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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好的一个啤酒企业，要面向全球公开转让其国有股权，不仅引发了国际啤酒业巨头的争夺大战，也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
国际啤酒业巨头的关注和参与好理解：因为中国啤酒市场年销售额达60亿美元，且每年以6％的速度在增长，而欧美发达国家啤酒市场的增幅只有1％至2％。中国啤酒市场这样的增长速度，让各方啤酒巨头在中国市场掀起了并购与扩张潮是很正常的，雪津啤酒引发国际啤酒业巨头的争夺大战也就成了预料中的事情。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2）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企业并购案，为什么会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
这种关注，绝不仅仅是因为卖一家啤酒企业，或是参与竞买条件的苛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卖的是国有股权，是全国13亿人民的公有资产。面对这样一个股权买卖行为，人们不由得会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有股权该不该卖。企业是好企业，发展势头正猛，为什么要卖？
第二个问题是谁来决定卖还是不卖，由谁来卖。雪津啤酒是国有控股企业，其国有股权是由全民委托政府作为代理机构持有，理论上说，这个买卖决定应该有13亿人的参与。可是，13亿人来决定，首先是不可操作；其次，即便可以操作成本也太高了。谁来决定卖还是不卖，谁来卖，的确是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卖。有人决定卖了，也有人来买了，这时候到底怎么卖？私下里卖，还是公开卖？过去，中国的做法是政府定价，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做法是在评估的基础上，组成一个组织来决定，但是效率非常低，争论非常大。到底怎么卖才合适？
第四个问题是卖给谁。是卖给福建人，还是卖给上海人？是卖给中国人，还是卖给外国人？13亿人都是老股东，都有买的权利，如果不解决这13亿人的知情权和优先受让权的问题，等卖完了，这13亿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站出来指责说，你为什么不卖给我－我愿意多出10元钱甚至多出10个亿，那时候该怎么办？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卖什么价，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过去是国有，是13亿人的，肉烂在锅里了，大家都无所谓。现在要卖出去，卖给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具体的法人，大家就会关心卖多少，值不值，是否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怎么防范国有股权买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都是极其困难的。这些问题集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世界难题，题目就叫做公有资产流转。
一、公有资产－全球性的经济现象
有人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缓慢归罪于作为公有资产的国有企业运作模式的低效率，其实是一个误解。公有资产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它普遍存在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只是规模大小、所占比例和所处地位不同而已。
1。关于公有资产及公有产权
公有资产，是指国家和集体以各种形式投资和收益形成的财产，以及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认定的其他公有财产和财产权利。国有资产又称国家所有者权益，是公有资产的重要形式。
目前，经济学界对公有产权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所谓公有产权，是相对于私有产权而言的，是指基于财产的公共占有而获得的一些权利结构安排。与之相对应的私有产权，则是指那些能有效排除其他使用者，并且这个产权涉及的财产或物品完全依靠的是私人的自主供给的产权。
简单地说，当将产权权利界定给一个共同体，在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分享这些权利，并且排除了共同体内以外的成员对共同体内的任何成员行使这些权利的干扰，那么产权就表现为公有产权。
和私有产权相比，公有产权有其特别的含义。首先，在公有产权条件下，每个成员对全部财产拥有完全重合的权利，而在私有产权条件下，个人权利的大小取决于其拥有财产的多寡；其次，在公有产权条件下，任何成员的决定都将影响全体成员的利益，因而具有完整的不可分性；再次，在公有产权条件下，单个成员无权做出财产的转让或者出售决定，否则将会直接损害全体成员的利益。
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都是公共产权的一种形式：当把产权所包含的各种权利界定给国家，然后再按照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利，产权则表现为国有产权；同理，如果权力界定给集体，则表现为集体产权。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3）
公有资产涉及的产权关系显然是一种公有产权。本书所论的就是基于公有资产管理、处置等发生的公有产权关系。
2。公有资产在大多数国家占有相当的比重
以私有产权为主要特征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起源于“海上马车夫”－荷兰，在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展壮大，并在美国被完整移植，在促进美国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自由化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其自身所不能克服的弊端暴露无遗，自由化市场经济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同一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饱受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经济倒退的折磨的同时，实行计划经济并开始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苏联，却安享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顺利推进的空前繁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前苏联，开始反思纯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弊端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战争结束后，如何医治战争创伤、振兴经济和维持稳定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凯恩斯提出的经济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就大行其道起来了。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核心，是主张“通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来间接干预经济运行与经济活动，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通俗点说，就是要通过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干预和校正，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只“看得见的手”不仅包括财政措施和金融措施，也包括发展必要的公有经济成分。
这个理论在大多数国家得到应用。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积极推进“国有化”运动，通过直接投资兴办、购买或没收以及国家持股参与等形式建立国有企业，从而形成了各个国家规模大小不等、管理方式各异的国有经济体系。世界银行统计结果显示，到80年代初，国有企业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已达10％，占全球总资本的份额达到了35％。 即便是在经过8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热潮之后，到80年代末期，整个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仍在7％左右。
在法国，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达到4300多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投资额占工业企业投资额的比重达30％，职工人数占工业企业职工人数的23％，国有经济垄断着煤炭、电力、铁路、航空等十几个部门。
在瑞典，59家国有企业占全国GDP的7％，占总就业的5％。
在新加坡，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拥有20家大型“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的股份，占新加坡GDP的12％，其中有12家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约占市值的20％。
在新西兰，16家国有企业的产值约占GDP的12％。
在韩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国有资本在企业资本结构中占到60％，成为韩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物质基础。
在日本，从明治政府时期就建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到上世纪的60年代，日本通过《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制定了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的合并构想，通过政府的介入建立了大型企业，加强了国际竞争力。
即便是在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杰出代表的美国，政府创办的国有企业和官私合营企业，以及国家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投资等，也占到了美国经济总量的相当比例。
由此可见，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存在着相当比例的公有资产。公有资产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现象。
3。公有资产的存在不是偶然现象
公有资产和公有产权的存在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公有产权的存在，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明显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公有产权是医治“市场失灵”的良方，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公有产权的管理，提高公有资产的效率也是完全可行的。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4）
尽管公有产权的确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的存在仍然有特殊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不可避免，除了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额和金融政策进行干预外，还必须要有公有产权来给予弥补，以确保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所谓市场失灵，是相对市场效率而言的，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某些方面是无效的或缺乏效率的，尤其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尤为突出：
第一个就是“垄断”。当某一个行业在产量上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后，就会出现规模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的趋势，这时出于对规模效益的追逐就会出现垄断。19世纪后半叶，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基本完成，美国经济集中与垄断的趋势日益明显，80年代初的洛克菲勒通过对30多家炼油厂的收购和兼并，组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随后，在制糖、烟草、煤炭、铝业、钢铁、屠宰、酿酒等领域也相继成立了一批托拉斯组织。到了二十世纪上叶，这种情况更加突出，美孚石油公司甚至控制了全美石油市场的90％。这些超级托拉斯组织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严重损害中小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对市场经济国家所积极倡导的自由竞争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迫使罗斯福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采取强硬手段把美孚石油等一批寡头托拉斯集团进行强制拆分。
第二个就是“信息不充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销售、购买都属于个人行为，双方都不能掌握必要的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或不对等也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个就是“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就是指在市场活动中没有得到补偿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当出现正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大于收益，利益外溢，得不到应有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