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板。事实上，宝船是为了装载各色宝物而设计的。船上有供朝廷特使使用的豪华舱房，且装潢有露台和附栏杆的轩堂及前厅。宝船的船舱则满载了用以跟外国交换的高级丝绸和瓷器。船身雕绘着鲜丽的图案，船首装饰着兽头雕像及目光炯炯的龙睛，在船尾则饰以龙凤纹和鹰、球图案，象征着好彩头。船的底部涂上白漆，接近红色水线的地方，则是一个太极图案。
成祖在永乐三年（1405）春天，于南京所聚集的这支拥有317艘船的船队中，到底有多少大型的宝船，现已无法知晓。据明朝小说家罗懋登在16世纪所写的一本有关郑和远航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所述，这种由总兵太监及其他使节所指挥的华丽船舶，仅仅只有4艘。而且，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也可以证实，宝船船队大部分由各种大小的其他形式的船只组成。在整个船队中，次大的船是八桅的“马船”，有些长达339英尺，宽达138英尺。马船主要载运马匹，亦即朝贡贸易中的主要部分，当然还载运有其他贡品和船只航行修缮船舶的各种必要材料。其次，是七桅的“粮船”，大约长257英尺、宽115英尺，负责装载全体水手——有些次远航的人数达到2。8万人——所需的食物。宝船船团中的大部分士卒，则由六桅的“客船”负责载运，该型船只长220英尺、阔83英尺。宝船船队拥有两种战船，一种是五桅，长165英尺的“福船”，另一种是比较小的八橹巡游艇，大约长120英尺或128英尺，用以震慑海盗。（关于宝船船队各型船只的记述，见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十五回；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204—206。在计算船队中规格较小的船只时，以一尺等于10。5英寸计算。）
特殊的水船是为了伴随宝船而特别建造的，它可以在海上供应人们干净的饮水长达一个月或更久，这是世界各地有史以来首次为大型的舰队提供这样的便利。然而，船队通常还是必须试着每10天就在港口停泊一次，以便注满水舱，所以一次大型的远征，大约需要20艘这样的水船。
宝船船队在海上航行时，可能借由巧妙的声号与视讯系统，来达成各式船只之间的通信传递。所有的船只，都配给大旗一面、信号钟若干、小旗五面、大鼓一面、铜锣若干，以及灯笼十盏。人们习于在船上用声音信号发布命令，响亮的鼓声足以让相邻的船只彼此听见，警告它们在暴风雨接近时避往安全的港口。在黑夜或恶劣的天气下，则通常用灯笼来传递信号。宝船船队并且使用鸽子作为远距的通信联络媒介。每一艘船都可以借由本身特殊的颜色，与一面上面写着白色大字的黑旗，来分辨自己属于哪个支队。（关于船只间的通信传递，参见陈延航，《郑和宝船复原研究》。）
当宝船船队建造完毕时，全体船员亦召集整齐。航程当中，在居首的总兵太监下面的，是作为朝廷的代表与特使的7名钦差正使太监。在正使太监下面工作的，是10名副使监丞所带领的52名没有特殊官阶的内监。在太监监管之下的军事将领，包括负责指挥伴随船队前来的所有部队的两名省级的都指挥使，负责督饬军团下属的93名指挥，104个营级的千户，以及103个连级的百户。每一艘船的船长，都经皇帝特别指定，并赋予“生杀”的大权，以维持船上的秩序。另外，船队上也有准备官方文件的书记官二员，负责管理粮食供需的户部郎中一员，及负责掌管谒见外交礼仪的礼部官员二员。另外，又有阴阳官一员，辅以阴阳生四员，负责仰观天象，预测天候，掌管历日，解释自然现象。又有官名“通译番事教谕官”——即“通晓番书之教师”——的教官十员，在船上担任翻译官。在这些人之中，当然有通晓阿拉伯语和一些其他中亚语言的人。
第二部分第四章 宝船（3）
这支船队另有180名医官和药生，专事收集外国的药草。整个船队，大约每150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名医生。大多数普通的水手和士兵，都是被处流刑的罪犯。最后，专业的工匠如铁匠、醝匠与搭罩篷匠，也被包含在这次出使的任务中，以应付在海上航行时所需要的修缮工作。（关于出海成员的组成，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144—150；MaHuan（马欢）、Yingyaishenglan（《瀛涯胜览》），trans．withnotesbyJ．V．G．Mills，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fortheHakluytSociety，1970，页31—32．译注：关于船队成员的记载，有几种资料，彼此之间略有不同，据《郑和家谱》记载为：“钦差正使太监七员，副使监丞十员，少监十员，内监五十三员，都指挥二员，指挥九十三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舍人二名，户部郎中一员，鸿胪寺序班二员，阴阳官一员，阴阳生四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旗校、勇士、力士、军力、余丁、民稍、买办、书手共二万六千八百零三名，以上共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员名。”而据明钞本《瀛涯胜览》记载，则为：“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部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员，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员，监丞五员，少监、内官内使五十三员。”另外，祝允明《前闻记》的“下西洋”条，则记载：“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醝、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以上参见范中义、王振华，《郑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页23—24；张维华主编，《郑和下西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页87。关于郑和下西洋随行人员的研究，可参见松浦章，《郑和“下西洋”の随行员の事迹》，《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31号（1998年3月），页35—50。另外，此书作者将负责掌管谒见外交礼仪的鸿胪寺官员误为礼部官员。）在返航时，全体人员，职务不论高低，朝廷都会赐予币帛，以酬谢其对皇上所做的奉献。在航程之中，如果有人受伤或殉职，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将获得额外的补偿。（关于赏赐回国的船队成员，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151—152，引《明太宗实录》，卷七八。）就如朝廷的圣旨颁行全国各地，要他们提供物资以建造宝船一样，朝廷也下令各省上贡宝船前往海外贸易所需要的各项物品，其中包括数千匹的丝绸和棉布，以及大量的铁制用品、食盐、麻布、茶叶、烧酒、菜油与蜡烛。（关于船队的一般补给品，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220，引巩珍，《西洋番国志》。）苏州与杭州是丝织业的传统中心。朝廷严令村舍制造户与纺织作坊为宝船生产特殊材质及优质的高级丝绸和锦绣。海外垂涎的是用高级织物“缂丝”或“刻丝”制成的朝廷官服，这种织物的双面都显示出象征皇家的龙凤纹。缂丝以针为梭，每一厘米作经线24条，相形之下，法国最称精致的高布林毛织挂毯（Gobelintapestries），仅有经线8至11条。（关于明代的“缂丝”，参见MichaelSullivan，TheArtsof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1984，页213．
译注：据高汉玉、包铭新编，《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香港商务，1986年），附录“名词简释”记载，缂丝所用系长约10厘米的舟形小梭，与作者所说的以针为梭有出入。法国高布林毛织挂毯，每平方厘米有8至11条经线，22条纬线；缂丝则有24条经线，116条纬线。按照命令，如果织匠未按朝廷严格的规格织造，将受罚或监禁。
明朝官方在江西景德镇的瓷窑，明初时为20座，但宣德年间（1425—1435）增加到了58窑，主要生产用以出口的白瓷和一种易碎、薄胎的景泰蓝瓷。此外，宝船也装载了在亮釉上附雕绘的北方粗瓷——磁州瓷，与福建所造的釉彩带黄褐色的德化瓷，以及咸认具有神奇功效的灰绿色青瓷。从菲律宾群岛到东非，大量各式各样的中国精致瓷器，已陆陆续续地为人发现。（关于明代的外销瓷器，参见Sullivan，TheArtsofChina，222．）广东南海县的铁工业，如铁钉、针、锅碗瓢盆和铁丝等行业，同样有相当成长，这些东西不但是为了龙江船厂所需而制造，同时也是为了海外贸易。（关于各式铁器的制造，见《明宣宗实录》，卷五四。译注：查对原书，无相关内容。）这支浩大船队的需求是如此的庞大，而这个需求几乎是立即涌现，它开始成为天下百姓的一大负担。为了减轻人民供应造船所需最重要的桐油和麻布的负担，成祖下令在南京城外开辟了大片的园圃，种植上万株桐树，以应付龙江船厂的需求。（关于南京郊外的园圃，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211，引《洪武京城图志》，《园圃》。译注：此处似将太祖所为之事，误置于成祖身上。据《洪武京城图志》，《园圃》记载，广植桐树，乃因“国家递年海运粮储，及堤防沿海倭寇，其成造船只所用桐油、棕缆，皆出于民，为费甚重，皇上（明太祖）矜恤民力，乃经营布置，于朝阳门外蒋山之阳，建立园圃，广植棕、桐、漆树，各数千万株，所以备国家之用而省民供也”。按此则种植桐树并非为了建造宝船。）然而，对外贸易孳生的财富，大部分还是进入了朝廷手中。就如一般的情况一样，出洋远航仍然存在着重税和贪官污吏非分地压榨地方百姓这些事。
从监察御史彭百炼的故事即可以证实：即使发现有弊端，守正不阿的官员亦无法对其有所奈何。根据历史的记载，江西穷乡僻壤的吉安县的县令，按照朝廷的命令分派县里的3名富人为宝船桅杆采办大木，如若无法交办的话，可以用价值相当的银子来抵免。彭百炼在偶然间发现县令为了需要的木材，不只选定3个富户，而是280户，并且为自己聚敛了大笔的钱财。彭百炼将此事向上级报告，未几，彭本人反因县官捏造罪嫌而身系囹圄。彭百炼最后虽然获释，但被褫夺了官职，为本身的耿直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关于这件贪渎的故事，参见郑鹤声，《郑和》，页161—162，引《皇明文衡》（1527），卷九六。译注：据《皇明文衡》（《四部丛刊》本），卷九六，杨士奇所撰的《彭百炼哀辞》记载，当时掌吉安县事者为县丞，但额外加征280户，系县里的奸人与吏胥舞弊，私自下令的结果，并非县丞的意思。彭百炼发现此事之后，直接到县衙里检取案卷（并非向上报告），县丞即将额外的280户除名。彭百炼之被逮系，亦非县丞所为，乃当时派至地方的巡视“使者”诬陷，强迫里老人于书状上签字，说彭百炼买妾、买田，“挟制县官，放免〔采木〕百夫长温彦琮，得白金三十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