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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看守所里，就是北郊的路塘看守所。我的身上到处都是紧的，头皮、舌头、嘴角、胸口、屁股和小腿肚无一处不紧，也就是说我全身都肿了，仿佛把自己的每个器官都放大了一倍。同室的几个强奸犯告诉我，医生已经给我擦了好几次药，还用听诊器听了我的胸口。下午，那个中年男医生走了进来，他一边给我擦药，一边和蔼可亲地：“广贤，你只是外伤，过几天就好了。”他说话的口气慈祥，擦药的手轻柔，每擦一个地方就问我痛不痛？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侍候过，迷糊中已经把他当成亲人。我甚至轻轻地喊了几声“妈妈”，只是因为嘴巴还肿着，声音没有传出来。要不是已经有了一点人生经验，我当时就想坦白，甚至愿意夸大自己的罪行，以报答他对我的治疗。
看着天花板上的黑斑，我问自己当时为什么不从张闹的后窗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后窗，脚底一抹油，张闹也就有了下来的台阶，没准她会说：“对不起，我只做了一个噩梦。”还有，我在送张闹裙子之后，为什么不去探探她的口风？哪怕偷偷地去观察她几眼。假若事先看到她穿上那件蓝色的连衣裙，我不高兴得翻跟头才怪呢，怎么会蠢到溜进她的房间。更不用说于百家这个魔鬼了，他好像已经深入到我的内部，随便说什么在我身上都能起化学反应。你想想，假如他不说小池像豆腐，我会把张闹联想成豆腐吗？假如他不写信来叫我闭上眼睛，我敢大起胆子去开张闹的窗口吗？
这么说，于百家似乎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公正地讲，千错万错还是我自己错。百家明明写信警告我不要干这种蠢事，我却没有听。百家当时想留下来，不愿意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却死劝他回去，还拿三个公章来吓他，还要他对小池负责任。如果我不吓他，不提小池，没准他就留了下来，没准会比我提前溜进张闹的房间，哪怕是提前几秒钟，有他在，根本轮不到我。再说，当初我就不应该跟于百家说张闹，我就是想得下身软不下来，也不应该告诉他。只要不告诉他，我就听不到他的鬼主意，就不会把自己弄到笼子里。千错万错还是嘴巴错，我扬手打了一下罪魁祸首，嘴巴传来一阵钻心的痛，刚刚结痂的伤口又破了，下巴流满了血。
负责本案的公安两次提审我，因为我的嘴巴还肿着，舌头还大着，便没法回答他们的提问，想说什么也只是一股散开的气，根本扭不到一块，形成字和句。我想，假如我是一个哑巴，那就不用他们审来审去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大不了头点地。我宁可一声不吭地被押赴刑场，也不愿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不瞒你说，那时候我还怕羞，还不敢去跟陌生人谈论身体的器官。跟于百家谈是一回事，跟赵敬东谈是一回事，就是不敢和陌生谈，特别是不敢跟板起脸的人谈。我忽然想起了于百家，如果说他只给了我反面的指引，那是不公正的，至少他折磨自己身体的行动，在我身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天晚上，我偷偷地把结了痂的嘴巴抠破，让它长久地血肉模糊。我还故意咬伤自己的舌头，让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肿着、大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回答问题。果然公安又提审了我一次，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摇摇头，张开嘴巴。那是一张百孔千疮的嘴，嘴唇和嘴角全是脓泡，一边嘴角高一边嘴角低，上唇下唇只有少量没肿没破的地方，那也是亮晶晶的，撑得像透熟的葡萄，轻轻一碰就会流出点内容来。舌头大得顶住了上颚和牙齿，想分担鼻孔的出气都不可能。这么色彩丰富、形状怪异的器官，若是有人骂它“歪嘴、烂货”一点也不冤枉。在过去，这可是一张吐字清晰反应灵敏惹事生非的嘴，现在它总算得到了报应。公安一看就知道，要提问这样的嘴巴，恐怕连个标点符号都问不出来。他们一挥手，把我押回监室。
李家庭又提着药箱来给我治嘴巴，我终于想起了那位医生的名字。他给我上药，贴纱布，轻言细语地：“广贤，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有撞墙的，有吞药瓶的，有想上吊的，有咬舌头的，结果没一个有好下场。要想有好一点的结果，就老老实实地交待错误，尽管有人歪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我可以证明它还是基本准确的。你按我说的去做，相信会有公正的判决。”他的话像毛毛雨，每次给我换药总要下一阵，我抵触的情绪被他慢慢地泡软。刚好同室的一个强奸犯因为摆事实讲道理，被放了出去，这让我见证了嘴巴的好处。我开始配合治疗，不到一个月，嘴巴就痊愈了。
但是、可是，万万没想到再也没人提审我。我这个笨伯每天对着窗外喊“冤枉呀冤枉”，却没有任何人理睬我。他们都忙着贴大字报、揭批反动派去了，像我这样的偏房再也没有人宠幸。我喊了一个月、一年、两年，从60年代末年喊到70年代初年，都没有人提审我。我想当初也许不应该搞烂嘴巴，要是配合他们提审，没准早就无罪释放了。这是何苦呢？自己把自己弄得白白关了两年多时间。
关了两年零三个月，法院开庭审理我的案子。我交待完全部事实之后，法官认为我不老实，因为我的交待和张闹提供的材料相距十万八千里。法官当场声情并茂地朗读张闹提供的材料，材料上说我撕烂了她的裙子，并强行进入她的体内。读完材料，法官把那件撕破的蓝色连衣裙举起来，裙子的下摆已经撕成四瓣，它要是再回到风里也只能跳草裙舞了。我说：“撕破了裙子不是还有衬裤吗？”旁听的人们哈哈大笑。法官说：“张闹说了，那天晚上她没穿衬裤。”又是一阵笑声。凭什么他们只相信张闹而不相信我？张闹为什么要提供假证据？于百家说女人都爱面子，张闹为什么不爱？她那么漂亮那么有名那么前途无量，怎么就不要名声了？我的脑袋像被张闹亲手操起的木棍狠狠地敲了几下，顿时满地都是闪光的金子。
接下来我听到法官宣读张闹已经不是处女的证明。天哪！我连她的裙子都没打开，连她的衬裤都没脱，处女膜怎么可能隔着两层布就没有了呢？更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了，在近七百天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是她处女膜的天敌，都有可能让她不是处女，这张纸怎么能证明两年前的事件呢？法官说这张纸是当时开的，也就是我“强奸”张闹的第二天医院检查的结论。有人把那张纸递到我眼前，让我看清楚上面的日期。我低下头，不想再争辩，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争辩。法官问我：“曾广贤，你记得你的生日吗？”我说：“九月二十六号。”法官说：“那么你进入张闹的房间是哪一天？”我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说：“你能确认吗？”我说：“确认。”
最后我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你不要惊讶，也不要不理解，当时强奸罪是重罪，情节严重的还会挨枪毙，就是强奸未遂也会被判个五年六年的，哪像现在这么宽容、自由，哪像现在这样不在乎处不处女。你能戴这么粗的项链，穿这么簿的衣服，开这么低的领口，挺这么高的胸膛，穿这么短的裙子，得感谢社会的进步。我真羡慕你！你是不是听困了？困了就喝点饮料。很好听是吗？那我就继续讲。被判八年我认了，我没埋怨法官，甚至也没埋怨张闹，虽然我生过气。我发誓我没有强奸张闹，不要说强奸，就是连她大腿的皮肤我也没碰过，充其量隔着裙子用身体压了那么一下。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有了强奸她的念头和强奸前的动作，我想这也应该是犯罪，不能不坐牢！所以，我没埋怨法官，甚至也没埋怨张闹，只埋怨自己知识贫乏，当时我竟然不知道处女膜是可以自己撕破的，只要做剧烈的运动就有可能撕破，更何况张闹是一个芭蕾舞演员，一个经常要劈叉的演员。不知道这个常识我还心安理得，当我知道后就悔得用头去撞墙。
而这还不是我最后悔的，后来我去了杯山拖拉机厂劳动改造，脑子里一直在想法官为什么要问我生日？有一天我忽然掰起指头算清楚了，九月二十六日前我才十七岁，而九月二十六之后我就满十八岁了。十八岁之前犯法是可以减刑的。我这个癫仔这个傻瓜这个笨伯，竟然不懂得提前四天去找张闹，假若提前四天，哪怕是真正去强奸她，也有可能不会被判这么久。十年里，我天天问自己为什么会忘记生日？我连敬东的生日都没忘记，怎么会忘记自己的生日？
忠贞
一个再笨的人，只要连续吃了几次亏，你要他不吸取经验教训都难。比如我，到了杯山拖拉机劳改工厂之后，就给自己的嘴巴装上了拉链，轻易不表态，而且还学会了一种“延时话”。延时话你听说过吗？其实很简单，就是对任何事情不及时发表意见，先思考几秒钟、几分钟，甚至几天几夜，等排除所有的圈套后才说出自己的观点。思考时间的长短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定，如果人家问你“吃了吗”？就没必要思考几天几夜。但是这种话只适宜于和平环境，假若拿到战场上去说，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很久以后我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会说这种话，就像“盐是咸的”这么简单。而在当时，我却像捡到了一件保护自己的武器，比买彩票中大奖还要高兴。
由于我养成了这种说话习惯，做什么事总喜欢慢半拍，就连走路也没有过去那么快了。在监舍里，我跟侯志、李大炮用烟头下棋，半天我也走不了一步，有时决定走了，真要走了，就把烟头拿起来，但久久地没有放下，即使已经放下，一旦发现有可能被对方吃掉，我又把烟头收回，放到出发的地方。这样反反复复，烟头被我们抢来夺去，很少有机会在短时间里把一盘棋下完。他们再也没耐性，把烟头一扒，说：“曾麻赖，老子没闲功夫陪你。”麻赖是我们这边的方言，就是做事说话不负责任，经常反悔、抗拒不从的意思。不怕你笑话，这个花名在拖拉机厂喊出了名，个个都懂得我是悔棋大王，包括那些看守我们的战士、管理我们的干部，都喜欢喊我“曾麻赖”。花名喊多了、久了，到点名的时候，有几个干部总是想不起我的真名，嘴唇哆嗦老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喊：“曾、曾、曾……广贤。”这是一天中我最得意的时刻，队列两边的人都扭头看着我，我挺胸收腹响亮地回答：“到！”
没人跟我下棋，我就趴在床上写信。我给赵万年、于百家、小池、何园长、赵大爷、于发热、何彩霞、陆小燕、胡开会等等写信。信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改变一下称呼。在信中，我向每一位说明自己不是强奸犯，只不过闯进了张闹的宿舍，后来发现她喊“救命”才捂了她的嘴巴。我承认我有强奸的动机，但绝对没有强奸的行为，希望他们不要按动机来衡量我，如果按动机来衡量每个人，那天底下就没有正派的男人，因为我经常听到他们把“操”字挂在嘴边。
每一封信写完，我分别在正反两面贴上邮票，这样做是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