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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以上一些差别，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起步时就有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有了一定的准备。在幕末风云变幻之时，西南强藩能建立和维持武装割据，并利用天皇朝廷，经历了尊王攘夷到倒幕维新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一批下级武士能脱颖而出，以其文武之道显示出杰出的领导才能，加之有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豪农豪商的财力、物力的支持，再配合以农村农民起义和城市市民暴动的兴起，最后再加上一些拥有洋学知识的武士的协助，从而使武士们能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在西方列强侵入、面临民族存亡危机之时，成功地推翻了封建幕府，建立了明治新政权。
第六部分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了（3）
中国在以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及条件方面，都比日本稍差。当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冲击时，总体的应变能力就比日本差些。虽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较先进的人物，或禁烟抗英，或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整个统治阶级腐朽昏庸，失却了应变能力，其结果是林则徐等人的被革职和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境况使近代中国必然走着极为艰难坎坷的道路。
在第一阶段，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更明显的却是不同之处。在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势力东侵，中国位于东亚重要位置，加之地大物博，成为列强垂涎、争夺的肥肉。西方列强不惜以一次次武力，进行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征服中国。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自我调节力颇强，得以长期延续，而一旦遇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却败下阵来。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及中国的国情地位，决定了列强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内部自身发展又不可能。这种历史的落后，历史机会的一次次丧失，使个别杰出人物的拼死努力也“无力回天”，只能遗憾地抱有“终天之恨”而已。
而日本却比中国幸运得多，由于地处东亚边陲狭小岛屿，国家小而资源又少，西方列强对其重视程度远比中国为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又恰逢西方列强无法抽出更多力量东顾日本。
当时，英国在印度遭受人民大起义的打击和在中国鸦片战争中遭受中国人民抗击之后，正考虑变换和调整殖民手法和策略，虽然有萨英战争及四国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马关）之事，但列强的武装并未侵占日本本土，此后更迅速地改变为利用日本为其侵略远东的前哨和兵站。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英国转而支持萨摩藩倒幕派。法国正陷于普法战争之中，美国则因国内的南北战争而无力顾及日本，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后忙于农奴制改革，也无暇东顾。这样一来，日本有一个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它的极好历史时机。而历史却没有给中国提供这种机遇，况且中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鸦片战争。日本却正好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被镇压了解到西方列强的实力，民族危机意识极强，并为挽救民族危机做了一定准备。这样，日本便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迅速倒幕成功，建立起明治新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是否可以说，西方列强当时自顾不暇和考虑将日本变为自己侵略东亚的伙伴和工具，与亚洲人民、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人民抗击列强的英勇斗争大有关系。换言之，亚洲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武装斗争，是使日本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若没有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任凭日本国内有多么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么周到而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就当时日本的实力和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都是抵御不了列强的侵略的，也必定会沦入半殖民地殖民地深渊。当然，纵然出现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天赐良机，若无国内条件相配合，国内无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也会坐失，仍然逃脱不了与亚洲其他国家同样的厄运。所以，我们认为，日本以当时的国内条件为依据，配合以有利的国际条件，且有应对的精明；加上偶然出现的良机，几方面因素几乎同时汇聚所起的综合作用，才顺利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变革，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而这一综合条件的具备，是千载难逢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这也可说是其他亚洲国家再也未能走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而在社会变革时期，各方面有利因素能否几乎同时汇聚发生综合效应作用，是十分关键的。
就中日而言，甚至是决定性的。当时中国的反侵略斗争不谓不英勇，武装斗争水平亦很高。
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战争亦比日本的“改革世道”及农民起义影响更大，水平更高，而中国辛亥革命的整体水平比日本的倒幕运动更高得不可比拟，即使是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相比，并不逊色太多。但是，日本的这些有利作用力却在同时期汇聚在一起，相对的反变革力量则显得更弱，从而不失时机地取得了变革的胜利，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的一次次努力和斗争，虽然其力度、其水平均比日本大些，甚至高些，但因反对变革的力量相对强大，特别是一次次斗争和努力均十分分散，时间前后相距大，未能同时汇聚在一起，共同对反变革力量展开有力的冲击，终于使变革一次次受挫，“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就是中日两国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从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到中日甲午战争可以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国均跨入了近代时期，并已开始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而不同的发展道路，更为后来的发展造成了根本不同的内外部条件。
在这一阶段，从各自的国内条件看，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出现了更多的差异。在政治方面，日本建立并巩固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通过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中央集权和近代天皇制，建立起“大日本帝国”，并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通过《日英新约》的签订和逐渐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对东亚弱小国家进行军事侵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跻身于列强之列。中国则在列强不断侵略之下，主权和领土不断丧失，在半殖民地深渊里越陷越深。封建统治阶级则更加没落腐朽，封建统治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经济方面，日本采取开国进取方针，通过地税改革、秩禄处分、士族授产和殖产兴业等一系列改革，强制推行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并已开始进行产业革命。而中国虽有洋务运动，但终于失败，经济受到列强的破坏，日益陷入困境。在思想方面，日本通过启蒙运动和实行文明开化方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有自己的地位。中国虽涌现出一些启蒙思想家，但影响面不大。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已普及小学教育，各种职业教育亦有迅速发展，但以《教育敕语》颁布为标志，军国主义教育成为日本教育中的一个毒瘤。中国虽然办了一些近代学校，但教育的普及等还根本谈不上。
这一时期，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条件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本一方面通过开国进取，大学西方和修改不平等条约，改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更通过不断对朝鲜、中国的侵略，在外交斗争中纵横捭阖，跻身于列强之列，成为奴役中国的主要侵略国。中国则因甲午战争败于日本，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第六部分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了（4）
国内外条件的不同，决定了近代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日本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而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系列改革。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未能掌握政权，所推行的洋务运动及其他一些改良活动就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从甲午战争到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日本参加巴黎和会，可作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国近代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更大的差距，两国的社会状况更加不同。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地位更加悲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均遭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一度建立了民主共和的南京临时政府，然而很快被袁世凯北洋军阀所取代，终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有了新的生机和新的希望。
这一阶段，两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化强国，而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两国的社会性质根本不同。在经济发展方面，日本遥遥领先，中国则更加望尘莫及了。日本是压迫民族，中国成为被压迫民族；日本成为侵略国，中国成为被侵略国。这些根本性的不同，又成为近代两国发展道路极不相同的基本原因。
考察贯穿于各阶段、始终影响中日两国发展的因素，有必要专门涉及开国进取思想和民族主义两个问题。日本由于有勇于和善于向先进文明学习的优秀民族传统，因而在与西方文明撞击时，能很快调适自身适应力，较早较快地果断采取了开国进取政策，使“求知识于世界” 的开国进取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实行。中国则长期闭关自守，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老大思想包袱沉重，虽不断被迫开放口岸，但除少数先驱具有开国进取思想外，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狭隘的闭关排外自守思想。至于民族主义问题，是始终对两国的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关键问题之一。民族主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面光辉旗帜，“尊王攘夷”不仅有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而且包含着反封建主义的意义。民族主义在日本资产阶级运动中，曾起过组织群众、动员人民的进步作用，成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日本人民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翻封建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但是，即使在倒幕维新时期，维新志士的民族观亦具有二重性：既反对列强入侵，又主张向外扩张侵略。特别是在 19世纪80年代，日本帝国统治集团成为强权政治的狂热推行者，民权论者亦蜕化为国权论者，大批民族主义者蜕化为沙文主义者。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沙文主义第一次大泛滥。在日本侵华期间，沙文主义第二次大泛滥。两次沙文主义的大泛滥，成为日本人民和亚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