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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我２８岁结婚的那阵子吧，在温州，２８岁结婚就意味着是晚婚了。而我当时处于工作方面的压力，想在３２岁左右生孩子。后来，公司里又出现了诸如“分家”这个大变故，我只得又把生养孩子一事往后推迟了。我目前的意思是要等到３８岁左右了吧，那时候或许对生养孩子才有能力。
深感欣幸的是，我先生阿勇对我这想法表示了赞同。而且，我的公婆虽然抱孙心切，但也表示了理解，而不大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令人极其高兴的。因为这就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理我的“雪歌”嘛。
就曾有人问过我，作为企业家和设计师，我更看好哪一个？我说，我更看重的是设计师呀。因为我曾说过，我做服饰企业，其出发点就是肇始于我对服饰的爱好和兴趣。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单纯，但这确实是我之所以成功的“秘诀”所在。
有一句话叫做“衣食住行”，由此看来，这“衣”是被排在第一位的，就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又有俗话说：“马靠鞍装，人靠衣装。”这说明了衣服对人们扮相的重要。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大为改善，对服饰的追求，尤其是都市白领对时尚的追求，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和我因管理方面意见不和的弟弟阿军，现在正开了一家在温州服装界也有一定知名度的服饰公司，作为他的姐姐，我当然是感到很高兴的。
毕竟，大家都经历过一些事情，都长大多了，处理事情和看问题也都会更客观些了。
记得在我们“分家”的那夜，阿军他把我们的分离，比做是“正泰”和“德力西”！这是两个在我国都有影响的极具开创性的温州民营企业。阿军童气十足，并且也豪气十足地对我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姐姐你做时装的“正泰”，我做时装的“德力西”！
当时我听了，内心只觉得有一种沧桑感和从来未曾有过的紧迫感。
那天晚上，阿军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问他姐夫阿勇从上海回来了没有。尽管就在这之前的一点点时间里，我确实已经是有一点儿疲倦了，但是还要出去会见一些来我这里洽谈生意的外地客商。所以，我正在我的董事长办公室旁边的梳妆台前，急着要补妆，以便能够从容自如地出去见客。刹那间，我在听了阿军的话之后，竟然不由得吃了一惊。心想，多时没有问过姐夫的阿军，现在居然会想到他姐夫了。我就反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姐夫如果已经回来了，我想和他，当然还有大家一起聚一聚，然后聊一聊这几年里所过的日子，以及所碰到过的一些事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合作，以及怎样合作的事儿。
我细细地品味了一下，心头不觉一热，握手机的手竟然也不由得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我知道，他们郎舅俩的为人处事是不大一样的。阿勇的性格是较为内向型的，而且他有他的大思路；而阿军的性格则是外向型的，他平时就善于抓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像阿军所说的，两个人如果能够冰释前嫌，并能够和好地携手合作，那么，我们事业的更大更快发展，是不是也会更能得到预料之中的“善之善者”，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强强联合呢？
“夏蒙”和“杰尼亚”这两个有名的牌子，为了各自前景更大程度上的拓展，携手走到了一起。人家不是亲戚关系，尚且能走到这一步呢；我们是至亲的姐弟关系，难道反而还不如人家，竟然就做不到强强联合，以达到双赢的目的吗？
因为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也不是温州的同行之间的。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是同杭州、深圳等地的服装界的竞争，再就是，要和国外的一些声名卓著的服装品牌的竞争！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说不定我们一家人还会有一个大团圆呢。
此时，我顺手推开了窗户，看了看窗外那密集的楼层，初上的晨曦照得它黄亮亮的一片。而在楼层的下面，我听到了不远处小贩们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卖，正在一阵紧似一阵地过来；然后，渐渐地就又四散开去了。
我就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第二部分做企业的“女强人”
曾经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做企业的“女强人”，就得放下关于家庭的“琐碎”事务什么什么的。还说只有这样，才会使她们有所成就。换句话说，“女强人”对家庭中的许多事情不管不顾，是有其充足理由的；或者说，这也是能够得到社会“允许”的。
我们还注意到，对这一“高论”推波助澜的，除了那些对此认可的女企业家之外，就是一些所谓的“理论家”了。然而，作为也是女人的我，对此却不敢苟同。
我总是不大相信做企业的女人，就不应该有她自己家庭的一应事务。我虽然不敢称自己就是一个女强人了，但是，作为一个女企业家（就算是小一些，叫小女企业家也行吧），我反而把家庭作为我的头等大事来对待，这在我平时的为人处事当中，却是最最明确不过了。
就说在前段时间里吧，我深深敬爱的老母亲因年高体弱住院，我毫不迟疑地放下自己手头正在忙碌着的生意，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照顾她的琐碎事务中去。
作为子女，尤其是在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之后，我就觉得，这是我更应该挑起的社会责任了。更何况，我本性当中原来就有的那一份对母亲感激不尽的深情也是我最珍视的。
先母已经享年８６岁高龄了，这叫我们做儿女的，自然感到极其高兴和欣慰。更何况，在她老人家溘然长逝之时，看着我们这些儿女，都已经是业有所成，她自然是可以“瞑目”了。生老病死，这是任何人一生中都难以回避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一切的。
我们兄妹几个无疑都是受到过我母亲那深深的恩德，而我之所以有了今天的“惠特”，和母亲无怨无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我的儿子阿辉就是我母亲一手带大的，这在我创业的前期，就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现在，我和我先生项进康在全国性的皮鞋行业里，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从心底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在我艰苦创业的过程中，除了我父亲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之外，我母亲就成了我们最为重要的坚强后盾。
我之所以把这一亲情放在最前面来叙述，是因为我不但得益于我家那浓浓的亲情，而且，即便是我家的夫妻亲情，也是被许多朋友，尤其是做企业的人，所一再地羡慕着的。而这，也正是值得我们骄傲，并需要继续去呵护的啊。相对一些动辄闹矛盾，闹别扭，乃至吵吵打打闹离婚的业界家庭来说，我无疑是极其幸运的。
因此，毫不过分地说，我之所以有了今天这一被人们所看好的中国惠特鞋业有限公司，正是我们家父子母女亲情，乃至夫妻亲情融融洽洽的结果。
在我的创业史里，毫无疑问，是写满了许多辛酸和痛苦的。所幸的是，我都已经顺利地把它们化解，并且早已使之转祸为福、化险为夷了。
２０世纪的“文革”期间，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爸，尽管他是地地道道的温州人，但是，由于在上海工作的原因，结识了属于上海户籍的我妈，后来，他们就顺利地结合在了一起。然后，又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就“挈妇将雏”辗转到各地工作了。他们一共生养了８个孩子，即我的４个哥哥和３个姐姐；而我，则是我父母回到温州之后所生的最小的女儿。
１９６３年，我出生在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里的一条弄堂里。凡是到过温州的人，对五马街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就是在现今温州市政府东移外扩的情况下，五马街仍是作为温州市区最最集中和极其繁华的商业街存在着，向全国来这里经商、观光的人们，袒露着它那宏阔的胸怀；同时，也在展示和证明着这里的风云变迁。
我家坐落在如此繁华的地段，和我以后的事业发展，正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温州人以能做生意出名，而温州市区的五马街，就是一条颇负盛名的商业街。之所以被人们所看好，足以显示出它那非凡的实力。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温州，和全国别的地方相比，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差别的。相反，据有关资料表明，这时候，温州的富有程度，其实还不如国内另外的一些地方呢。行市萧条，物资奇缺，尤其是温州的交通极其不便，所谓“温州水（温州话谐‘死’音）路一条”的现状，就是最为明确不过的概括和表白了。因此，人民的生活自然也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了。
人们都说，父母对于他们最小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极其溺爱的。我家也毫不例外。虽然不敢说我就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但是，父母对于我所要求的一些事情，也确实是做到了有求必应，这正是我所难以忘怀的。
第二部分初中毕业之后
只是，我虽然喜欢读书，但在初中毕业之后，在高中读了一年，就居然认为再这样读下去是没有什么用处了。这当然也是那时候的大环境在起着“作用”。因为那时的人们，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尤其在思想显得有些“前卫”的温州人眼里，就只是觉得赚钱是一个最最实用的途径了。
说起赚钱一事，我还是把我家的情况，在这里简单地叙述一下吧。我爸自上海等地辗转回到了温州之后，凭借曾在大型国营企业里干过会计的经验，办起了针织厂，并自任厂长一职。之后，他又办起了印刷厂。在这一带有初期民营企业性质的厂子里，他由于经营得比较正规化，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赚得的钱也并不是很多的。也就是说，那也仅仅是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略有盈余而已。但是，这在当时也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在那个时候，许多人都对“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记忆犹新，所以，我爸能够在这些夹缝中有了这样一种处境，也应该说是很不容易了。
但是，轮到我弃学不读，要去自己赚钱的时候，这才使我感觉到了我家也是处于那很不“景气”的家境的，因为家中还不怎么能拿得出像样的资金，来供给我去做资本，也就是像现在所说的做生意前夕的启动资金呀。
于是，我就通过一些关系，得以在温州市区的跃进皮件厂里当上了营业员；这样，我总算是有了一份工作。
这时是１９８５年，我的月工资才３５元。尽管在那时还算是有点低的，但是，它毕竟是我自己赚来的钱呀，所以，这也已经是把我高兴得不行了。
就在这当营业员的一年里，我经过一位同届同学的牵线搭桥，跟原来和我同届但是另一个班级的、后来成为了我先生的项进康认识。之后，我们就开始谈起了恋爱。
谈了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挺谈得来的。于是，就在众人的期盼和祝福下，１９８６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