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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糖业帝国主义（1）
日据时期台湾工业的重心，毫无疑问是在于食品工业，不仅产值居首位，利润率也是较高的，台湾工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即在于食品加工业，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制糖业，1926年台糖产量占日本帝国糖产量的80％。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230页。日本人吹嘘道：台湾的糖就像朝鲜的米那样对日本帝国做出重大贡献。台湾日日新报社：《台湾产业的一个转机》，台北，昭和5，第25页。更进一步，正如陈逢源指出：“台湾的糖业政策并不仅仅是糖业政策，而且是典型的日本殖民政策的缩影。因此，不了解台湾糖业的实情，就没有资格谈论日本殖民政策的特质。”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230页。如此说来，详细讨论台湾糖业发展状况，对于分析台湾工业发展特征，探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政策，确是很有必要的。
日本制糖业原以甜菜糖业为主，1894年日本国内消费量3182250担，而其生产量为900160担，仅及需求量的283％，必须大量进口以满足需求。1895、1896年在东京、大阪成立日本精制糖株式会社和日本精糖株式会社，但由于国内原料来源缺乏，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占据台湾之后，日本殖民者获得了一个拥有广大甘蔗原料和悠久制糖传统的殖民地，这不啻给日本衰弱的制糖业打了一针强心剂。1896年总督府即着手解决台湾糖业发展问题，1898年杉山茂丸即提出：“万事先以确立砂糖为台湾经济之本”的主张森久男：《台湾总督府糖业保护政策的展开》，《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东京）。，并不顾井上馨的反对，将八重山糖业会社的旧机器运到台湾。1898年山田熙还提出3000万元的台湾新式糖业计划。1899年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赞同山田的计划，然而，由于当时岛内战乱频仍，日本国内金融市场高利率的情形下，吸引资本到台湾成为一个难题。最后由三井财阀出资创设台湾制糖株式会社，资本金100万元，其中50万元5年内由总督府给付6％的年利，杉山运输到台湾的旧机器以低于原价6万元转让给三井，第一个新式制糖厂终于在1900年成立。
台湾本地制糖业原为糖廍，日本占据后，清代传承下来的糖廍仍是主要的生产机构。殖民地初期，台湾总督府推广改良糖廍以增加糖产量并提高蔗糖品质，即便在新式制糖厂成立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改良糖廍仍有较大的发展。1901年3月，日本内阁通过砂糖消费税法案，糖价下跌，给台湾糖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为此，台湾总督府强化了糖业保护政策，5月，聘用农学博士新渡户稻造为殖产局长，9月，新渡户稻造提出“糖业改良意见书”，分析了近期岛内糖业衰落的原因，提出了改良台湾糖业的具体方法，其主要内容为：改良甘蔗品种和耕种方法，增加灌溉措施以改良土壤。政策上，发布糖业奖励法，建立临时台湾糖务局，加强技术指导，购入国外优良品种，促成产糖组合组织，引导日本国内资本到台湾投资糖业。他并指出，改良糖廍只不过是走向大工业化生产的一个途经而已。总督府立刻采纳了新渡户稻造的意见，儿玉源太郎总督于11月发表了以糖业为中心的保护产业发展演讲，1902年6月，以律令第五号颁布《台湾糖业奖励规则》，设立临时台湾糖务局，新式制糖工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02～1904年间有7家工厂先后建立。与此同时，又输入了爪哇玫瑰竹种，补助蔗苗费、肥料费、制糖机械费等等；对于因耕作甘蔗而开垦官有地者，垦成后无偿赠与，其所建之灌溉设施，无偿借予官有地。为进一部限制旧式制糖手工业，1905年6月颁布《制糖场取缔规则》，规定凡欲设立新式制糖厂者，必须先得到政府的批准，并将划定特定区域为其原料采取区，在该采取区内，未经批准不许新设制糖厂，区域内的甘蔗未经许可不得运出区外，亦不得用作制糖以外之用途，区域内农民有决定自己耕作作物品种的自由，不过，由于经济及其他种种原因，农民往往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种植甘蔗。
在总督府保护政策的扶植下，新式制糖企业大为发展，1907年盐水港、明治制糖会社成立。1909年新高制糖会社彰化、嘉义二厂设立，东洋、苗栗、高砂等制糖会社先后进入台湾制糖业。1910年台湾引来了更多的新式制糖厂的诞生，台北制糖株式会社、北港制糖株式会社、斗六制糖株式会社、帝国制糖、中央制糖等等，台湾的新式制糖厂从1908年的8家，到1909年升为15家，1912年达到了29家。杨彦骐：《台湾百年糖纪》，猫头鹰出版社，台北，2001，第43～44页。1910年更设置台湾糖业联合会的卡特尔组织，垄断产量、价格及输出。1916年，因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加上世界甜菜糖业衰退，砂糖供不应求，台湾糖业趁势拓展对外输出，先后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芬兰、西班牙及土耳其，制糖会社资本股息高达100％，最高者（如新高制糖会社）达到200％，台湾新式制糖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台湾制糖业新旧势力消长情形。
资料来源：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人间出版社，台北，1993，第63页。
第三部分糖业帝国主义（2）
由此可见，1905年新式糖厂8间，产量28651千斤，而旧式糖廍1055间，产量74432千斤，旧的制糖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到了1909年新式制糖厂15间，产量118798千斤，而改良糖廍和旧式糖廍共计622间，产量却仅85081千斤，前者首次超越后者。到了1918年，新式制糖厂有36间，产量497807千斤，占该年砂糖总产量的868％，而改良糖廍与旧式糖廍的总和才占总产量的132％。另据1936年《台湾年鉴》记载，1935年旧式糖廍97间，改良糖廍6间，生产能力11410担，但新式糖厂47间，生产能力40300担，占总生产能力的966％，拥有绝对的优势，并且旧式糖廍多生产民间传统的红糖，在台湾砂糖生产中几乎微不足道。《台湾年鉴》昭和11，参见李友邦《日本在台湾之殖民地政策》，台湾义勇队，金华，1941，第72页。战后随着合并浪潮的掀起，台湾的新式制糖厂逐渐形成了以台湾制糖、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东洋制糖及大日本制糖5大会社居主导地位的状况，其资本和产量均占台湾制糖业的3/4。
1920年代，“昭和经济大恐慌”带来了台湾制糖业的新一轮重组，各色较小型的制糖企业纷纷倒闭或被兼并，最终出现了所谓的3大财团10大会社，即台湾的制糖业操纵在了三井、三菱、藤山3大财团手中，形成台湾制糖、明治制糖、大日本制糖、新兴制糖、盐水港制糖、新高制糖、帝国制糖、昭和制糖、台东制糖、三五公司等10家新式制糖厂，台湾土著资本仅余陈中和的新兴制糖1家，且实际控制权亦归日人所有。台湾的最主要产业——制糖业，成了日本资本的囊中之物。杨彦骐：《台湾百年糖纪》，猫头鹰出版社，台北，2001，第68～69页。
台湾糖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还在于砂糖市场一边倒地面向日本，其变化过程可参看表2…7。
很明显，台湾砂糖产量的绝大部分均运出岛外，最高时竟达1039％，也就是说仅以当年的产量竟不敷对外输出的需要。输出对象则集中于日本国内，经常占砂糖输出总量的90％以上，换句话说，台湾成了日本的糖库。它不仅满足了日本市场对砂糖的需求（1911年台糖在日本市场占有量为81％），还为日本节省了大量的外汇，对日本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资料来源：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人间出版社，台北，1993，第64页。
说明： * 为1898～1899年平均。按移出指对日本国内，输出指对日本以外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总督府在台湾糖业发展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它不仅在政策上实施保护，并且在资金方面也给予糖业以积极的支持，用矢内原忠雄的话说就是：“如果没有总督府深厚的奖励、保护与指导，台湾糖业也不会有如今的基础。”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岩波书店，东京，昭和4，第284页。从总督府的直接奖励补助看，1900～1926年间，光现金补助便达12792944元，内容包括制糖会社及制糖所补助、制糖机械购入补助、改良糖廍取缔补助、原料糖制造补助、原料消费补助、冰糖制造补助、种苗补助、肥料补助、灌溉排水补助、开垦补助等等，除现金补助外，还有274936650余株蔗苗的无偿配给，9214甲土地的无偿贷予和7552甲土地业主权的转让，因此，总督府实际支付的补助资金远不止1279万元。
不过，我们必须更新一个观念，即总督府的糖业奖励只是针对（或者说主要针对）日本资本这一印象。事实上，糖业奖励的对象并没有资本所属系统的区分，总督府政策执行伊始只是想尽速振兴台湾糖业，而对台湾本地土著资本的压抑是在糖业复兴并有所发展之后的事情，故有必要分清糖业政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内涵。
可见，对台湾土著资本的补助费占总督府糖业补助总额的579％，超过了对日本资本的补助，因此，初期的糖业补助少有民族的区分。另外，对日本资本的补助主要在利息和现物，而对台湾土著资本除资本的补助之外，相当一部分在于机械化补助。这表明，日本资本所需主要在于资金，而台湾土著资本则同时需要资金和技术，并且一开始就十分依靠日本殖民者的扶持，其依赖性和经济脆弱性相当大，这就给土著资本糖厂以后的发展道路留下了阴影，也给日本资本控制、并吞台湾土著资本带来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