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显示他们作家战士一身二任的特点，而以散文名世，卓然有成的，则有
鲁迅的伟岸，周作人的冲和，谢冰心的典雅，徐志摩的■丽，许地山的睿哲，
朱自清的温醇，俞平伯的俊逸，梁遇春的隽永，丰子恺的亲切，文采风流，
各有千秋。笔锋所至，或放谈时政，针砭末俗；或评点人生，吟味世态；或
礼赞山川风物，或闲叙儿女家常；或以博识见长，或以抒情争胜；或互相辩
难，或纵意而谈，为散文诸体初树典型，流风遗韵，至今绵延不断。当时脍
炙人口的名著名篇，有的经受岁月的风化，逐渐退出读者的记忆；有的流传
至今，成为一般选文与课本的保留之作，虽然在思想上艺术上已不免受到时
代的挑战，但在历史天平上仍不失其应有的价值与地位；有的却历久而未损
其光辉，证明作者的才华襟抱、新知旧学，足以保证作品长葆青春，成为公
众的精神财富。第二段落是左翼文学勃兴的时期，为时约有8 年。其后景是
国家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杂文的崛起，既是时势阢
陧的表征，又是作家热情和愤懑的喷涌。“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
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开血路的东西。”鲁迅的名言，传诵一时，鲁迅的杂
文，也愈益光芒逼人，睥睨当世。饶有意味的是，对杂文这一形式，当时不
但飞短流长，有过许多非议，连鲁迅自己，直到30 年代初叶，也不把杂文
归入创作之林；为鲁迅编《杂感选集》的瞿秋白，与鲁迅亲炙甚深的理论家
胡风，也声口一致，认定杂文“不能代替创作”①，而杂文终于高踞文学殿
堂，成为时代的宠儿，获得读者的认可。文学的气运，常为一个时代的风尚
所左右，并不听命于什么人的指挥运筹，尽管是开创风气的大师，也不能摆
脱这种制约，遗世而独立。没有鲁迅，没有30 年代的气候，也就不会有杂
文的一枝独秀，骎骎然涵盖一切。因为强调生死攸关的战斗，又要求急速反
映紧迫的现实，产生了速写和报告文学的新形式，夏衍的《包身工》是尽人
皆知的代表作。林语堂提倡“幽默”“性灵”和“个人笔调”，生不逢辰，
只落得在一片倒彩声中徐徐下幕。以抒情为主的散文，也显得相对的冷落，
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
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背景》序）鲁迅（1933 年8 月27 日）：“‘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
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
① 在《鲁迅自选集》自序中，列举《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五种著作之后，
说：“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自序作于1932
年12 月14 日，其时鲁迅自《热风》以下，已有七种杂文集问世。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文中说：
“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
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序文作于1933 年4 月8 日。胡风
在《关于速写及其他》一文中说：“在对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现象之有警惕性的正确认识和事故的发生同时
被要求着的现状下面，不用说‘杂文’和‘速写’都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它们不能代替创作，然而却负
上了创作所不能够完成的任务。”（载《文学》四卷二号，1935 年2 月）
只是新起的何其芳、李广田、陆蠡、丽尼、缪崇群等人，各以别具一格的作
品博得读者的青睐。郁达夫“屐痕处处”，假醉佯狂，给散文库存添了不少
清新的记游文字，替自己换来了“寄情山水，脱离政治”的颓废派名声。时
代的鼎沸，导致笔墨的鼎沸，原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但现实是繁复的，
直搏现实，不能只用一路招数。阳刚与阴柔，粗犷与文雅，豪放与婉约，庄
严与诙谐，华丽与平淡，凝重与飘逸，本来可以互为映衬，相反相成，相得
益彰；只顾慷慨激昂，或者只顾微吟低唱，都难免显得单调，并使人兴半截
美人之感。第三段落包括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烽火连天
的11 年。适应战时的需要，战地通讯应运而生。杂文本应更有用武之地，
却意外地显得萎缩，只是在后方的桂林，成为“孤岛”的上海，还相当活跃。
散文更见消沉了，流传于世的屈指可数。老一辈的王统照写了不少文笔凝练
思想深潜的篇什，后来辑为《繁辞》一集。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只
是十篇短文，薄薄的一本，向来不入时入眼，却以其异常的渊博、冷隽、机
智别树一帜，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了一（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
语》，并称为“学者的散文”，至今为海内外的行家所倾倒。值得感谢的是
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不管晦明风雨，坚持成批地把优秀的散文作品输
送给读者，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知人论世，不能脱离特定的环境和条件。30 年代正当中华民族存亡绝续
之秋，许多作家站在战斗的前列，披肝沥胆，蹈水火，冒锋镝，以纸笔为号
角火炬，有的从容成仁就义，他们的汗血文章，早已和祖国寻求光明的历史
凝结在一起。月旦艺文，也不能偏离这根主轴。但有些聚讼纷纭的问题，当
时是在硝烟弥漫的白热气氛中出现的，经过将近半世纪的冷却以后，却不妨
清醒地重新斟校一下秤星：因为昨夜星辰，前人踪迹，有助于后代审时度势，
谏往知来：
抗战初期，已成为“孤岛”的上海，爆发了“鲁迅风”问题——即杂文
问题的激烈争论。导火线实质上是对鲁迅杂文评价的分歧，也是战前杂文论
争的延续。挑起论争的一方，认为鲁迅式的“纡回曲折”“苍凉悲壮”是过
去“禁例森严时期”的产物；抗战一起，形势变了，新的杂文，应该是“韧
性战斗的精神，胜利的信念配合着一种巴尔底山的、突击的新形式，明快，
直接，锋刃，适合着目前的需要”，因而对当时鲁迅式杂文的风行，提出“抗
议”。应战的一方，主要论点是“我们今天还须学习鲁迅，因为鲁迅的精神，
还没有到应该被扬弃的阶段”。这是同一营垒的内部冲突，夹杂着很深的意
气，但主要争执点不过如此。论争很快结束了，又蔓延为一场不同派别之间
的混战。现在翻阅一下当时反对派的文字，除了增长见识，知道过去的有些
所谓论争是怎么回事以外，很难说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但这场论争，却有
个极大的优点：论辩双方，完全站在平等地位，是真正有来有往的对垒，但
将是非公之于读者，不使真理屈从于权势，而图穷匕现，曲直自明，和后来
那种肆意践踏民主，盗名欺世的“大批判”、“大辩论”大不相同。结局也
差强人意，那就是顾全抗战的大局，以不伤原则的妥协告终。“鲁迅风”这
重公案证明，真正的自由辩论是多么重要①。散文比杂文更不走运。我手头
没有现成的材料，但在我1941 年结集的散文集《晦明》序文里，还留着清
楚的痕迹：
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 。可是我又禁不住替自己捏一把
冷汗。偶然的机会，我曾从内地报纸上读到一位先生的大作，据说后方城市和上海文艺界正流
行着“飘飘然的散文”，使他发生了近乎愤激的感慨。这位先生是值得羡慕的，他有愤慨的权
利。但我的散文——如果是散文，不正就是这一类？
“飘飘然”这个形容词在这里不够明确。它是指部分散文作品，还是泛
指散文这种文体？看来肯定属于后者，观文气可知。那正是和日本侵略者生
死搏斗的年月，行文中的嬉笑、悲凉、讽刺，都在避忌之列；散文在30 年
代已几乎成为“风花雪月”、“身边琐事”的同义语，认为在战火中不合时
宜，是理所当然的事。散文创作的日益寥落，也就无怪其然了。
最著名的笔墨官司，是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这场争论，当时波及
全国，经过42 年之久，到了1980 年，还在巴黎一次讨论中国抗战文艺的国
际会议上，余波未尽。争论爆发的初期，我在上海编《文汇报？世纪风》，
就发表过批评文章，但“抗战无关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含糊笼统，
一知半解。直到最近，才有机会看到一些原始材料，把论争的本末大体弄清
楚。原来论争的引爆点是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
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
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是梁实秋接编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开场白里的话。前面还
说到自己拉稿能力不强，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根本就不知道其座落
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话里明显地带
着某种情绪，用现在的流行语表达，就是“说怪话”。
平心而论，闹点情绪，说两句怪话，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席
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
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
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
① 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资料与研究》1985 年一期，“上海‘孤岛’时期文
学史料专辑”。内收陈青生所作《关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争论》一文，并当时有关的论争文字38 篇；
费万龙所作《关于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一文，并当时有关的论争文章11 篇。
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
原则性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
“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要不是只眼见事，不免有曲解的嫌疑。
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
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却只能把巨大复杂、
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我检查一下我自己在抗战
八年中所写的东西，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包括直接间接。完
全无关的是例外，那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格于环境，不得不然。但我这
样做，完全是发乎自然，出于自愿，并不表示我服膺“抗战有关论”。恰恰
相反，我不止一次皮里阳秋，对“言必抗战，文必杀敌”的主张，投以讥讽，
因为我一直怀疑这种褊狭和机械的办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①
任何伟大的事业，既需要轰轰烈烈，又需要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