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扯的过程中，我的头上也挨了周亚振两下子，这倒不算什么，可当我终于把两人拉开，并把他们分隔到一个安全距离之后，周亚振却突然对我咆哮起来：“他妈的，你算什么东西，狗日的，给老子滚。”接着，他抓起放在沙发上的一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朝我扔了过来，正好砸在我的头上。他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甚至都忘掉了头上的疼痛，我愣住了，然后转身跑了出去。
第二天我就辞职不干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侮辱。说实话，这事如果放到现在，我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是不会辞职的。而那时因为年轻气盛，对生活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如今，我早已不生周亚振的气了，不仅不生他的气，还对他抱有几分同情和几分好感呢，毕竟我在他的手下度过了那么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啊。而且总体说来，他这人也还是很不错的，有点滑稽也有点可爱，有点愚蠢也有点仗义。要是把他和我所见过的其他的老板相比，他无疑是最有人情味儿的一个了，如果我可以选择，如果我又有这个权力的话，我宁愿天下的老板都像他，那样我们大家就都有一份轻松愉快的工作啦。
后来，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亚龙公司完蛋了，总经理周亚振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关进监狱之后，我还一直琢磨着去看看他呢，甚至连见到他后该说点什么都想好了。“周总，你还记得我吧，你过得好吗？希望你能愉快，我这里带了两瓶酒给你。”当然了，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一直没捞到机会去看他。他所在的监狱实在是太远了，在一个郊县的山区。我这人就是比较懒惰，没有办法。
我在亚龙公司的时候
我在亚龙公司的时候，跟一个叫姜占国的同事关系最好。
姜占国三十多岁，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几，长得方脸大头，一颗门牙镶着金，说起话来有点公鸭嗓。这人整天笑眯眯的，爱说下流话，为人很随和，但公司里的人似乎对他都有点心存畏惧，除了老板周亚振，别人对他都挺客气。姜占国是基建科的人，但他只要一上班，就爱端着个茶杯到每个办公室乱转，找人闲聊天，时不时说上一两句下流话。一次公司里给每个员工发了几斤毛线，这在公司是很少见的事，因为公司经济效益不好，连发工资都是靠银行贷款，福利待遇极差，基本上除了按月发给每人两包卫生纸之外（妇女来例假的日子，可以额外多领一包卫生纸），是什么也不发的。当时大家领到毛线后都挺兴奋，特别是一些妇女，聚在一起纷纷议论着毛线是什么质地的。这毛线粗软蓬松，暗蓝色，没有什么光泽，摸上去手感不错。有人就说是兔毛的，有人说是混纺的，还有人说是羊毛的，互相争论不下。这时恰好姜占国端着个茶杯晃晃悠悠地走来了，就有人问他：“喂，姜占国，你说这毛线是不是羊毛的？”
姜占国煞有介事地摸了摸毛线，又拿到眼前仔细看了看，接着就叫了起来：“什么，谁说这是羊毛的？这他妈是鸡巴毛的。”
结果人人都知道公司发的毛线是什么毛的了。
还有，基建科本来没有科长，后来从公司下属的模具厂调来了一个人当科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加上这科长对姜占国不熟悉，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一天他对姜占国说：“昨天上班你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一天没看见你。”
姜占国说：“我出去了。”
科长摆出领导的派头，说：“下次你上班时出去，要跟我说一声。”
姜占国一听这话，没有吭声，只是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一把大号的老虎钳子，他走到科长面前，不紧不慢地端起科长桌上细长的玻璃茶杯，用老虎钳子啪的一下就把茶杯的下半部分给敲掉了，茶水顿时流了一地。接着他瞪着科长，说：“老子回家和老婆××去了，也要跟你说吗？”
往后只要有人找不到姜占国，别人就会说，他回家去××啦……
我刚到公司的时候，是在劳资科里上班的。劳资科里除了我还有五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孔，是科长，一个姓孙的中年妇女，一个叫潘丽的年轻姑娘，一个叫何冰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还有一个叫张辉的小伙子。
孔科长整天坐在办公桌前画表格，也不知道他怎么有那么多表格要画的，除了画表格，他时常会提着公文包，站起来面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说一句：“我去劳动局了。”接下来的一天就再也见不着他了。此外，我并没有见过孔科长管过办公室里的谁，好像随便别人干什么都和他没有关系，他只管自己画表格和去劳动局。以后，我还见过孔科长干过一件事情，一天上班，他忽然停止了画表格，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说：“我想造个计划，这个月给公司本部的所有人发二十块钱奖金，你们看怎么样？”大家都说好，说孔科长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说别的一些单位月月都发奖金，就咱们公司一次奖金都没发过，太不像话了，早就该给大家发点奖金了。孔科长笑眯眯的，大家的夸奖让他深受鼓舞，大概觉得自己终于发挥了一次主观能动性，做了一件建设性的事情，因而心情很爽，他说：“好，我马上造计划。”孔科长造好计划，兴冲冲地去找老板周亚振批，一会儿工夫，他就愁眉苦脸地回来了。他在周亚振那里挨了骂，周总是这么说的：“你他妈的闲得没事干了是不是，怎么想起来发奖金的？给每个人发二十块钱顶个屁用，还不如用这笔钱请大家喝顿酒呢。”这下孔科长老实了，踏实了，每天上班又开始画他那永远画不完的表格和永远去不完的劳动局了。人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总会觉得自己能得不行。
姓孙的中年妇女体态臃肿，脸色红润，人很勤快，老是在办公室里东瞅瞅西看看，一发现有什么事情可干，立刻就像饿虎似的扑了上去。办公室里抹个桌子扫个地，打个开水，不用说，都是她包了。尤其是出去给公司里买个东西，她更是积极（我也和她买过一次东西，并在她的诱惑下，贪污了一个电饭煲）。只可惜能让她干的事情太少了，不得已，她就经常跑到食堂里去帮忙，然后跑回办公室向大家报告今天中午吃什么菜。
张辉的下巴上总是贴着块纱布，不知怎么回事，他那里总是生着个脓疮，而且总是不好。大约是营养过剩的缘故吧。他的话特别多，内容大多是部队里的事（他父亲是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的副院长），说这些事的目的也不外是炫耀他属于高干子弟。“你们知道吗？最近部队要缩编了，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件已经传达到了军一级干部，我是从我爸爸那里看到的……”“广西闹洪灾了，死了不少人，我家警卫员就是广西人，他家也死了人，我父亲特批让他回家去看看……”“昨天晚上我到省军区刘副司令家去玩……”
老姑娘何冰的个子矮矮的，有点罗圈腿，长着圆脸，歪鼻梁，鼻头是红的。我后来才知道她以前是塌鼻子，到医院做了隆鼻手术，结果不太成功，把鼻梁垫歪了，鼻头也始终像害了冻疮一样红。她跟人说起话来不喜欢以正面示人，总是侧过脸去，还时不时地伸手摸摸自己的红鼻头，以期稍微遮挡一下别人对这只红鼻头的视线。
潘丽皮肤苍白、眉毛漆黑，长着一副狐狸面孔，她不太爱说话，上班时喜欢抱着本时尚杂志看。
那时我和谁都不熟悉，加之无事可干，上班时颇感无聊，因此便急于找个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很快，我就对常来我们办公室玩的姜占国产生了兴趣，不知为什么，这个吊儿郎当的大个子让我很有亲切感。
中午，姜占国特别爱到我们办公室来吃饭。他端着从公司厨房打来的饭菜，在一张空着的办公桌前坐下，打开一瓶泗洪特酿白酒，自斟自饮，通常喝个二三两就不喝了。那瓶泗洪特酿白酒总放在一张办公桌上，而且好像总也喝不完，似乎是一眼永不干涸的水井，任何时候姜占国都能倒出酒来。时间稍长我才发现其中的秘密，原来每当一瓶酒喝完了，我们办公室里那个叫潘丽的姑娘就会再买一瓶放在桌上，等姜占国来喝。潘丽虽然不太爱说话，但只要姜占国中午来吃饭，她就会坐到他的对面，陪他一起吃（各吃各的饭菜），话也多了起来。我猜出了他俩的关系，公司里的人好像也都知道他俩是一对隐蔽的情人，但从没有人说起，更没有人敢拿他俩的关系开玩笑了。
有时姜占国除了从公司厨房里打来的饭菜，还会另外从街上买点卤菜来吃，也就是一包猪耳朵或是一包盐水鸭，这种时候他就会多喝一点酒，酒一多，话也就多了，说着说着，潘丽就不耐烦了（她大概考虑到这毕竟是办公室），冲他：“好了吧你，别喝了。”
姜占国露出镶金的门牙笑嘻嘻的：“你也喝一口。”
“谁喝你的臭酒。”潘丽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姜占国继续吃喝，跟人说话，别人对他的饶舌也不感兴趣，敷衍他几句，或是趴在桌上午睡了，或是借故走出办公室。这种时候，只有我既不午睡也不走，心甘情愿地听他说话。这让姜占国很高兴，以后每次他一喝多就拉着我喋喋不休。渐渐地我俩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对我几乎无话不说了，我对公司很多情况的了解，基本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尤其喜欢跟我说老板周亚振的轶事趣闻，我听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每当他提起周亚振的时候，总爱用“鬼屌”这个词来特指他。以前我从没听过这么骂人的，这好像是姜占国自己发明的一个骂人的词，并且他也只用在周亚振一个人身上，仿佛在他看来，也只有周亚振才配得上这个词。鬼屌，鬼的生殖器，那是个什么玩艺儿。
“鬼屌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住在锦江饭店，有一天他喝醉了，在房间里拿大顶，雪白的墙上被他踩了两个大黑脚印……”
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姜占国的酒也喝到位了，他把玻璃小酒杯往酒瓶口上一扣完事。每次他喝过酒都是这样，从不洗杯子，就这么扣在酒瓶口上，下次拿起来接着喝，那只玻璃小酒杯上全是淡淡的油印子。我问过他：“你怎么从不洗杯子，也不嫌脏？”
他说：“酒是消毒的，脏什么。”
我注意到，凡是姜占国喝多酒的时候，下午一上班，他就会找机会朝潘丽使个眼色，而潘丽则假装没看到，接着姜占国就走了，过上一会儿，潘丽肯定也要走了。然后这一下午就再不会看到他俩的影子。估计他们是上街玩去了，或是找地方睡觉去了。吃饱喝足了去风流快活，这班上得真没有话说。
姜占国的老婆来公司找过他，那是个又矮又胖的姑娘，岁数比姜占国小得多，像是只有二十三四岁，而个子大约只有一米五多点（跟何冰差不多高），两人站在一起非常不般配。她来找姜占国是要钱的，姜占国把钱给了她，她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以后我听姜占国说，他老婆是下岗工人，没有再找工作，整天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打麻将。姜占国只要每月按时给她钱，她从不管姜占国干什么，家里也很少看到她的影子，她白天黑夜地泡在邻居那里打麻将。有时她输多了，就会缠着姜占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