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沙- 第88节

　　“我去了，他可又走了！天下这么大法儿，叫我到哪儿去找呢？”他自言自语的喃喃着。

　　忽然他看见沙中半埋的骷髅头，便把它检了起来，托在掌上，端详着，又端详着。

　　“实在对不住，老哥儿，也许你当初就死在我的枪口上，我埋尸时又把你给漏了，让你独留在这儿吹风晒太阳，确是我大狗熊的不是，……不过，我它妈的活着也不好受，还不是孤魂野鬼似的吹风晒太阳？我多口气为人，你缺口气为鬼，咱们俩是爹儿俩比吊——一个样儿：过去那本账甭提了，你得告诉我，你看见咱们的八爷没有？”

　　骷髅头不答话。

　　“我把你埋掉罢，老哥儿。你不说我也晓得，咱们八爷那种人，就算没了眼，他也隐不了的！”

　　他取出攮子，在沙上刨坑，把那个骷髅埋了下去，拍拍手上的沙粒，又迎着风沙，有点儿颠踬似的，朝北走过去，直到沙雾遮断了他宏大的背影。

　　狂风是年年都有的，每当落霾如雨的风季，江淮一带的人们便会追怀曩昔，想念起那位不世的豪侠关八爷来，狂风卷沙成云，弥漫天顶，关八爷呢？却遝无影讯了。有一种没经证实的传言在抗战时兴起，说是八爷他仍然活着，并且在连云港某处开香堂，发血誓，要击破日寇的封锁，偷运海盐到后方去。

　　又有人绘声绘色，说是亲见鬼子在北徐州贴出的缉捕告示，上面首先列着关东山的名字，他们发狠说：假如捉着这个人，定要把他送进电磨。

　　但他们终没捉着他。

　　无论传说如何，抗战期间，甘冒封锁，偷运私盐供给后方人们食用却是事实，有一支盐车队，仍打着六合帮的旗号，他们虽是下一代的人了，但他们的侠义行径，勇悍雄风，仍和上一代一样，所不同的，上一代拚搏的是北洋军，下一代却换成了东洋鬼子罢了。

　　无数无数的关东山，曾在民族的苦难中继起，迎向更大的暴力，更狂的风沙！

　　全书完　完稿于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国庆前夕　


【后记】
　
　　自小就活在那样的世界里。

　　乡土若是一只纹式古老的盆，我就是一株怯生生的盆景；若是一只透明的鱼缸呢？我就该是一尾小小的游鱼。阳光照我，爱心覆我，我的生命里，原不该早早注入成人世界的忧伤。……透过水纹漾动的盆，窥看着乡土外更广大的世界，仿佛不是实体，而是些影廓不甚分明、白晶晶或者黑忽忽的朦胧。

　　总梦想著有一天，能从古趣的盆缘内探出头去，或希望有什么巨力击碎那只奇幻的盆，让我能触及那意想中的朦胧世界的实体。

　　这并非是说，我厌倦乡土的哺育和深沉的爱，而是任何一个生命在成长期中自然的扩张；我的生命里有着强大的野性，这野性超越年龄的结果，乃使我不得不依据一些零星的、片段的朦胧印象，加以组合性的联想。

　　印象朦胧，且欠完整，但它仍出诸生活——受自然环境囿限的生活。这些早期的生活印象和内在感情，是扶持我生命站立的、最重要的基础。

　　最难忘的，就该是乡土上飘流而过的陌生人了！他们从远方来，落叶似的略一盘旋，便又悉索飘走，他们的眼里、笑里，都含蕴着不可解的远方的凄凉味，他们的身上，更满是异地的风尘。我虽不熟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虽不敢像对待伯叔亲友那样，扯住他们攀谈，但总觉每张飘过眼前的人险上，都写着千千万万他们自己的故事。我常像啃读课本似的，大睁着惊异迷茫的眼，读着他们濡染在脸颊细小汗毛上的风沙，开始对那样深沉含蓄的不可解的故事兴起极大的追索的欲望，并感受到它的使人沉醉的吸引。

　　一天天，一年年，无声流走，我想在空虚里抓住一点儿什么的心愿，却越来越强烈了；总没有谁能够回答我的问询，除了生活的本身。而生活的本身又冗杂，又零乱，能抓住的，祗是那些现象留给我的零星印象，而非任何理性的言词。

　　走江湖玩马戏的，耍狗熊卖膏药的，弹琴卖唱的，……烟样迷离的影子，常在茶黑色的背景中浮现着，连季节也不甚分明了。唯在茶黑色梦中浮现的脸廓比较清晰，清晰到即使穿过二十多年已逝的光阴，仍能分辨出他们的眼眉。

　　不懂得他们为何总用风沙洗脸？为何总爱在连着天的野路上飘着、飘着？他们脸上也带着笑，总笑成一朵朵疲倦的残花，饱含着无可奈何的不甘的幽怨。曾多次梦见那些人，梦见自己竟变成其中的一个，也在无涯的野路上跋涉；风扑面来，尖寒如贯胸透肤的箭镞，满眼尽是沌沌的黄尘。……在这不惯飘零的民族里，为他们不甘，同时也担忧着自己的未来——未来可能遭遇的，身不由自主的飘流。……不知从何时起始，我就熟悉那些走盐人了！说来不足为奇，多年前，在江淮一带，走盐已成为荒乱年成人们赖以为活的普遍行业了；盐枭们虽流品较杂，可不像一般传说中那样蛮悍，他们多是乡野上贫苦人，从他们愚拙的动作和朴讷的谈吐中很容易辨明……褴褛污秽的穿着，带一股盐渍和汗水混合的酸味；无论哪个季节，走盐的汉子们，都会成群飘过门前的街道，奇形的鸡公车两边分置着盐篓或叠起的盐包，一路尖声叫喊着，推着车的走盐人那份辛苦就不消说了。亢热季节，他们精赤肩膊，裸露出紫铜色闪油光的肩臂，大块因过度沉重压力而鼓凸的筋肉在肩臂间抖动着，使人联想起犁着干硬黑淤土的老牛，祗是身后差一支有形的鞭子罢了！万千破布条编结成的车襻，带着车身的全重，深深陷进他们的肌肉，推动盐车时，他们肩膊高耸，身子前倾，仿佛拚死命的挣扎，祗为了那点儿不一定能获得的利润，——几百里长途上，到处都是风险，步步都有难关。……寒冬季节，他们祗穿着油硬破烂的短袄裤，迎风冒雪，走在凹凸不平的冰棱上，脸孔、手臂、足踝，都冻成带青的酱紫色，裂出条条的龟纹。

　　他们的生活是原始而犷悍的。

　　我偏爱那种刚性的传说，描述着近百年来这类盐枭们多彩的生活；传说经过辗转流布，难免含有若干夸张的成份，尽管夸张，却不荒谬，在荒乱频仍的年代，这类人从不曾绝迹过。那些传说撼动了我，使我在童年期，心灵上就产生了波纹。

　　传说描述着清末及北洋时期盐政的混乱，官商勾结和暗无天日的垄断；描述着富埒王侯的海盐商穷奢极侈的淫乐生活，也描述着民间接踵的荒旱和广大村野的困贫。……走盐图利，正是陷在绝境中的贫苦人们被逼出来的冒险生涯之一。

　　和一般传说相比照，可以觅出我偏爱的原因，因为我国民间一般传说，多是温婉沉迟，美丽哀凄的，不是由“西江月罢”，引出些儿女情愁，就是从“紫今炉内”摘出些哀感顽艳的云烟；那些浮沉在烟里云里的人物，多无左右命运，改变环境的能力，也缺乏那种醒觉；即使有些人物，具有着由传统产生的某种催眠性的意志，如“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拒贼保贞”……十有八九又都是女性，反观那些柔性传说里男子汉——不是公子就是书生，竟连那份催眠性的意志也没有，好像祗配落难京都，后花园受金：缠绵病榻，草绝命诗于昏黄烛影。好像祗有跳粉墙勇气，写八股的能为。在王侯爱女裙带上荡秋千的心愿。……真正是一群被环境和命运压倒了的、典型的白脸屁精！但这些软体虫一旦通过了功利的窄门，一样是高官厚禄，变成“吾唯与诸大夫共天下”的更典型的官僚，把前半生所遭逢的困厄，全都故作遗忘。……民族中最主要悲剧的根源就埋藏在这里了。

　　我深爱着刚性的草莽传闻，以及那些卓立的野性的人物，是从童年期就开始的；尤其是关于盐枭们的各种传说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更为我所关切。

　　根据传说的显示，和他们实际生活的印证，我发现他们一度生存在极端孤绝的境界里；尤当北洋割据时期，枪杆就是法条，将帅就是法律，他们祗是被迫害的一方。环境是艰困的，命运更是绝望的；诸种人为因素结成一面绞索，绞住他们泼汗的颈项。他们推着沉重的盐车，从滨海的产盐地起脚，行经苏皖北部的荒野，千里长途上布有若干关卡，按照不成文的惯例，——除非避开，不然就得上税多次，有时税钱会超过盐的价值；说争抗么？一刀挑破盐包，白盐就是红血，蚀尽老本饿煞妻儿，比流血更为痛苦。

　　即使生存情境如此孤绝，如此艰难，他们仍然结帮闯荡江湖，面对着北洋军阀，以蛮悍对蛮悍，展开求存的保卫。那时北洋缉私队捕获盐枭，严刑拷迫，恣意杀戳，盐枭遇上缉私队，打杀后还得开肠破肚，空膛塞进一捧盐，名为“上肉税”；这怪盐枭们野蛮么？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我可以说：在被迫保卫的一方，唯一的人道就是无我的抗争。

　　盐归国有伊于春秋时代，管仲曾以之富齐，这政策原是极端正确的，历代行之，利民富国，甚少引起民怨，唯有自清末至北洋割据时期，盐政为人为因素破坏，盐枭才遍野皆是，并发出反抗的怒吼。

　　在若干传说中，我发现两宗事件，是有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而这两宗事件，直接间接，都与走盐人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一是民初，驻扎淮上的清军第十三协，因为不满严刑拷迫盐枭及上级侵吞盐税，引起哗变，哗变发自该协炮队，旋而扩及全军，兵勇们纷纷携械奔散，使该协全部瓦解。其二是北伐军经龙潭血战，光复淮上的前一年，由盐枭群散布革命军北上的消息，率先纠合各县民众，集聚民枪民械和一切原始武装，公然反抗北洋，他们更取得若干零星北洋驻军的配合，造成了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槽河之变。（*俗称占大槽。）

　　槽河之变时，据传经盐枭纠合的抗暴民众，至少万人以上，孙传芳曾派重兵镇压，把抗暴民众视为匪类，官称为“大槽马子”，（*马子，意即股匪。）经过镇压后，民众抗暴武力流散四乡，零星抗暴事件，一直延续到北伐军光复淮上为止。

　　这该是我写“狂风沙”一书时“史”的根据。

　　难的是我所要描绘的年代系在我出生之前，而童年时期所听取的传说，经过数十年动乱流离的生活，早已朦胧得难分影廓了；我祗记得盐枭们迷离的影子，他们所讲的故事中零星的片断，一小部份盐枭专用的暗语而已，凭空构建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复活并重现一个时代更是无比艰难，我总不能抱空幻的野心，舍弃足够的生活认知，凭空去架构一部以概念为主体的作品。

　　而在那已逝时空中曾经艰难存活过的那撮人，总在我心里呐喊着，使我在沉默中思想着他们。因为我觉得那一时代背景，和当前赤色大陆的时代背景相同，往昔盐枭们所受的痛苦，正还压在幕后同胞的身上，不幸的历史在轮回，惨痛的悲剧正在重演，我实在值得写一部这样的书，召回那个已逝时代的真实情境，用它去鼓舞受难的人群，更用它去撞击暴力的本身。

　　远在民国四十四年，我就动了写它的念头。

　　我知道写这部书是困难的，它的人物众多，生活面既深且广，绝非是我稚弱的笔锋所能刻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