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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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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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著“中央銀行總裁”和“工業部長”不做,又跑到玻利維亞去革命,最后被”美帝”派人來,予以圍捕槍決,其一生第一興趣過顯,第二興趣欠明,最后“大頭對不起小頭”
  而去,亦可哀矣!
  也許,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興趣的“不知止”,這种人應該知道,第一興趣在成功以后,應該立刻收斂他們的“革命狂”,真正從事革命以外的大業,而不要以為除非他繼續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為天下非他不可、必須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實是一种悲劇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從第一興趣轉為第二興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尋春而不悲秋,才是喜劇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職業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職業革命家,革命就會變為“國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國民就吃不消矣,最后這种人令人厭煩,也就不在話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至今犹忆李将军/作者:李敖
  唐朝高适「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争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个李将军,是指李广,有的书说是指李牧,是错的。李广在历史上,以与匈奴作战闻名。但是,从博大的角度看,匈奴其实也是中国民族之一。当时汉朝与匈奴的作战,未尝不是同室操戈。这种同室操戈,有比它更明显易见的史例,那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
  照无知的柏杨在「南加州第一次文学座谈会」中的谈话,说「南北战争表面上是为了黑奴」、林肯「未出来当总统时,就决心解放黑奴」云云,这种柏杨式妙论,是与真的历史不合的。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就开宗明义说:「我没有意思,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国内现有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合法的权利那样做,而我也没有打算要那样做。」正相反的,林肯的解放文告,是南北战争后十八个月才出现的。摩理斯(RichardB。Morris)在「美国历史文献」(BasicDocumentsinAmericanHistory)中说这文告事实上并没比国会业已制定有关这一问题的法律更进一步,只是增进了英国各工人阶层中偏袒美国北部的情绪而已。千古历史真相,不过如此;大历史家柏杨的历史程度,原来如此!…他在美国谈话出此洋相,真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南北战争的基本原因在「南方独立」,南方要跟大陆脱离。林肯总统为了统一,因而同室操戈。当战争伊始,林肯邀请当时最出色的李上校(ColonelLee),也就是罗勃李(RobertE。Lee)来率领中央政府的军队,但是罗勃李痛苦的辞谢了,他说他虽然反对分离、反对不必要的战争,但他是南方人,他不能率领军队,对我的亲戚、子女及家庭作战。我要回去和同乡一起受苦受难。于是,他回到了南方。
  在「南方独立」的历程里,李上校变成了李将军。由于他的卓越领导,使南北战争延长了两三年。中央政府一直打不过他,直到第四年由格兰特(UlyssesGrant)将军出马,才把他打败。一八六四年四月九日,李将军向格兰特投降之日,李将军看上去像由雕画里走出的庄严战胜者,格兰特却像个卖猪的。
  在李将军投降之日,中央政府军队中颇多喧哗,要加报复,但格兰特说:「反叛者现在又成为我们的同胞了。」而严加禁止。格兰特承林肯之命,在谈笑之间,以最宽大的条件,做了受降:李将军的将官仍可保留军械、兵士释放回家。第二天,李将军写了一封【第九号军令--向军队告别】,他告诉他们:『因我认为英勇与牺牲不能补偿继续作战所遭到的损失,才决定使战功彪炳受人敬爱的人不再做无谓的牺牲。』虽然李将军是败军之将,但是由于他的仁慈、勇敢、卓越与风度,他赢得了美国人的尊敬。「战后的李将军」(LeeAftertheWar)作者费施维克(MarshallW。Fishwick)总结说:「北方得胜,南方得李。」(TheNorthhadthevictory,buttheSouthhadRobertE。Lee。)可谓一语传神。
  李将军解甲归田后五年间,直到死去,一直尽瘁于恢复南方的创伤,并敦促人民跟过去的敌人合作,因为敌人本是同胞。在教堂中歧视黑人的紧张时刻,他走过去,搂住黑人的肩,一同跪下祈祷。
  搞「南方独立」的李将军,死去一百多年了,他的故事,值得搞台湾独立者的深沉思考。
  我要评论
  
  好人坏在那里?/李敖1988。11。05
  人们从小就被教育做好人、训练做好人,长大以后,有的自信是好人、有的自许是好人、有的自命是好人,他们从少到老、从老到咽气,一直如此自信、自许或自命,从来不疑有他,但是,好人、好人,他们真是好人吗?深究起来,可不见得。
  事实上,世间所谓的好人,其实他们坏得真够瞧的。好人怎么会坏呢?会坏,我举出三点主要的,证明给你---好人---看:
  
  好人的第一坏:不敢与坏人争。
  好人的第一坏处是,他们怕坏人,因为怕,所以不敢与坏人争。1965年,吴相湘因反对黑暗势力辞去台大教授的时候,他对我说:『我这回「退让贤路」了!』我回答他说:『吴老师,你错了,你退让的不是贤路,而是道道地地的「恶路」!』什么叫「退让恶路」?退让恶路是好人用消极而退缩的办法,自承斗恶人不过,最后下台鞠躬,关门叹气,听任坏蛋们昏天黑地的乱搞。最后如张伯苓(yubar按:过去南开大学校长)所说的:『这个年头儿,就是因为「坏人都在台上唱戏,好人蹲在屋里叹气。」才越来越糟糕!』
  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另外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结果呢?有能力或可能有能力的好人,在有机会或可能有机会的时候,放弃了打击坏人、阻止坏人做恶的行动。于是天下的坏事,也就一件一件的蔓延起来了。
  所以,不客气的说,坏事不全是坏人做出来的,其实好人也有份,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乃是使坏事功德圆满的最后一道手续,好人之罪,岂能免哉?
  好人的第二坏: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
  好人最大的毛病,乃在消极有余,积极不足;叹气很多,悍气太少。结果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独善其身」而已,绝不是「普渡众生」的好汉。但是最后,坏人并不因为好人消极叹气就饶了他们,坏人们还是要欺负好人、强奸好人,使他们连最起码的「独善其身」也善不好、连佛教中最低级的「自了汉」也做不成。最后只得与坏人委蛇,相当程度的出卖灵魂,帮着坏人「张其恶」或「扶同为恶」。这真是好人的悲哀!
  好人所以「独善其身」,其实是一种相当成分的自欺。这种自欺,原因在好人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人格的完成,其实这一完成,还差得远啊!
  为什么?因为好的完成,必须是向外性的,而不是向内性的,顾炎武说他不敢领教置四海穷困而不吭气,反倒终日讲道德教条;林肯说他无法认同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长久存在,都在说明了道德上的向外性。老罗斯福打击「财阀」,推动反托辣斯政策,坚信如果不能使个个过得好,单独那个也过不好。(Thiscountrywillnotbeareallygoodplaceforanyofustoliveinifitisnotareallygoodplaceforallofustolivein。)就是这种向外性的伟大实证。
  以「独善其身」自欺的好人,他们自欺到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了,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坏人是向外性的。好坏关系是一种此长彼消的互斥关系,自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了的,就好象踩在粪坑里而高叫自己不臭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好人的第三坏:以为「心存善念」便是好人。
  当「独善其身」大行其道以后,伦理学上的「动机派」(motivism)便成了好人的护符。「动机派」的走火入魔,判断一件事,不看事的本身,反倒追踪虚无飘渺的动机,用动机来决定一切。孟轲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俞正燮直指孟轲说的「情」,就是「事之实也」。无异指动机就是事实,一切要看你存心如何;存心好,那怕是为了恶,也「虽恶不罚」;存心不好,就便是为了善,也「虽善不赏」。这样不看后果,全凭究其心迹的测量术,一发而不可收拾,就会变得舍不该舍之末,而逐不该逐之本,以为人在这种本上下工夫,就可得到正果。这真是胡扯!王阳明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他全错了!善绝非一颗善心,便可了事。善必须实践,必须把钱掏出来、把血输出来、把弱小扶起来、把坏蛋打在地上,才叫善;反过来说,「想」掏钱、「准备」输血、「计划」抑强扶弱,都不叫做善。你动机好,没用,动机是最自欺欺人的借口,十七世纪的西方哲人,就看出这点,所以他们点破---「善意铺成了到地狱之路」(Hellispavedwithgoodintentions。)这就是说,有善意而无善行,照样下地狱,阎王老爷可不承认光说不练。
  可怜的是,好人在「独善其身」之余,竟自欺到以为只要「心存善念」,便是行善了、就问心无愧了,其实这是不够的。问心无愧算什么!要问的是行动。没有行动同步作业,空有一颗好心,只是自欺而已!
  
  关公曹操三角恋爱论
  曹操刘备联合平了吕布以后,一起向汉朝的皇帝表功。刘备虽说他排行起来,是皇帝的叔叔,可是这回却是第一次见皇上,并且还是曹操介绍的。
  曹操的谋士程昱向他说:“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时行王霸之事?”曹操答道:“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吾当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于是汉庭上下,便展开了一次庞大的打猎大会。
  打猎开始的时候,曹操抢尽了大子的风头。《三国演义》记当时的情形如下:“群臣将校,见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众皆失色。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龙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关公见兄如此,便不敢动。”
  这段故事,《三国演义》的作者并未写尽事实的真相。
  关公这次要杀曹操。他的理由,并不止于他自己说的,“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为国除害”。也不止于刘玄德说的“舍弟见操僭越,故不觉发怒耳”。关公这一次“要斩曹操”,实在是因为“吃醋”的缘故。
  我说关公“吃醋”,决不是瞎说,有古史为证。在晋代常琼的《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里,就有这样一段秘辛:
  “初,(关)羽随先主(刘备)从公(曹操)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不是电影明星那个张扬)。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羽)复白(于公)。
  公疑其(秦宜禄太太)有色,自纳之。后先主与公猎,羽欲于猎中杀公。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
  这个故事还分别见于《蜀记》和《魏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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