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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类的“友”，有同乡，有同学，有同事，以及其他多种因缘认识的。幸而穷困的不很多，又因为依传统，没有亲属关系，少通财之谊，来求助的不多。但也总会有一些，或相交年深日久，关系变为很近，或落魄年深日久，脸皮变为很厚，或甚饥而不能择食，就断续登门求助。也是为能力所限，难得多到使受助者不再有困难。这有时使我想到《世说新语·德行》篇记的一件事：
（东晋）王恭从会稽还（建康，今南京），王大（王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竹席），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便坐荐（草垫子）上。
就感到有些古人的高风，我与之比，相差很远，也就不免于汗颜。这里要加个小注，以期汗颜的次数不至太多。比如有个同乡石君，略小于我，小学时期同学，多年敬我为兄长，可是不务正业，各处跑，弄点钱就忘其所以，所以经常穷到没饭吃，到北京就必来找我，要饭钱，要路费。我也就只给一点点饭钱，甚至连劝他改荒唐为本分，或回家的话也不说，因为知道必无用。像这样的，我帮助他很少，却于心无愧。再举另一位，是同事龙君，孩子多，负担重，而几乎毫无所能，所以不是常常穷困，而是永远穷困，也就不断来，说是借几元钱。借，未必不想还，是必无力还。像这一位，我就不得不引用《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给一点点钱，明知买饭不饱，买酒不醉，也就算了。不能这样草草了之的是大学同学李九魁兄，我们不只有学生宿舍同屋之谊，而且若干年，交往很多，相知很深。他用功，语言文字方面造诣不坏，可是天性有些迂阔，缺乏“处世奇术”，以致先则失业，继以离婚，只能困守一所小平房。我当然要帮助他，但现时回顾，未能向先贤子路看齐，什么什么都“与朋友共”。未能，原因的大部分是客观的，即囊中经常不充裕是也。
不充裕，有所愿而不能使之成为现实，就产生苦，拮据之苦。这有时使我想到治平的大问题，或说社会问题，具体说是，仅仅为自己的心安也好，多数人没钱不如多数人有钱。仍打小算盘，比如情况是多数人有钱，“我独无”，依照概率论，我的亲友就多数是口袋鼓鼓的，不到我这里来告帮可不在话下，说不定还会发恻隐之心，周济我千八百的吧？我不懂经济，对于近年的改革开放不敢说评论的话，但看现象，以我们的家乡为例，多年吃不饱，现在能吃饱饭了，再看我的周围，有不少人发了，或兼及大多数，是都不那么穷了，那么，不放弃子曰诗云的旧习，说“既庶（人多，古代人口少，故以多为好）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就对了。还可以推论，大跃进，继以大革命，闹得“四海困穷”，“老弱转手沟壑”，是错了。但对了就不再有问题了吗？也不然，因为还是子所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用现在的话说，是惟其钱多了，更要讲精神文明，以求钱神保佑天降之下民，对己，不堕落，对人，不欺压危害。这比“既庶矣”，“富之”，也许更不容易吧？所以说句泄气的话，为政，还是应该谦虚谨慎，看准目标，试探着往前走，凭幻想胡闹是必没有好结果的。王艳云录入
《流年碎影》 山雨欲来
题目来自唐许浑咏《咸阳城东楼》的一首律诗，颔联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如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类，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也走运，由书本跳到人的口头，以表示世间的一种境，或大或小的祸乱将至，已见预兆。明眼的读者会立即觉知，我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正是这样。但这有困难，而且不少。其中一个小字号的是事多而杂，且是二三十年前的，现在只剩一点点模糊的印象，写，就难免，小失，取轻舍重，大失，张冠李戴。幸而手头有一本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记大小事都时地清楚，有根有据，参考它，至少是涉及大事，总可以八九不离十。困难还有大字号的，来于我们的封建或干脆说君主专制的传统，是至上与小民，有关德和法的评判，用的是两个系统，具体说是，败德和违法，小民要负责，至上就可以不负责；不只可以不负责，还要说这是天经地义。这样，拿笔，写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现象以及己身的观感，就会碰到多层困难。由浅一层的说起，追述往事同于著史，就是不想用春秋笔法，也躲不开春秋笔法，就是说，至少由读者方面看，都寓褒贬，且夫贬，就会触及什么人吧，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深一层，依另一个传统，“处士横议”的传统，执笔为文，要明是非，以期引为训戒，近可以修身齐家，远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是明是非，就不得不说某事是，某事非，而事是人做的，也就不得不说某人是，某人非，而非的某人，也许是一贯供在龛里的，斥为非，可以吗？还会更深一层，比如公私都已经惯于称为十年浩劫，为了浩劫不再来，我们应该明因果，因为必须认清其因，消除其因，才可以避免果之再现，可是追寻浩劫之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进因果锁链之门，升堂，就会看见发号施令之人，入室，就会看见容许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制度，明因果，明到至上之人，已经“期期以为不可”，况制度乎？但事理是明确的，我们所以会经历这样一次浩劫，我以为主要原因是两种。一种，应该说很可怕，是容许一个人滥用权力，而没有办法扼制，至少是补救；另一种，应该说很可悲，是人民的教养差，几乎是多数人，如罗素在所著《中国之问题》中所慨叹，愚昧，自私，残忍。痛心吗？但痛心之后，还是不能放弃坏变为好的希望。所以纵使记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经历会有不少困难，我还是要勉为其难，说几句出自肺腑的，是非也好，因果也好，目的简单明确，是让来者认知，我们曾经荒唐、错误，今后不要再这样荒唐、错误。
帽戏唱完，说大革命出台之前的山雨欲来。幕后的勾心斗角只有幕后人能知道，至于移到幕前，则是姚文元的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时是1965年11月，地点是上海《文汇报》。对于政治，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无兴趣，想脱离，一方面是怕，也就不能不注意。但姚文元的文章远在上海，而且主脑是评一个剧本，以为与自己井水不犯河水，也就不怎么重视。大约是二十天之后就不同了，北京有几家报纸同时转载，转载，而且不只一家，这就暗示，或说明示，有位甚高的什么人授意这样做。授意如何做，必有所为。为什么？虽然不知道，鉴往知来，就不排除涓滴之水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读了姚文中这样的句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多年来常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猜想，也许又将发起一个什么运动吧？
我疑神疑鬼，有“理”方面的来由。其一，建国十几年来，在思想意识方面，我们是处在有如波涛翻滚的一种形势中，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大小运动断续来，表现在口头上，是“正确”重重复复压倒“错误”。至于某种想法、某种措施之所以为正确，其他想法和措施（未必是对立面）之所以为错误，除定于一尊之外，像是找不出可以说服多数人的理由。其结果，缩小到己身，就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想法或某行动，究竟算不算错误。其二，也是十几年来，有多种飘在多数人头上的大帽子，如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党、敌我矛盾等等，几乎谁也不能知道，某一顶，某一天会不会扣在自己头上。其三，仍是十几年来，运动不断已经成为规律，大跃进，没饭吃，略恢复，已经平静一些时候，照规律，必致来个新的运动。总之，其时见到风吹草动，就不能不心惊胆战。
接着，这疑神疑鬼就迎来“事”方面的来由。只说三件，都是1966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件是公开提出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另一件是继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之后，扩大为批判三家村。还有一件是北京大学贴了聂元梓等人的等于进军号角的大字报，其中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至于某人是不是牛鬼蛇神，依旧例，判定之权不是在法院手里，而是在各种形式的有权人的手里。这样，显然，自己算不算牛鬼蛇神，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情况反映到心态上就成为“待命”，说严重些是日日如坐针毡。
何以故？是一，形势已经表明，运动的声势在加紧，范围在扩大。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加紧，扩大，很快就会落实到具体人的头上。三家村，开卷第一回也，其后，会不会如《红楼梦》，多到八十回，甚至百二十回呢？自然只能走着瞧。还有二，“文化”是个庞大而模糊的名词，抽象的如思想意识，走向具体的另一端，书本，以至案头的小花瓶，等等，都不能漏网吧？因而就可以推想，说不定哪一天，整治的鞭子就会抽到自己背上。总之，还是怕。但也没有想到，只是两三个月之后，就刮起非君子之风，动口兼动手了。
事过境迁，回顾，都不免有些感想。我不能独无，也想说一点点，我认为值得深思的。其一，用运动的办法求治平，使安定的四海之内变为动荡，多数人心惶惶然，少数人被整得求生不得，应该平心静气想想，合适吗？我有时想，就是发号施令之人，也未必不明白此情此理，而一再走老路，我看所求有排在治平前面的，那是独尊和出气。如果竟是这样，辨明真相，也会有教育意义吧？其二，权力无限之大，滥用而无法扼制，以致成为浩劫，这经验是惨痛的。惨痛之后怎么样？讳疾忌医是不对的，应该明辨是非，改。其三，由《海瑞罢官》想到吴晗，想到葛剑雄先生《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见1996年2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那篇文章，其中说：
198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中国社科院的吴晓铃先生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了一次有关《海瑞罢官》的学术报告，披露了吴晗写戏是出于毛泽东授意的事实。
吴晓铃是我的北大同学（晚于我两年），是研究戏剧的，这方面的见闻多，推想所说必有根据。若然，为《海瑞罢官》，吴晗先是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