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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信，也认为面对这新情况，只好逃。无分身法，不能主持至少是帮助搬家，心里非常急。人，不只将死，其言也善，不在亲属面前，也是其言也善。我体察她们的困难，连续写信，建议她们如何做。先是说，笨重的什么什么，可以扔；其后有一封信甚至说，如果困难过大，就是把书籍等都扔了，我回去也无怨言。她们也是其言也善，断续来信报告情况，原则仍是能留则留，万不得已才处理。就这样，如《大英百科全书》等，她们认为体积大的，或可有可无的，也处理了不少。彼时还没有搬家公司，又不能不节约，只是大件，如家具之类，找个熟人，用三轮卡车运了两次，其余零零碎碎，都是下班后用自行车驮，计将近一个月才搬完。接到搬完的信，就说是无可奈何吧，总是了结了一件事，也就可以说是暂时心安了。其实这心安也是出于不得已，比如一年之后，或更其后，大革命的风由降级而停止，时移事异，事异心也变了，是觉得还可以平安地活下去，想到搬家的损失，也不免感伤。损失之最显著的是离开这住了三十余年的庭院以及住于其中的一些人。其次是费力养了许多年的几个好品种的葡萄。书呢，处理了不少，其中有些，后来想，是颇为有用的，如几种版本的《六祖坛经》就是。还有一种是发表于报刊的文篇集存，因为放在一个不用的煤火炉上，折叠，有二三尺高，家里人以为是废品，处理了，于是二十余年，青灯之下的不少心血，就灰飞烟灭。飞灭的是物，至于心，这一生中住得时间最长的处所，我是每一想到就不免于怀念的。怎见得？有1975年填的一首《浣溪沙》为证，词曰：午梦悠悠入旧家，重门掩映碧窗纱。夕阳红到马缨花。帘内似闻人语细，枕边何事雀声哗。销魂一霎又天涯。
再说小搬家，是在干校，也搬了几次家。原因多种。初来乍到，只能在园艺队留下的几排茅草房里挤，自己基建了房屋，应该调整，是一种。连下为排，排下为班，编制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变动，住处应该适应这种变动，是另一种。此外，也许还有因变换劳动而调整住房的吧，记不清了。总之是搬动过几次。也像是有规律，大致是先勤后懒。最后是搬到靠近往黄泥铺的大路，通称“八间房”的，记得同屋有王芝九兄，还有黄永存，放还后都还有些交往。在干校搬家是个人搬，与全家搬虽然有小巫大巫之别，却也有些麻烦。一种是暴风雨式，总是接到命令，立即动手，而且要求不一会儿就搬完。我是多年过惯了“一动不如一静”的生活，对于这样的雷厉风行，简直感到难于适应。还有一种麻烦，是床之上必须设置两种（或两层）防御工事。近的一层是蚊帐，没有这个，夜里就不能睡。远的一层是蒙在蚊帐顶上的塑料薄膜，没有这个，每降雨屋顶必漏，也就无直挺之地了。而设置这两道工事，就要向四方伸张，揳钉子、拴绳子等等，总之是既费力又费事。计在干校住近两年，如果学沈复先生或杨绛女士，也写“六记”，这多搬家之苦就一定要写进去。或曰，这是马后课，无用。我说，虽是后，却也有教育意义，是为了心安，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以少折腾为好。
《流年碎影》 改造课程
取广义，多种劳动都是改造课程。这里取狭义，指旧时代不见、新时代常见，一人自负为唯我独正确，高高在上，强制受统治的千千万万人（主要是所谓知识分子），扔掉自己之所想、所信，改为至上今天（明天可能变）说什么就信什么。显然，这必不容易。理由可以是国产的，是宋儒的人心中自有天理；可以是进口的，是康德的人人都有理性。其实也可以不这样大动干戈，而仅仅看看街头巷尾的常人，差不多都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改为如此这般一来，就认为自己错了，只有至上的所说才是真理，也许比上青天还要难吧？大概就是因此，连创造能力超过上帝的小说家也未敢发此奇想，如蒲公留仙，求某人物变不聪慧为聪慧，要请来陆判，动外科手术，换个旧说能思的心。今代的改造思想办法走的不是陆判的形而下的路，而是承认人有理性，以统治力使人放弃理性（不许信己之所信），这，连有改造之权的人也知道不容易，所以就不能不多想办法，以期能收到多则力大之效。
写干校生活，也要说说这种多。为了头绪清楚，分为旁观和自做两类。旁观简单，事不很多，而且出席落座，少听甚至不听，“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亦无不可。具体说，事是批判，或批斗，然后是或有尾声，检查。触及的人呢，像是只有两种，原来的领导和五一六分子。对原来的领导，用的是批判的形式，举过，某日曾说什么，某阶段曾做什么，上纲千篇一律，都是走资了，修了。批判完，受批判者也是千篇一律，都低头认罪，承认曾走资，曾修，但经过教育，恍然大悟，担保此后决不走资、绝不修云云。对五一六分子，用的是批斗的形式，举罪，也是曾说什么，曾做什么，上纲则升了级，是行乃反革命，用意同样是反革命。批斗完，是否也容许检查呢，不记得了。让我们去参加，所求，除随着喊口号以壮声势之外，还有受教育，即了解什么是走资，什么是修，什么是反革命，今后就可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随着至上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云云。说起赴汤蹈火，我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可以暂且不提，因为是后话，其前还有了解和认识。恕我不能破佛门妄语之戒，参加批判和批斗的会不少，印象是某言某行，说是革命就是革命，说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非、对错是由权和力决定的，某结果就成为没有是非和对错。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例，除极少的几个人以外，不是都曾“学习学习再学习”吗？可是风向一变就成为大毒草！这样的变变变，我有时就禁不住想，就是信士弟子，也总当对照是非、对错问题，思考一下了吧？
旁观说完，转为说自做，花样就多了。先说属于吸收的两种。一种是听报告或听传达。这很重要，不得不洗耳恭听，因为是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多半与自己有切身关系。比如干校结业，一般不得回城市就是重要的一种，因为有这样一个文件，我由干校放还，就不得不到家乡去飘流几年。这是后话，还是言归正传，说吸收的另一种，读红宝书。记得总是语录和老三篇。时间长，内容有限，就不能不反反复复。所得呢？很惭愧，据实陈述，是毫无所得。我自己反省，主要原因是受了所读杂学（尤其西方的）的“污染”。这样的杂学融合，说句吹牛的话，也就成为“一以贯之”，碰到什么，就不免以这“一以贯之”为镜，衡量其得失。以诚对人，我觉得书虽誉为宝，也是有得有失。大失有三种：一是过于皮相，经不住思辨之力考；二是不免有枘凿之处；三最严重，是说得好听，行则是另一套。而视之为宝，反复诵读，如净土宗老太太之念南无阿弥陀佛，还会带来一种更大的失，是思路僵化，想不到世间还有对错和是非。试想，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其中的个体都不会思想，都不能明辨对错和是非，这是个什么问题？是危言耸听吗？我想再加一句危言，是如果阁下还没有忘记国家民族的前途，像干校这样的改造办法会引来什么问题，总当想一想吧？
与吸收相对，还有几种由肚子里往外掏的。先说一种总的，是曾经定思想改造的计划，推想是连里的布置，或竟是校总部的布置，写完当然要上交，自己是否留底，不记得了。这是一种既不难写又难写的八股。不难写，因为有如在南口劳动半个月之结尾写思想总结，必没有人看，就可以堆砌一些口号，敷衍了事。但是俗语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身份与往南口不同，也许有人希望从其中搜索出阶级斗争新动向，则拿起笔，就不能不加倍小心，所以只是一转念又成为难写。难，又将奈何？只能动用昔年由《制义丛话》中学来的一点本领，破题，承题，直到大结，上，联系教义，下，针对己身的失误，居然成篇，完成了任务。上交，又居然没有下文，估计还是走了一万的路，没有人看。
再说一种，也来于布置，是写交代材料。与“交代”紧邻的是“罪行”，文化大革命中我不言不行（斯文扫地之类当然不能算），真是鸡蛋里难得找出骨头。那就只能重复旧事，档案袋里堆了不少的。可是不能说那里已经有，用不着再重复。因为一，我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就不当谈什么己见；二，也许疑你还有隐瞒，你就更要交代。于是只好拿笔，重复旧事，为了巨细不遗，把解放后曾加贪污分子之冠也写上，凑凑热闹。记得写这个，用的时间不少，至于是否有人看，看了，有何反应，就非我这只能听命令的人所能知了。
再说一种，是还写过批判自己的文篇。估计是写完交代材料之后，要求谈认识，以促进改造的。盛意可感。可是如果允许掏心窝子说，就一言难尽。我巧或不巧，生在多改朝换代的时期，其中还加上一段敌伪。又择术不慎，走了读书的路。不能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而又想活，就只能如历代读书之人，靠近有或大或小之权的，帮或大或小之忙，或竟是帮闲，以求得些柴米，自己能活，兼养家小。所以有时心不能安，甚至愧于屋漏，关键是未能如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这是眼上望“圣之清者”；如果降为常，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未能走伯夷叔齐的路，跳到己身以外看，如史书之写论赞，就不容易下笔了吧？但在干校，如有些人所形容，已入改造的洪炉，批判自己，就不难下笔，因为有老套，也必须依老套写。这老套是跪在太后老佛爷面前的得罪太监常用的，是自怨自骂之外，兼打自己的嘴巴。于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有时想到这些，还不免于有为奴大难之叹。
还要说一种，是记得也写过一次检查。检查，是有过失并承认有过失之后的事，什么过失？喝酒。何以竟有学习陶渊明之事？又是说来话长。全国，受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英明领导之赐，连吃饭都成为难事，四两白干佐以一包五香花生仁的生趣自然就杳如黄鹤，干校是苦地方，当然更不例外。当地产一种（低级？）白酒，七八角钱一斤，由黄泥铺是否能买到，不记得了，这没什么关系，反正能买也不敢买。得饮的机会，是因为过国庆节，严酷的氛围中容许搀合一点人情味，不只饭菜改善，还由食堂买来若干白酒，谁愿意喝，可以到食堂去买（每人限半斤？）。我没有刘伶那样的酒癖，更没有陶渊明那样的雅兴，可是也买了些。所图是，姑且看做乐趣吧，有一点点，究竟比零好一些。买了，当然也喝了，是不是感到“此中有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