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农民的人都有名有字，梁政平的父亲是在县里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不知为什么几个儿子（无女）都有名无字。有名，自署用字是以字行；无字，人直呼其名是以名代字。这是说，由相识的1925年起，到他病故的1951年止，我都叫他政平。他小于我两岁，身材不高，清秀，性情偏于柔弱，说话细声细语，与世无争，因为不敢争。不记得以何机缘（住同屋？），我们就好起来，感情还逐渐加深。单说我这方面，表现为愿意同他在一起，学期终了，握别，心情感到凄凉。其后若干年我读蔼理斯的书，知道同性间也会产生异性间的感情，我和他是不是这样？说是，嫌不够明确；说不是，自己也觉得，就说是友谊吧，总是超过一般的。这非一般，表现为二十几年，至少是心情上，我们能够形影不离；他回昌平教县立小学，我常去看他，去就在学校或家里住几天；他有时失业或到北京来，就住在我家里；40年代后期，他也来北京住，住处相距不很远，总是隔三天五天就见面。他很早就结婚，家里包办的，生了一个女儿。内，居室，不如意，外，职业，也经常不如意。大概是40年代中期，忘记由谁介绍，他到蒲松龄的老家淄川县城去教小学（还兼校长？），在他，这是一生中唯一的远征。只是一年就回来，我问他曾否到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距县城八里）去看看，他说没去。他就是这样柔弱、保守！可是与他同来的有个女的，姓王，说是在家乡腻了，想出来看看，找个工作。人不清秀，或说不漂亮。看形势，是政平很喜欢她；她跟着来北京，也不会无意吧？她不久就居然找到工作，在京北某镇教小学。又不久，传来消息，是她到那里又走向有情人成为眷属，可是这有情人不是政平。政平向来是寡言语的，对这件事更是这样，由山东回来，带着一个女的，怎么回事，他不说；意中人飞了，心情如何，他还是不说。但人，连藏眼泪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看得出来，他是痛心到万念俱灰了。我知道这不是劝说所能缓解的，又因为他沉默，我不好挑明了，也就不说。此后他忍，忍，忍，看表面，过去了，或淡薄了，其实不然。是40年代末易代之际，其时他在北新桥附近一个小学做事务工作，病了。先是好好坏坏，渐渐就不能上班了。他家在东直门内城楼下西南部的一个小院里，有妻女陪着。我们见面不多了，原因是他病加重，出门有困难；我呢，三反五反还没来，已经感到高压的空气过于沉重，如临如履了。记得是他弥留之际，我去看他，他躺在北房靠西的里间，不让我进去，说他是结核，晚期了，要防备传染。他没有提永别的事，只是嘱咐我，说门外有水，每天早晨要沿着湖滨走走，求身体能够健康。他的妻女催我走，当然是为我，身和心。果然就这样永别了，就在会面后的夜里，他走了，年岁刚及四十。幸而女儿已经出嫁，女婿人很好，也有本事，遗体入棺，葬到故土的村外；其后不久，带着遗下的二人往哈尔滨，乐业并安居去了。那其后四十年来，通音问不多，可记的只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他的女儿惠如到北京来，到家里来看我，说他母亲身体不坏；又一次是两三年前，马池口梁家有人来，说惠如得什么病，死了，她母亲还健在。再说政平入土之后，我坐火车路过马池口村（在铁路东侧）次数不少，眺望东方，还能看到龙山（在县城东南五里），不由得想到昔年我们在县城和柴门小院间来往的情形，都过去了，那一抷土还会存在吗？估计是不会保留的，那么，关于他，除记忆之外，我还有什么呢？想想，还可以找到三件。两件，一张相片，一个怀表链，是老伴保存着的。另一件是一支派克金笔，是我考入北京大学之后，他父亲益甫先生由琉璃厂买来，他送我的。且说这支笔陪伴我六十年以上，用它，我写过无数书札，写过多次检讨、交代，以及请罪辞，也写过一些不值大雅一笑的书。也还是用这支笔，我现在写追忆他的文字。遗憾的是我不信灵魂不灭，死后有知——我也未尝不希望灵魂不灭，死后有知，如果我们的世界真是那样，我现在就可以赋完《大招》之后，说：“听你话，我早晨出去转一转，到现在还健康，并且正在用你送我的笔写你，安息吧！”
政平的同母弟有两个，政善和政国。政善也考师范学校，入第十八班，比政平小四岁。政国我也见过，交往不多，旧时代未投笔而从了戎，其后就不再有消息，总是马革裹尸了吧。单说政善，他入学的时候我在高年级，在一个校门里共朝夕两三年，也因为政平的关系，视我为亲近的大哥，来往很多，相知很深。他身材比政平高，性格却也是温和甚至瑟缩一路。语云，人心换人心。相识之后不久，我就把他看做需要我关照的小弟弟。他毕业之后未离本行，在京北一带教小学，现在还记得两处，京西北的永屯和京北沙河东侧的沙屯儿，因为我都去看过他。看他，想兼看看当地风光。到永丰屯，记得是看黑龙潭。沙屯儿是紧靠沙河镇的一个村庄，学校设在村西北角的一个废寺里，没有名胜或旧迹可看。想不到却有可记的。学校教师也许有几位，傍晚放学以后，围墙内只剩下外来的两个人，政善和家在昌平县城东街的刘女士。这位女士二十出头，个儿不高，但玲珑聪慧，眼睛尤其出色，乌黑的眼珠四周像是有一汪水围着，说话甜而脆，未必有情却表现为总是多情。对政善更是这样，招待我的晚饭，她帮着做，略有空闲，还给政善收拾屋子。晚饭以后，游唯一可以看看的另一个废寺，因为还有佛像。寺在学校东南方不远，刘女士拿电筒跟着，仍是热情周到。我住一夜，第二天告别，之后曾想到政善的处境，也许其时我已经念了一些佛教典籍吧，觉得他的日子未必好过，已婚，又误入天台，进呢，可能此巷不通行，退呢，没有禅师的定功是很难的。其结果必是苦。不过这类事，位居大哥者也只能杞人忧天了。还有一些后话，不知道与刘女士有没有关系，是秋末，玉米入仓的季节，其时也是通货膨胀，我熟识的一些人撙节一些钱，集到一起，托政善在沙屯儿买若干石玉米，以求时光流过一段而不吃亏，甚至占些便宜，结果是不再有下文，我只好代偿了这笔账。所谓没有下文，包括政善也就不再来，不再通音问。这证明他仍是老实人，不管为什么，花了有深交的人一点钱，就觉得无面目见人，总是可怜的。其时我也很穷，但心里的情理未少，因而确信，为意中人，为生活的园地里多几簇花，就是有天大的牺牲，也应该。可惜他还没有彻底理解我，就含着羞愧，远了。直到80年代前期，我见到马池口的梁家人，问及政善，才知道他多年坎坷，是1960年前后吧，到塞外沙城（？）去教书，病死在那里，享寿略高于政平。
《流年碎影》 同窗忆旧（2）
二、朱润岑。他是北京旗下人，字仰秋，小于我一岁或同岁，也是同班。中等身材，偏于丰满，面红润，与人谈话，总像是羞涩，不能大大方方的。同我交往不很多，感情却不坏，也许口头说过，愿意结为兄弟吧，后来同他的三叔父、四叔父（他早丧父）有交往，我随他，也呼为三叔、四叔。其时我们（包括校门内的一切同学）都年轻，心中的水面容易被柔情的风吹起皱纹；自己未起，也容易看到（或只是猜测）别人心上的皱纹。于是来于闲情难忍的流言中也就有了我和朱润岑的，说是我们俩在“拉牛儿”。我们真就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原来的愿意亲近变为有意躲避。不知又是来于什么心理规律，形远了，心的牵引力反而更大。于是我们偷偷传小条，写些思念的话，记得还有信誓旦旦的，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想不到毕业以后，他回北京，在西城一带教小学，我走入北京大学红楼，就几乎断了来往。但结为兄弟的事则未泯灭，是40年代末，我仍在挣扎着仰事父母，俯畜妻子，不记得由谁介绍，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教书，主持学校事务的朱先生是朱润岑的三叔父，我仍呼为三叔。朱先生古道热肠，也就真把我看做子侄。朱家是普普通通的旗下人，住在西直门内北沟沿东侧一个普普通通的胡同口内一个普普通通的三合（无南房）院里。至少是旧年正月，我与二三同事结伴，要到这个小三合院去拜年，享受一次普通旗下人特有的诚挚、重礼和整洁。其后迎来50年代，时移事异，看人要换另一副眼镜，出入小三合院不合时宜了，也就没有再看见朱先生。朱润岑则更远了，如果仍健在，也不记得“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话了吧？
三、赵连升。他是永清县人，字步青，与我同岁或小一岁，也是同班。身材、胖瘦，都中等。性格与名和字竟有瓜葛，人，当然都与水性相反，不是就下而是望上，只是他望上，眼睁得大，显得特别急而已。但平心而论，同我的交谊还是厚的，证据有二：其一，就是毕业以后的若千年，交往还是很多；其二，在师范学校同学的眼里，我和他是亲近的一伙。但这亲近有个限度，是不得侵犯他的虚荣心。这情况，是他的一次失恋使我悟出的。那是1928年之后，（国民）党公开了，大的影响之一是男师范的君子与女师范的淑女有了接触的机会。有些迷醉于革命口号并腿快的走入党部，国家大事说腻了（或竟没说），就改为忙于己身大事，少说主义，多说卿卿我我。说，其时男女的态度有大别：男急，愿意开门见山；女怕，几乎是步步设防。但量多会培育出例外，于是有少数，或极少数，竟撤了防，也就可以相会于城隅了。幸或不幸，赵连升也追得一个撤防的，姓李，我见过，长得不坏。“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撤退，剩他们二人，如何应对，自然只有当事人知道。但花有清香月有阴，看四围，看余韵，实况还是可以推知一二的。这实况是他们来往多，感情融洽。女方的热度也不低，甚至爱屋及乌，她家在北京，由家中来，还买过新出版的鲁迅著作送给我。我庆幸他们能够如愿，但有个小疑虑，是女方的门第太高，九品中正观念在一切有关人的头脑里都不起作用，可能吗？后来证明我的怀疑主义不是空谷生风，他们不那么热了。原因，赵连升说是自己变了看法。不过，由他的尽力忍而不能掩饰的极度痛苦看，变看法的不是他，而是女方。这是他的虚荣心使他对我也说了假话。但这也没有使我们疏远，因为看外表，他总是表现为同我关系很近。是七七事变之后吧，我们断了音问。一晃若干年过去，曾接到他一封由河南某地来的信，说需要个什么证件，问我能不能办。我复信说不能，他就不再来信。
四、曾雨田。他也是永清县人，字沛霖，长于我一岁，也是同班。身材好，细而略高，可惜性格是稳重型的，不然，就真可以说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了。因为他稳重，言行都不合盘托出，与同学的关系，就不能说坏，也不能说很好。但毕业以后，由于多种机缘，我们交往不少。机缘的一种是住得近。他毕业之后，来北京教育英中学，住在骑河楼的初中部，我考入北京大学，住在第三院学生宿舍，都在东安门内北河沿的西侧，步行不到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