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一个朋友诺曼，我们很好，三十年前他为我雕刻了一座铜像。后来因为我妻子动手术，他们没有和我们联系，我们就中断了关系。诺曼一直想与我和解，我却始终没有接受，我没原谅他，现在我好后悔，非常后悔。”
他激动得哭了起来，没有声音，只是抽泣。
第十三个星期二，是他给我上的最后的一课。
氧气管已插入了他的鼻子。
他想看看后窗台上的木槿，我拿到了他的面前。
“死是很自然的。有生就有死。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并且将这种爱珍藏在心上，即使死了也不会消亡。因为你的爱还在，你就会永远活在你所爱过的人们的心里。”他说得很慢，声音也变得混浊起来，他需要休息了。
我把木槿搬回原处，然后去关录音机，机子里录下了这样一句话，这也是莫里的最后一句话：
“死亡终结了你的生命，但没有终结你感情的联系。”
第十四个星期二，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爱你……”他嗫嚅着。
我真想说，我也爱你，教练！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流着泪，脸像婴儿一样扭曲着。我抚摸着他的松松的皮肤和头发。等了一会儿，他呼吸稍稍平稳后，我轻轻对他说，你累了，我下周再来。他只是哼了一声，很像是笑的声音，但听起来是那么令人悲伤。
莫里死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而我参加的葬礼的日子也是一个星期二。
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我和他最后的接触就是每星期二到他的家中去听他上课，课堂上不需要任何课本，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讨论人生的意义，他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课的。
这门课现在还在继续。
（本文作者：米切尔）
轻狂是一柄自戕的剑
回首我第一次上路的日子，那重重摔倒的伤口仍让我隐隐作痛，好在，我把生活给我的教训铺在了前进的路上。
大学毕业后，我在家乡的机关闷坐了3个月便递上了一封辞呈。那天清晨，在老父亲迷惑而怨怒的目光下，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行囊里只有几件简单的衣物，我仍觉得充实沉甸，因为里面塞着我勃勃的雄心和斑斓的梦想。
东莞一家台资中型手套厂爽快地聘任了我。
上班第三天，突然有通知说老板要召开全体管理人员大会。我匆忙走进会议室时，一个中年男人严厉地喝住了我：“你的笔记本呢？！”见我一脸茫然，他脸色舒缓了点说：“你是新来的吧，快回去拿。”
开会的时候，刚才指责我的人坐上了主席台。天啊，他就是平时不常在公司露脸的台湾老板！忽然他又指了指我：“你，做一下会议记录。”
会议结束，我向他提交了一份表格，上面详细列出了他讲话的要点。
他认真看完后说：“立刻复印传到各部门。”他脸上掠过不易察觉的微微一笑。
我的顶头上司、生产处李经理拍拍我的肩，欣喜地对我说：“小伙子，你居然顺利过关了！这可是史无前例啊，以前谁做会议记录老板都要修改，弄不好还要被大骂一顿呢。”
想不到这次会议记录真让我交了好运。这家公司等级特别森严，什么级别的人参加什么级别的会都有严格规定，我却成了例外，以末等芝麻的小课长身份竟经常被老板点名参加主任级甚至经理级的会议。别人一脸愕然的时候，老板轻描淡写地说：“让阿理来做会议记录，也让他来学点东西。”
而随着一次次参与重要会议，一两个月下来我便对公司大体运作了然于胸。我的会议纪要照例极少被改动。我还不时在会上提几点大胆建议，老板常听着听着便点头微笑。
4个月后的一天，老板突然宣布晋升我为生产处主管，这是连升三级的破格提升。年少气盛的我当时笑得十分灿烂，以致完全忽略了周遭一双双妒忌的目光，还有李经理那怪怪的神情。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经理曾向老板提出反对破格提升我的意见，说我无论经验或技术都不足以胜
任。我听后当即“哼”了一声，说：“我会让某些人知道老板的决定绝对没错！”
我决心把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点亮半边天。连续加班了一星期，我重新做了一个从接订单、买原料、排期生产、订车出货的流程。那天深夜，当我终于做完这更符合管理学原理的流程时，我兴奋得几乎失眠。
但刚开始执行就出现了问题。这天一上班，李经理拿了几个有问题的手套摔在我面前：“这就是你的新改革出的好玩意儿？”
我立刻跑到车间追查原因，原来一个缝纫组组长带头违反了新规程。我耐心地指了出来，她却嘟哝着说：“什么新改革，我那样做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怒从心头起，我一拍桌子指着她声色俱厉地大骂：“在我面前倚老卖老！我告诉你我最讨厌这样的人！”她辩解一两句后泪水一下子决堤了。
下午，我被叫到了李经理的面前。他盯着我看了一会，然后问：“我就那么说你一句，你就找人出气，把一个老员工骂哭了！”我知道有人添油加醋地告状了。我理直气壮地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还顶了一句：“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公司利益！况且我是你的中层干部，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他们？”
他没问了，沉默地盯着我看了数秒便无力地挥挥手让我走了。我有点得意地踱了回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虽赢得了这场争论，我却失去了很多。
杨经理因管理得有声有色，效益显著，老板越来越看重他。给了他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而地位比他高的李经理还在与几个人集体办公。每当我与杨经理谈笑风生时，李经理的眼光便如芒刺一样在背后盯着我。这时我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便更加我行我素。
但以后我开展工作，明显觉得李经理在处处制约我。有时我请教他一些技术问题，他总以嘲笑的口吻说：“你去问杨经理啦！”
那年年终，工厂决定12月28日以后停工盘点。28日一大早，裁剪组的人来向我投诉说缝纫组提前不接货了。我过去一看，缝纫组副主管说其生产线已盘点完毕，不干了。我不由火冒三丈：“你要么收货继续生产，要么你收拾行李走人！”他一扭头竟不睬不理地走开了。
我带着快气炸的肺找李经理要求炒掉这目无公司纪律的副主管。李经理却慢条斯理地说：“没那么严重吧，大过年怎么可以炒人呢？”走出办公室，我知道这次言出而无法执行，我的威信算完了。
果然，新年之后我命令下属做什么，他们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听使唤了。他们的消极怠工使我的职责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失误，老板对我的脸色也不再那么好看了。
这年4月，李经理被调往江苏新厂任经理。我长舒一口气，心想终于落得个清静了！哪知他走后两天，老板找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怎么搞的，上司离任述职时还历数你的罪状……”我的心一下黯淡了许多。
在杨经理升任总经理，成了我的新上司。他也实在器重我，让我参与管理全厂的许多事务。我们常一起加班到凌晨二三点，然后一起吃夜宵侃大山。我浑身又像灌注了用不完的劲。
在他的支持下，我更全力地推行新生产改革。然而，由于这要求工人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因为长期以来与下属的龃龉，改革计划仍是阻力重重。杨总支持我开了几次“杀戒”——炒了几个人的鱿鱼。员工表面倒是依顺了些，背后却渐传出我是“小人得志”、“暴君”的叫骂声。
6月份老板要从台湾回来年中检查。5月份起整整一个月，杨总又让我与他天天加班到凌晨，准备那数十页的报表。
开汇报那天，杨总让我向管理层通报公司情况。也许是连日的疲劳，我竟接连说错了两组数据。老板粗暴地打断我，指着我的鼻子高声骂道：“你长的是什么脑子？怎么做事越来越差！”而这时，许多同事眼中分明浮出了幸灾乐祸的笑意。
我冲到洗手间，委屈的泪水滂沱而下：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到头来只落得一场臭骂！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向杨总递交了辞职信。他极力挽留我，并推心置腹地和我谈了许久。
然而信心已碎的我哪里还听得进？我背起行囊开始浪迹天涯……
我独自流浪了一年多。
终于有一天，东海之滨喷薄而出的骄阳重新燃起了我的信心和勇气。
我又回到了南方，这次我选择了深圳。我隐去自己的大学生身份，在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中谋得一个生产工的职位。以后便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了3年，今天我终于稳健地坐上了销售部总经理的位置。
回首我第一次上路的日子，那重重摔倒的伤口仍让我隐隐作痛：假如我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别人，谦虚谨慎，不那么张狂；假如我能对培养过我的李经理在人格上多多尊重一些，在工作上多支持些；假如我在处理与同事乃至上级的关系上，不亲一个、疏一个；假如我能方圆相济地处理下属中出现的问题，不那么专横跋扈；假如我能把目光放长远些不与老板赌一时之气……也许就不会有后来许多的受挫。
好在，我把生活给我的教训铺在了前进的路上。
（本文作者：黄知子）
香港老板让我懂得怎样打工
“每天都有人在扔出‘香蕉皮’让别人去踩，也总会有一些企业会踩着别人扔出的‘香蕉皮’。我不能去踩别人扔出的‘香蕉皮’，我们不能重复别人的错误……”
你为什么不会
老板姓成，大家按香港企业的称谓习惯称呼他成先生。成先生有过很长一段留学日本的经历，所以，在工作中总是有条不紊，工作作风严谨。尽管我从没计算过自己的工作量，然而我总感觉，如果按照成先生的要求，那么在铁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我必须像一匹马般始终保持着“奔跑”的速度，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且当天的工作必须当天完成，且必须将自己当天的工作实绩通报给部门主管。
刚进公司时我以为自己掌握的知识已足可应付工作。然而我发觉，面对成先生不断布置的工作，如果不学习，我也会被淘汰。认识到这点，缘于一件小事：某天快下班时，成先生从香港打来电话，吩附我将本部门的信息迅速汇总整理成文档并通过E—mail传送给他。当我用最快的速度将相关信息输入电脑后，傻眼了，我还没有发过E—mail。这种小事换在其他公司，找个懂电脑的同事帮助一下就0K了。在这里我却不好请人帮，所有的同事都在忙碌，帮助我就意味着他们在下班后得继续留下来干自己的工作。于是我只好找出自备的书籍，像盲人走路般摸一步，走一步。当我总算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发送完最后一篇文档，才发现食堂阿姨送来的面早已成了烂糊面。而自己在凉风习习的空调办公室里也已汗流浃背。后来在工作例会上，部门主管为了夸我工作认真，将我“临时抱佛脚”的事讲了出来，我原以为成先生会给我几句夸奖，没想到成先生转身问我：“别人会的你为什么不会？”
互相帮助惹风波
我的同事来自全国各地，大家很友好。然而，有一次同事间的互相帮助却惹起风波，留给我长久的思索。
美丽的同事吕小姐人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