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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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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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息的地方,最前一进用作校长办公室,后两进用作什么,当时即未注意。校长办公室以南,一排一排平房不少,靠北是办公处各科室,靠南是宿舍,其中临街一部分开南门,是女生宿舍。
  再说第三院。汉花园东口外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河西岸名北河沿,东岸名皇城根。北河沿,由汉花园到东华门外这一段是河沿的南段,第三院在这一段靠近南端的路西,改为用步行说明:出红楼东行,到汉花园东口外改为南行,过骑河楼东口外(已无骑河之楼),不远,过孟公府东口外,路西墙角立个高一米上下的石碑,上刻“译学馆”三个大字,是第三院的东北角,前行不远就是坐西向东的拱形院门。再南行不很远,到东西向一条大街,西望,穿过南北池子中间,是耸立的东华门;东行不远是东安门(皇城东门,其时已拆除),穿过东安门大街,南行就是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位置定,说院内情况。拱形大门上有房屋,不多,可是开个银行,名“北京大学学生储蓄银行”,因为行长是马寅初,据说还颇有名气。我没上去过,因为无钱可储。进大门,左方(即路南)是一座两层的口字形楼,其时用为学生宿舍,排号是第三。右方(即路北)是操场,记得有平整的网球场,至少是两个。操场尽头,即西端,有坐西向东的两层楼,是教室。教室南侧,地势高起,上立个柱形的大理石碑,是三一八纪念碑。其南还有一座两层的楼房,推想也是教室。这两座楼后面还有空地,只记得靠南部有个坐北向南的宽大建筑,东西向九间,南北向五间,都是中间开门,是体育馆。在这个馆里,来于闻,是五四运动,曾囚禁被捕学生一千多人,长达三日;来于见,是1932年(?)章太炎来北京,曾讲演,慷慨激昂谈时事。


《流年碎影》 北大释地(2)


  三个院的情况介绍完,还要说说学生宿舍,因为它有半独立性。大致依序号说。排第一的是西斋,在第二院的西墙外,大门向南开。其中坐北向南房十几排,一排分为若干间,一间住两个人。因为进深宽,成为南北一个长条,于是适应北大个人主义味道浓的特点,辟前后两个门,中间用布帘隔开,同屋成为各立门户。据说,真有同屋一年两年,未曾交谈一次的。在几处学生宿舍中,西斋有个特点,是有食堂可以包饭,一日三餐,一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大概是一个月六元。排第二的是东斋,在第一院红楼以西,大门向西开。也是坐北向南房若干排,一排分为若干间,一间住两个人。房形是方块而非长条,所以同屋的两个人就不得不对床夜话。但东斋有个优越性,是地点适中,上课、吃饭都方便。排第三的是第三院内那个宿舍,口字形,上下两层,房屋开间大,一间可以住四个人。与东斋相比,住在这里等于偏安江左,上课,吃饭,都不得不北望中原。因为分配宿舍,理科学生在西斋,文科法科学生在东斋或三院,不能入东斋,上课就要北行不短的一段路,入红楼,吃饭也要到沙滩一带。第四宿舍在红楼以北椅子胡同,往那里,要由东斋门外的操场大院北行,过松公府夹道和嵩祝寺夹道,然后转东,走完嵩祝寺后身,再转北,才能到。说来也奇怪,我在学校蹲了四年,以后断断续续在沙滩一带混了几十年,竟是直到现在,也没走入过椅子胡同,因而对于这个宿舍的情况,除了也住男生之外,是毫无所知。排第五的是女生宿舍,在第二院以西的临街,门不大,向南开。估计面积也不大,房屋不多,因为其时女生很少,有的北京有家就不住宿舍。但至少在这里,房屋多少与级别高低并无关系,如西斋,终日大敞门,各色人等都可以出出入入;女生宿舍就不行,门口挂着“男宾止步”的大牌子,位高如蒋梦麟,名大如胡适,也只好望门兴叹。前些年听比我晚一年入学的教育系同学于卓说,这限制还有例外,是每年校庆那一天(可惜也忘了是哪一天)开放,男性,就是不找什么人,也可以进去看看。是当时不知道这个规定呢,还是自惭形秽,未能一鼓作气呢,不记得了,反正我是良机错过,终于没有能够欣赏一次这个集体闺房,“微闻芗泽”。至此,就序号说,学生宿舍说完了,而实际是此外还有。先说两个不见经传的,是我分明记得,三院以北几十米,路西一个高台阶大门,看样子原是民房,住的都是北大男生,像是还有人称它为三斋;松公府夹道近北端路西有个小宅院,看样子也是民房,住的都是北大女生。我推想,这是因为几处排号的宿舍不够用,为救急租的。我的推想大概不错,因为30年代初买得全部松公府,之后不很久,就在府以东的空地(红楼以北)建了三层楼的既宽大又豪华的新宿舍(学生呼为新四斋)。说豪华,是因为设计的是一室一人专用,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新宿舍与新图书馆在我毕业那一年同时完成,娘家“发”了,我可以找机会夸夸,可是不能得实惠,也总是个遗憾吧。


《流年碎影》 课程(1)


  北大不愧为大,单说活动场所就多到若干处,上一篇大致介绍了。在活动场所之内要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由学生方面说是“学”,由教师方面说是“教”,地点主要是在课堂上。所教和所学都不只一种,可以总称为课程。情况如何呢?就还记得的择要说说。
  课程有系内的,有系外的,当然主要应该说系内的。系名“中国语言文学”,意思是课程可以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类,如文字学、音韵学、方言之类是语言,秦汉文、唐诗、元明小说之类是文学。人,性有所近,可以偏于语言,也可以偏于文学。学制容许这有所偏的自由,即如我,总感到象形、指事、开齐合撮之类过于枯燥,长达四年,就没有听,如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课,赵荫棠先生的中原音韵课。但语言和文学的分家又不是一刀两断,记得入学时填志愿只写“中国语言文学系”而不更下行,写“语言专业”或“文学专业”。课程也是这样,分必修和选修,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文学),钱玄同先生的中国音韵沿革(语言),记得就都是必修课。还有不属一系的必修课,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基础性质的,如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钟作猷先生的英语,是一年级(文学院?)普修。还有一类是政治性质的,文是(国民)党义,武是军训,是全校学生普修。课程多,人兴趣有别,精力有限,学校的要求有定,上多少,上哪种孔鲁恒录入不上哪种,有个下限,用学分制来调节。一学期最低要修满十六学分,一门课大致是上完,考试及格,得两学分。有些课是必修,比如五门,学分不够,可以再选三门。有精力和兴趣,多选,比如四门、五门、六门,也可以。
  必修,没有选择余地,你愿意修也得修,不愿意修也得修。但也藏着个小自由,是可以逃学(详情留到后面说)。选修,容许选,自然就有更多的自由。选,可以因课的性质而选,如我对乐府诗有兴趣,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就选了。也可以因人而选,如顾颉刚先生开《尚书·禹贡》课,我想看看这编古史辨的人物,也就选了。多数是既因课程性质又因人而选,如刘文典先生开六朝文的课,我想听听骈体,又想看看这胆敢顶撞蒋介石的人物,也就选了。以上的选是文献足征的,即校注册科登上文本的。不入文本,自由选听(不算修),自由的范围就更大了。文史哲不分家,现在还记得,史学系,我听过孟森先生的明清史,钱穆先生的古代史,马衡先生的金石学;哲学系,我听过汤用彤先生的哲学概论,马叙伦先生的宋明理学,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以上有的可能计学分,记不清了。)因为不愿意把英语完全忘掉,我还听过英文组温源宁先生、应谊先生等用英语讲的课。听课还有看名角性质的,仍以我为例,那是跳出文学院,到理学院的生物馆,听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美国人葛利普(AWGrabau)讲地质学。他下肢瘫痪,坐藤椅,由两个人抬上讲台。人相当胖,用英语讲,话缓慢而清晰。其时还有个由美国来的名角WFOsgood(中文译名奥斯谷),据说是世界(数学的)解析学权威,曾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我本也想去听听,及至看挂在第二院中门过道的课表,课程的名目比佛教密宗的咒语还难懂,胆量不够大,没敢去。
  课程门类多,可以不可以分高下?依理,天之生材不齐,是应该有高下的。可是真要评定就很难。标准难定,一也。比如实用不实用是个标准,提出一门,问甲,说实用,问乙,可能说不实用,问丙,还可能说,不实用的反而有较高的价值。其二,还要看由谁讲。同样一门课,由甲讲,也许庸庸碌碌,换为乙讲,就可能大有新意。其三,还要看由谁评定。比如党义,由官方看是最重要的,在学生眼里就正好相反。有此多种不易解决的困难,学校和学生只好都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比如唐诗是老字号,就开讲唐诗的课;甲乙丙三位先生都能讲唐诗,就安排一位去讲;学生呢,唐诗是必修,就修,是选修,就凭灵机一动,或选或不选。就是这样,四年,我上了不少门,也丢了不少门,得失呢?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教法,即我们师范学校教学法课所讲求的,也可以说说。当孩子王,大概要讲究点方法;教我们这样头顶大学生帽子早已非孩子的人呢,有法比无法同样会好一些吧?但我推想,在红楼讲台之上口讲指画的诸多人物,大概都是没学过甚至未想到还有什么教学法的,于是表现在课堂之上就成为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五,八,过于多,难说,只说二,南其辕而北其辙的。由课堂外说起。一堂课五十分钟,上课下课都有钟声报时,绝大多数教师遵守规定;但也竟有例外,据说讲目录学的伦明先生就不知道,上课要工友通知,下课要学生通知。上课,走入课堂,绝大多数教师是头上空空,记得只有也是讲目录学的余嘉锡先生总是戴着瓜皮小帽。讲课时立或坐也不一样,绝大多数是立着讲,可是刘文典先生不然,总是坐着,而且目半闭,像沉思的样子。有的口才好,如胡适先生,谈笑风生,有的人口才很差,如顾颉刚先生,有时嗫嚅一会儿,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课程内容,多数有讲义,少数没有讲义;讲义有详有略;详的,绝大多数也即兴发挥,只有孟森先生例外,总是照讲义宣读,一字不差。即兴发挥,绝大多数有条理,有规矩,如钱玄同先生,讲义只是个纲要,上课讲,往广、深处发挥,范围不离开纲要;林损先生就不同,比如课是唐诗,上课前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地走上讲台,也许由骂胡适之的新式标点开场,半堂过去还回不到唐诗。
  课程的进行,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参加,教师当然是一位,至于学生多少,就可以相差很多,多可以多到二三百,少可以少到一个。记得胡适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二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据说常常只有一两个人选。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种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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