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点睛”之妙。
1963 年6 月3 日
如 画
曹雪芹不但善于传情写意，还善于形声，善于设色。从他的文字里，不
但看得出许多色彩，还有许多生动的画面。我们试看：
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环，抱着一瓶红
梅。？ 。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物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
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贾
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
以上见第五十回“芦雪庭争联即景诗”，下面再看第六十二回的一节：
？ 。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磴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
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
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 。
我们在这里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两幅画：一幅冷艳，一幅秾纤，一幅是冬
景，一幅是春景。
作家必须兼有画家的眼睛。作家不但应该看许多书，也应该读很多的
画。
1963 年6 月7 日
曲 折
事物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曲线，而不是直线。文艺创作中情节的展现也应
当是这样。
在《红楼梦》里，宝玉和宝钗的订亲，对黛宝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层帷
幕的揭开，经过不少曲折。最先是黛玉对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忽冷忽
热”感到怀疑，而实际只是由于她自己的疑心病。接着从雪雁和紫鹃的谈话
中听到了宝玉订亲的消息，她有如“将身子撂在大海里一般”，从此自暴自
弃，只盼望“早走了早好”，病势一天天沉重起来。（第八十九回“杯弓蛇
影颦卿绝粒”）但雪雁听到的，偏又是误传。到了第九十回，侍书和雪雁说
明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宝玉并未放定，只是请客讨好贾政，提了提亲。说是
老太太（贾母）心里早有了人，要亲上加亲，就是这园子里的，但又不点明
对象是宝钗。黛玉听了，又误会老太太内定的对象是自己。绝处逢生，病也
霍然而愈。丫头们唧唧哝哝，说黛玉病也病的奇怪，好也好的奇怪。但这不
过是一个顿挫。直到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黛玉无意中从贾母房里的傻大姐口中得到了事情的内幕，真相这才大白，一
波三折，最后把黛玉送上了绝路。
无目的的绕弯子是使人生厌的，但有没有合情合理的曲折，却常常是作
品能否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
1963 年6 月20 日
心灵之窗
《红楼梦》第三回，写宝玉黛玉初次见面，作者对宝玉形象的描写是：
“天然一股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对黛玉的描写是：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这个印象，都是通过
对方的眼睛看出来的。
第二十四回“痴女儿遗帕惹相思”，写小红出场，先是“只听门前娇音
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呀！’贾芸往外瞧时，是个十五六岁的丫头，生的倒
甚整齐，两只眼儿水水灵灵的，见了贾芸，抽身要躲。”
第三十回“椿龄画蔷痴及局外”，写宝玉看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
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的流泪”。他不认得她是谁，
再留神看看，“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
大有黛玉之态。”
巴尔扎克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写老小姐迦玛的凶狠，说是“迦玛小
姐嘴角上微微堆着笑容，神气又挖苦又强横，眼睛里射出一团火，亮得像老
虎眼睛。”
写阴险的脱罗培神甫和贵族夫人特？李斯多曼太太一场唇枪舌剑的谈话
中，“神甫低下大眼皮盖住他的老鹰眼睛，免得泄露心中的情绪”。
司汤达在《红与黑》里，多次写到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眼睛，说是于
连的眼睛善于表情，说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微妙的意义，它可以在一瞬一
瞥之间显露出来”。
这只是随手掇拾的几个例子。
达？芬奇把人的眼睛称为“心灵之窗”。从这两扇窗子里，最容易窥见
内心的秘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在小说、戏剧、电影、绘画中，都占着非
常重要的地位。
1963 年8 月26 日
读《傅雷家书》 ——在全国政协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的发言
知识分子问题，是革命和建设中至关重大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
的一环。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就
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应当永远引以为戒。最近我读了《傅雷家书》，感触很
深，这是统一战线工作失误的一个典型例子，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大家知道，傅雷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翻译家，他的长子傅聪是著名的钢琴
演奏家。反右运动中，傅雷被打成“右派”，那时傅聪正在波兰进修，消息
传到国外，傅聪就从波兰出走，逃到了伦敦。傅雷后来摘了“右派”帽子，
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夫妻双双被迫含冤去世。直到粉碎“四人帮”，
拨乱反正，才得到平反昭雪；傅聪也才有回到祖国的机会，为祖国人民演奏，
并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才。《家书》就是傅雷生前写给傅聪的信。
这些家书的公开发表，使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
全部家书证明，傅雷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精神是一贯的。
反右前夕，他又成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他对一般青年音乐
家“不关心大局，对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很冷淡”的这种现象很不满，亲自
找他们谈，还写信告诫远在波兰的傅聪。他不断给傅聪寄书，叮嘱傅聪“毛
选中的《实践论》，可多看看，这是一切理论的根底”，并在信中表示对毛
主席的衷心钦佩。整风开始时，傅雷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由来已久，要改也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尽管揭发矛盾，提意见，
可是心里不能急，要耐性等待，要常常督促，也要设身处地代政府想想。”
“总之，我们不能忘了样样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从农业落后、工业落后、
文化落后的具体形势出发；要求太高太急是没有用的。”
傅雷对党和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一种积极、热情的态度，但转眼之间，
他却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反右斗争开始，傅雷作了几次恳切的检查，但是没有通过。许多人不切
实际的意见也使他十分反感。几次批判会以后，傅雷向有关领导声明：他应
负什么罪责，领导上可以依法定罪，他以后不再出席会议。值得注意的是：
党内对傅雷是否应划为右派，意见并不一致，事情拖到1958 年春天，上海
市委宣传部一位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要我以朋友的身分向傅雷做工作，动员
他再作一次实事求是的检查，明确目的是要把他保护过关。我好不容易说动
傅雷出来开会，但会上却给他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件事我至今觉
得对傅雷抱歉，好像是我把他诱进了陷阱。现在看来，有一点很清楚：当时
上海市委的第一把手，执行的是极左路线，而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张春桥，他
们要把傅雷这样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是当然的。我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上海
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既然对傅雷有一定的了解，为什么不对上面据理力
争？这件事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党内党外，当时都没有丝毫民主
可言！而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恶果，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接着就是傅聪的出走，这件事给傅雷造成的压力，不难想象。据我所知，
陈毅同志曾经想挽回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夏衍同志当时曾要我向傅雷转达
陈总的意思：希望傅雷能说服傅聪回来，只要傅聪写个检查，保证他平安无
事。但傅雷谢绝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傅聪回来很难处，况且我要他
回来，他也不会听我的话。”当时我察情度势，也觉得很困难，也就没有再
加劝说。现在想想，傅雷的看法还是对的。如果当时傅聪回来了，在“文化
大革命”中，恐怕除了傅雷夫妇这两条老命以外，还得赔上一个傅聪！而且
陈毅和夏衍同志，也必然会更担上一条莫须有的罪名。
傅雷尽管被打成“右派”，但他热爱祖国的心始终不变，他经过通信来
往，把爱国主义的纽带和傅聪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他不断地给傅聪寄国内出
版的书籍、文件，还不断寄中国古典艺术的复制品，其目的是满足傅聪“思
念故国，缅怀我们古老文化的饥渴”。他感情深挚地对傅聪说：“关山远阻，
而你我之间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尝有丝毫间隔，也就象征你这个远方游子
永远和产生你的民族，抚养你的祖国，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
他谆谆告诫傅聪，不要受外国演出代理人的左右，由庄严的艺术家堕落为庸
俗的匠艺人。他情见乎辞，恳切地呼唤：“孩子，珍重，各方面珍重，千万
珍重，千万自爱！”这许多年来，傅聪处身海外，环境是复杂的，但他始终
坚持两条：一是不说一句不利于党和国家的话；二是不到与祖国相敌对的地
方去演奏。这一方面是傅聪热爱党和祖国的具体表现，一方面也是傅雷进行
教育的结果。在《傅雷家书》里，有劝阻傅聪去古巴的话。据我所知，傅聪
到英国初期，香港邀请傅聪到港表演，傅雷就曾加以劝阻，说是：“在祖国
的大门口，面子上不好看。”傅聪一直拒绝去台湾，直到最近，才到台湾作
短期演出。台湾报界说他是“投奔自由”，傅聪对此很不满，特地在临走时
举行记者招待会辟谣，说他是为台湾同胞来演出的，因为台湾同胞也是中国
人。
傅雷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始终没有冷却。在1961 年的一封信里，他
慨乎言之地说：“以往四年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
想和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
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
题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见症
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
有了；而在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所以有那些看法。”
傅雷在《家书》中反复强调，艺术不能离开道德，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
人，要关心国是。
《傅雷家书》的出版是一件大好事，这是培养青年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
的绝好教材。从统战工作的角度看，则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清楚地照出了我
们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知识分子缺乏了解，怀有成见，是一大弊病。许多人提到知识分子，
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几乎和资产阶级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而事实却并非
如此。例如傅雷，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在
建国后的全部言行，特别是在《家书》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却充分证明他
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因为正直敢言，勇于提
意见，摔了那样大的跤子，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