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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看风景。由北京到天津，至少我感到，是没什么可看。天津有而北京没有的，有河道，而大的（如海河）乱，小的（如墙子河）臭。有租界里花园包围的洋房，但那是洋资本家和本土下野大官僚住的，看了，使人愤慨。不过人，就是没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也会用退一步法，以求慰情聊胜无。于是而有丁字沽看杏花之游。这有如香山之看红叶，是见于当地讲风土的书的，风雅，或附庸风雅，就不能不去看看。是1936年初春杏花开的时候，去了一次，恍惚记得有小土岭，上面有稀稀落落的杏树，总算是一景吧，绕场一周，任务完成，原路回学校。看杏花是一年一度，游公园则不同，可以常去。北京住惯了，会感到天津公园太少。我去过的只有两处，离劝业场不远的法国花园和北宁铁路北站的宁园。法国花园精致，只是太小（两三分钟可以绕场一周），又没有江湖山泽之趣，所以虽然不远，却很少去。宁园离得远，可是有优点，一是大，二是有水，三是有野意，四是游人很少。所以假日，如果有游园的兴致，就或单枪匹马，或结伴，坐车到北站，入宁园。游的次数不少，因而不只印象深，多年之后还有些怀念，有1975年诌的一首《重过津沽宁园》为证：
宁园一别几多春，白发重来踏劫尘。
曲岸垂杨仍拂水，沧波无复荡舟人。
《流年碎影》 天津一年（2）
1975年以后，我到天津次数不少，车总要经过北站，东望，只有园中的塔还能看到。仍有垂杨拂水吗？就是时间容许，我也没有进去看看的勇气了。
此外还有什么可怀念的吗？以游苏州的经历为参考，我觉得一个城市，尤其历史不短的，可亲近，也就可怀念，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古迹、风景之类，而是人情。而说到人情，恕我直言，天津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以语言为例，天津话不沉稳，也就不雅驯。这还是看表面，由表及里，引市井的口头语来形容，是“十个京油子不如一个卫嘴子”，这是说，口头天花乱坠，心里未必如此想。对人对事的虚与实，追到根柢说，是由人生之道来，这道，天津普遍流行的是想法多挣一些，然后改善吃喝穿戴。北京就不这样单一，是因为还掺杂些书香。说到此，我想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天津碰壁，不得不回北京，也许正如塞翁之失马，未必非福吧？
人情是泛泛的，至于具体到各个人，那就成为另一回事。以下想说说因天津一年而见到或有交往的一些人。见到的一个大名人是张伯苓。据说他是由在严范孙（名修，清朝进士）家教馆起家，创办南开大学、中学，成为天津的头等名流。见到他，是一次为人事变动，他到中学的范孙楼来讲话。人大个子，言谈举止都是天津风度，严肃的事也以说说笑笑处之。还记得这样几句：“现在讲究了，练跳高有跳高的设备。我教书那时候是两个椅子背上架一个掸子，我看还是那时候好。”“某某（不记得是不是中学部的首脑喻传鉴）要走了，有人说，这回张伯苓可没办法了。我怎么没办法？你们看，走了张飞，我还有赵云。”说着，伸手由后面拉过来一个人，推到台前，这就等于宣布，此后什么什么事务都由这新人负责。堂下报以掌声和笑声，散会，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
再说一位就大不同了，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以后成为畏友，还要加上刎颈之交。这是韩文佑（字刚羽）兄，他是应考来南开中学的，已经教了三四年，不知道为什么，到1936年夏也解聘。说来简直不可解，我们教同样的课，同住在西楼，将近一年，见面次数应该不少，大概都怀疑对方孤高，也就不易交吧，不记得曾经促膝交换一下情谊，至少是叙叙家常。都解聘了，又都要卷铺盖回北京，于是同路相怜，由候火车起，交往就多起来。到北京以后，由30年代后期起，到50年代前期止，我们同住在北京，有时还在同一个学校任课，课余，同逛书店书摊，同游西郊玉泉山，同在家里对坐饮白干，谈古说今，真可以说是会多别少。他读书博而精，又记忆力强，谈古今中外，都能增益学识，发人深省。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所以与之接近，就不敢生鄙吝之心。50年代他转到天津师院（后改为河北大学）去教书，直到他90年代初作古，我们还是身虽远而心则常在一起。他先我走了，我有时想，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想形容，就只好套用三国虞翻的话，得如此一知己，死而无憾。而此一知己，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的。
《流年碎影》 天津一年（3）
还有一位是毕奂午兄，也是由这条路认识的。他怎么样进的南开中学，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也教国文，其时已经是新文学（诗、散文）的作家。物以类聚，常跟他在一起的是何其芳，因而我也就感到道不同而远之。1936年夏，何其芳去而毕奂午留，我与他们二位就都互不相知了。想不到一年之后来了七七事变，南开中学停顿，毕奂午兄也回到北京。记得是以韩文佑兄为中介，我们的交往也多起来。他为人有风趣，目光锐敏，能够看到冠冕严正的背后一面，所以出语常常冷隽而引人发笑。但他对于友人则宽厚热情，其时正是我食无鱼、出无车的时候，他却愿意与我结伴，踏长街，看世相，饿了，罄口袋中所有，吃半斤天福号酱肘子。抗战胜利之后，或解放之后，见不到他了，连音信也没有。直到80年代，才知道他在武汉大学，夫人赵岚也随着。恢复通信，还是他那优美散文的风格。只是手懒了，常是该有信而没有信，所以我写信变了上款，称之为“懒汉懒婆”。这也是鞭子，常常就见效，换来藏有高见的信，如有一次说：“你想得点新意，最好是看旧书。”就很妙，值得立即照办。他生于北地，住武汉，夏天是难挨的，但愿他还有些储蓄，能够安一个空调，哪怕是国产的也好。
还想加说一位，是其时念高中，听我口讲、看我指画的黄宗江。我对他有印象，是因为他聪慧，文章写得好。也许当众表扬过吧，他也记得我。1936年夏未告而别之后，他都做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他的名声逐渐加大，我不能不耳有所闻。一晃四十年过去，到1987年9月，在祝顾随先生九十冥寿的会上，我又看见他。他的聪慧不减当年，我同他打招呼，他一张口就说出我是某某老师。以后我们交往不少，我的大举是为他写了一篇《黄宗江及其卖艺人家》，用他的话说，是作为尊师的纪念。尊，还有不少是他主动我点头受之的，如请我到他家里吃饭，现其妻子，每年五四北大校庆，他参加，必顺路来看我，并放下一瓶名酒，等等都是。旧人新物入室，也是人生的一种大获得，执果求因，也不能不感谢六十年前的天津一年。
人说完了，忽然想到，有一件事是关于天的，也可以说说，因为同样是在天津一年之内。那是1936年1月22日的后半夜，住在西楼的有些人冻醒了。以为是楼道的炉火灭了，问工友，依然烧得很旺。挨到上午才明白，是气温降到零下24摄氏度，比往常的最低温度低四五度，墙就无力抵抗了。这样连续三天，结果是三不管儿陋巷冻死人不少，暖棚失火，烧死一百多人，渤海水面结冰，有些轮船被困在海上。过了许多年，看一篇谈气象的文章，举华北地区温度的最低记录，日期正是这几天。人一生的经历有多种“最”，关于“人”的难定，有的还不好说，姑且抓个天象的一最存案，聊备一格吧。
《流年碎影》 保定一年（1）
由天津回到北京，裘敝还乡，也不能不看看亲友。学剧作家之写剧本，人事千头万绪，只推出与下一场有关系的。且说知道我失业的人之中，有一位是刚由北大史学系毕业的王崇武，他有个中学同学，较早毕业于师大国文系的李列五（名曾笃，河北省容城县人），在北京私立进德中学教国文，因家务事与本村某人有纠纷，已诉诸法律，须到保定法院去打官司，至开学时不能来京授课，要找人代。显然，介绍我去代就两全其美。语云，饥者易为食，三言两语之后，我就走马上任。进德中学在鼓楼东后鼓楼苑，在私立中学中规模、地位、名声都勉强可入中等，校长朱毅深，人瘦小，面微麻，却通达敞快，谈得来。记得上课已经超过半个月，我接到北大同班同学李耀宗从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来的一封信，说保定私立育德中学缺个教初中的国文教师，请他介绍人，问我去不去。北京与保定之间，当然以不离开北京为顺心，于是“一思”之后，记得是一天上午，发一封平信，说不想去。可是就在当天下午，“再思”之后，觉得还是以离开北京为是（原因留到下一个题目说），于是又补一封信，挂号寄出，说决定前往，那封平信不算了。这之后，找进德中学朱校长办了辞谢手续，整理衣物，存同学处一部分，形只影单而东西不少，西南行，还是教不愿教的国文课去了。
保定旧为府，城比一般县城大，育德中学在西门外，出西门，走一段路（通往火车站的路），转南一条小街名金台驿（？），进北口不很远，学校在路西。规模不小，校史也不短，所以名气相当大。校长郝仲青（名卓）是学界的老人物，为人严正练达，朴实，认真负责，全校师生为其作风所化，因而入校门就会感到秩序好，人人都努力，求向上。我到校之后，李耀宗毕业于这个学校，与学校的许多人都熟，赶来关照，把我安置在靠西部的一排坐北向南两层楼的教师宿舍楼上靠西端的一间。教初中两班，上课，改文，海内同风，教法没有特殊要求，所以负担像是比天津轻一些。
课程平平，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说生活情况的其他部分。先说游。与天津比，保定多有古气，所以可游之地，有的比天津的洋公园远为有意思。这指的是莲池，在西街以南督署街路南。面积不很大，布局却有思致，曲栏池水，堂室错落，使人有旷远多变之感。园在清代是书院，桐城派的殿军大师吴挚甫（名汝纶）曾任山长。还可以欣赏其流风遗韵，如游廊壁上嵌有不少石刻，展厅里悬有不少名画，一般公园里就见不到。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