体现（如果有）于得悟之人的感知中，而，借用禅师的口头禅，“不可说，不可说”。可是讲禅又不能不说，所以就辟了“禅悟的所求”一章，尽己力之所能，学盲人摸象，或说猜谜，总算是未逃避，讲了。另一个方面是求禅悟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机锋，如赵州和尚的“庭前柏树子”，长沙景岑禅师的“东家做驴，西家做马”，究竟是什么意思？能起什么作用？当谜猜也困难，可是又不能不讲，情况也是未躲避，讲了。至于讲得怎么样，我无力评定，所能说的也只是尽己力而已。
以上谈写与佛教有关的书，竟一而再，好像我是甘心投身佛门了，还能称为杂吗？所以要解释一下，这一而再，都是路遇性质，并非如王子猷之雪夜访戴。再有，专说写，我也并非总是出入佛门，记得还是40年代，曾为某期刊写介绍儒学的文章，共得十篇，标题为《儒道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