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流年碎影- 第5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为远离馆阁,且有金石气,而放笔任其颓败的却只见这一件。还想岔出去说几句颓败体,这名称是我杜撰,指由表面看,笔笔不合法,总体像是小儿乱画的,而实是出于大家之手的那种字,举实例,限于我见过的(真迹或影印),有传为柳公权书的《兰亭诗》,以及徐文长、王铎、傅青主字册中的一部分,总之是罕见的。何以要这样邋遢一下?也许就是如阮籍、刘伶之流,忽然狷狂,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吧?还是说游书画铺,解放以后,个体铺不久消灭,变为国营大铺,间或走入看看的有东琉璃厂宝古斋,西单商场文物店,地安门外宝聚斋。宝古斋规模大,专经营古旧书画,货多,与大革命后相比,价不高。也就有所得,如高凤翰左手书札、曹贞秀小楷扇面、张廷济对联等,我一直珍爱,都是从那里买的。
  列子说大道多歧,其实如集玩赏之物的小道也是多歧,这是说,自珍的敝帚也可以从另外的渠道来。细想想,这另外的渠道也许不只一种吧?想取大舍小,只说友人。就交往的事说,仍可以一分为二。一种是转让,计可以举三位,陈莲森、张自成(都比我大十几岁)和李佐陶。陈是古镜专家,解放后生活无着,买卖些古董,我有时去看他,见到心爱的,他必以很低的价钱让给我。大革命浩劫之余,现在看看案头和箧中,有些存储还是由他那里拿来的。张是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喜欢写字,自负为写北碑的书法家,也玩书画,善于买而不善于藏,比如一件像样的法书,四元买到手,给他五元必卖。我们住得近,我的师范同学兼好友刘佛谛与他住同院,因而通声气容易,相交若干年,由他转让的法书也颇有几件。李是旧家子弟,在中国大学学中文,由十几岁就钻研文物,跑琉璃厂看,也买。到我们熟识的时候,他的眼眶升高,迷宋元,有时就把他原来珍视的零零碎碎让给我,现在算旧账,其中也颇有值得玩赏的。再说另一种是惠赠。这无论就人说还是就物说,都多而杂,想以时间为纲,只说古、中、今三种。古是商青铜器矛、汉玉环之类,中是唐三彩水盂、宋瓷碗之类,今是黄石砚、葫芦之类,都不名贵,不值钱,可是采纳李笠翁的养生之道,贫贱行乐,我们还是无妨说,有不小的用处的。
  成语有玩物丧志的说法,多年,逛小市,游书画铺,求多种长物而藏之,而玩赏之,连上一篇写的花事也可算在内,是否可以说,我已经丧了志?想了想,应该说“未也”,原因虽不冠冕而有大力,是我无志。但说是丧了不少时间则是不错的,这值得吗?可惜账多种,人生方面的最难算,姑且算作抬杠,比如红颜绿鬓之时,娶了个如花似玉的,洞房花烛,生儿育女,也就不得不柴米油盐,直到念红书,喊万岁,受天之祜,未加冠流放,混到头童齿豁,知老之已至,清夜不能入梦,忽而有回顾总结之瘾,自问一句:“这一切都值得吗?”显然,是连上帝也答不上来。闹不清楚的事,不深追也罢。正是,身“前”是非谁管得,忙里偷闲,还是把未失落的长物叨登出来,可玩的玩玩,可看的看看,换个片时舒心,为好。
  而说起舒心,在宣扬“即今多雨露”的“圣代”又谈何容易。至高无上可以遐想,出言成法,于是大革命开始了。受指使并得纵容的红卫英雄都有生杀予夺之权,而立即行使此权,口说或用粉笔发布“勒令”:限三天,自动除尽四旧,违令者由自己负责。显然,意思是还要追究责任。如何究?又显然是轻则打,重则打而至于毙命。我同于千千万万街头巷尾的人,命虽渺小却也舍不得。糟糕的是,多年费心血集的长物,心爱,也舍不得。但所爱,究竟有轻重之别,于是为了活命,就遵照勒令,动手除。——不,应该说慢慢除。这慢慢有两个来源:一是适才说的舍不得;二是多次运动中悟得的世故,是也可能仍是先紧后松,那就可以拖,走着瞧。谢上天,这世故真就显示了威力,几天过去,红卫英雄竟没有光顾,勒令之声也由渐微弱而没有了。但究竟是过了几天,砸,烧,毁的也不很少,事后回想,其中不少还是颇为可惜的。
  俗话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这次的损失也是这样。限于同一编辑室的人,上是张志公,东西多,连毁也来不及,只好坐待来抄,结果是红卫英雄竟未入门。下是蔡超尘,看到勒令,急如星火,把所谓四旧的书画之类,装入儿童坐的车,两次,都送往红卫英雄的据点。我呢,用李笠翁的(其实也是祖传的)“退一步法”,只看蔡超尘而不看张志公,有时想到玩赏一类事,就还可以“独坐小楼成一统”。这种心情也未尝不可以分而具体描画之。比如坐斗室,无意中,在某处,碰到一块旧寿山石,拿到手里,摩挲摩挲,由起初的柔滑感而终于有温暖感,也可以说是一种不亚于喝人头马的享受吧。级别还可以更高,比如过眼的是归懋仪的小楷扇面,由干支纪年想到嘉庆晚年江南的种种,神暂时游于近两个世纪前的两千里之外,较之迈出家门,奔入长街的卡拉OK,究竟孰上孰下呢?人各有所好,我,如果有闲,或有闷,是宁愿坐在屋里,与长物相对的。这或者有违晋王恭的“作人无长物”之训,但也未尝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个辩解的理由,那是张宗子在《五异人传》中说的:“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情也。”


《流年碎影》 开明旧人


  题目“开明”有二义,一是开明书店,二是不在人背后搞小动作。这是想谈我离开贝满女中,最先接触的两三位,都是开明书店的人。第一位是叶圣陶先生,是他来北京,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以后,有编教材的任务,托人推荐人,贝满女中校长陈哲文才介绍我到出版总署的。记得是1951年1月底,我拿着陈哲文先生的介绍信,到东单稍北路东的东总布胡同路北的出版总署去谒见叶先生。对于叶先生,我是在通县师范读新文学作品时期就有所知,其时他用本名叶绍钧,所写多为小说和童话。读后的印象是,与郁达夫比,像是规矩有余而才华不足。见面之后,谈了一会儿,有新的印象,是不怎么像写小说和童话的文人,而是儒门的躬行长者,律己严而待人厚。当时都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告知职位是编辑,任务是编中学语文教材,并定于2月1日上班。上班之后的工作情况,留待下一篇说,这里单说与叶圣陶先生的交往。想择要说一点点,因为近些年来,关于叶先生,包括介绍他的诗词作品在内,我已经写了三四篇。叶先生担任副署长,分工可能是领导编辑教材,或一部分是领导编辑教材。他通文史,又有凡事都亲自动手的习惯,记得语文、历史方面的书稿,他都细心审读,有不妥的地方就动笔改。我感到荣幸,编或修订,出于我之手的,就文笔说,他表示满意。其后,由他挂帅,非正式地组织修改书稿的班子,他就让我参加。先是多用共同讨论、共同修改的方式;这费时间,他忙,后来就由我先动笔,他复阅。那是50年代初,提倡推广普通话,他认为很对,可是担心自己的南腔北调不够格,写成文章,就送给我看,要求不妥善的地方都改成普通话。修改文字的合作还有个劳而无功的大举,是有些人感到,很多公文写得太蹩脚,不能简而明,想编一本书,先选各类型的毛病多的公文若干篇,修改,并说明修改的理由,印成书,供做文书工作的人学习。策划的经过不清楚,单说实行,是齐燕铭先生委托叶圣陶先生组织一些人承办此事,中间由北京电教馆的杨超女士联系。叶先生决定由他挂帅,让朱文叔先生、隋树森先生和我参加,并由我兼负管理的责任。待修改的公文是杨超女士送来的,之后就常来电话催。记得我们改了一部分,尚待交换意见,忽然不催了。不知道叶先生曾否收到改变计划的通知,总之就停顿下来。一包原文、改稿等一直放在我手里,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我由城内迁往西郊,房屋减少,不得不清除一些可无之物,才当做废品处理了。
  以上说的是50年代初期,以修润文稿为中心,我同叶先生的交往。这是近于私的。还有公的,是听他讲话,在各种大会中或什么讨论会中。接触多了,对于他的为人和学识就更多有所知。为人,我私下想,古人称造诣最高者为圣贤,其实叶先生就是圣贤。可是居今代而称某人为圣贤,听者会感到不习惯,所以我著文介绍他,说是孔子叹息而言“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的躬行君子。行多方面,最突出的是对人厚,不只是待人如己,而是待人胜己。这用儒家的话说是“仁者爱人”;用佛家的话说是“具众生缘慈(与乐曰慈)悲(拔苦曰悲)心”。仁,慈悲,是过时之物,至于我,是一直高山仰止,叹为希有的。关于学识,也想说一点点。他读书多,古今中外,各方面都理解得深,而且为求真而当仁不让。写至此,想起一件事,可以说说以助谈资。编语文教材的某公注《诗经·伐檀》的“不素餐兮”,说素餐是不吃肉,不素餐就成为非肉不饱。其时我在总编室检查科,检查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某公不改,理由是如此解有教育意义。检查科只有提意见之权,只好上呈,到叶先生那里,批曰“永远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讲法”,才没有印出去,闹笑话。再说一件大事,是行文用什么语言的问题,叶先生一贯主张“写话”,并身体而力行之。理论上是否有坚决反对的,不知道,但看实际,也身体而力行之的却不多。认识乎?能力乎?且不管,我是觉得,在语文方面,这是叶先生施与大众的一盏指路明灯,其功德真是胜造七级浮屠。我多年来涂涂抹抹,在用语方面总是以叶先生的主张为指针,可惜是目力勉强而脚步跟不上,真是愧对叶先生了。
  谈叶先生,时间拉长,会碰到一个问题,我过去没谈过,或者没想过,是像叶先生这样的为人,如何适应历次的运动?以1957年的整风为例,也是来于开明书店的卢芷芬先生(在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人很好,不知道说了什么大逆耳或小逆耳的话,戴了右派帽子,发往北大荒,以生长于姑苏的人而被迫到冰天雪地劳动,其困苦可想而知,不幸他未能忍过来,惨死在那里。对于这样的现实,叶先生不会不动心吧?又如大炼钢铁与大革命的二大,以叶先生之通达,总不会不以为非吧?可是除了大革命中见一次咒骂他的大字报以外,他都可以闭门家中坐,平安过来了,其中有没有什么奥秘?难得知其详,有时我想到也同我熟的张东荪先生,始建国,他高升为政府委员,时间不很长就跌下来,到大革命时期,由海淀成府的平房小院迁往监狱,终于在那里见了上帝。张先生心直口快,惯于或者喜欢露锋芒,因而就失之世故太少,以致不能适应新形势,坎坎坷坷离开人世。叶先生呢,得人间视为重的“晚晴”,除本性温和谦退以外,也许还有世故之助吧?
  第二位是宋云彬先生。我开始到出版总署上班,分配做编中学语文课本的工作,他是这部分工作的领导。人也温厚,与叶先生比,还要加上潇洒。仍保留旧社会的名士风度,记得在编辑室,常常叼着烟斗走来走去,做沉思的样子。只是很奇怪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