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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沈家彝坚持不为日本人做事，他的收入已大不如前。为了减少开支，他把大家都集 中到前院，也就是原来的老房子里居住，而后院很快就租给他的一个学生去住了。也许是让 他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庭的各种事务实在太困难了，在妻子去世还不到50天的时候他又续弦了 。然而那位吸食鸦片的继母和丈夫的前妻留下来的孩子们之间几乎没有建立起任何联系，而 且因为她的到来，崇健觉得自己和这个家庭之间的最后一点感情的牵连也被切断了。很快， 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起来。
这一年的秋天，班里转来了一位名叫张大中的学生，他比崇健大三岁。他的出现，使崇健第 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人，不过崇健是直到两年以后才知道后者的真实身份的。当年下半 年，张大中在班里发展了两名学生党员——饶毓菩和王湘，这两个人在后来帮助崇健进入解 放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年年初，育英中学党支部成立了，张大中担任了支 部书记。在这个支部的外围很快便聚集起了一批进步学生，崇健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5月出版 ，第118页。
不过在育英中学期间，崇健和几位党员学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不像他的好朋友潘超那样密切。 由于比崇健更早地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潘超常常喜欢和党员学生们一起探讨一些有关时局或 政治方面的问题。应该说，这和潘超的家庭不无关系，他的父母不仅不限制他的阅读，而且 还把进步书刊甚至是革命书刊放在家里，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它们，比如胡愈之的《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考察记》，这本书对潘超就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但是和崇健在一起 的时候，潘超却从不谈论政治问题，因为崇健的一脸童贞总是让潘超觉得他还远没有成熟到 可以谈论政治问题的年龄。就像是不忍心过早地打碎他童年的梦境，潘超始终都把他们的关 系限定在一种亲如手足的纯粹的友情里。
1941年初，张大中领导下的育英中学党支部开始在学生中组织起了小型的读书会。读书 会的成员们相互传阅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方面的书刊。虽然没有迹象表明崇健是 这类读书会的正式成员，但是他的弟弟们刚好也是在那个时期发现他开始偷偷阅读进步书刊 的。为了瞒过自己的父亲，他的行动相当隐秘，除了常常忍不住要去翻动他的东西的弟弟们 以外，家里的其他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就是在那个冬天，沈家彝忽然觉得家中的几个男孩子在名字以外也应该有个号了，他很 难得地想要先听听孩子自己的想法。不过崇健的几个兄弟对此事的反应十分冷淡，因为在他 们看来，这无非是在满足父亲的一种喜好罢了。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崇健对这件事却表现 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很快就提出来希望自己的号里有一个“洪”字，比如叫效洪或希洪，这 显然和他当时正在阅读的一些进步书刊有关，他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但这并不符 合父亲的想法，父亲希望看到的是，他的几个孩子们都能够像他那样尊崇古代的圣贤。因此 ，他最后赐给每个孩子的号里都隐含着一位圣贤的名字。从崇健开始，兄弟三人的号依次是 叙韩、慕颜和希孔。其中的韩是指韩非子，颜指颜回，而孔则是指孔圣人了。不过这些孩子 们在后来的选择显然让沈家彝觉得自己的希冀落空了。
第一部分一 逐理想而去（3）
外婆和母亲去世以后，崇健比以前更经常地出现在潘家。他和潘超之间依然不谈论政治问题 ，但他们却谈论过前途。潘超从他阅读过的一些进步书刊上知道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尽管 他并不了解这个观点的确切涵义，但他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重要。于是，他打算在中学毕业之 后报考大学的经济学专业，而他选中的学校则是在北平享有盛名的燕京大学，这不仅是因为 它在当时不受日本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那里曾经是“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他把这 些想法告诉了崇健，在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崇健和自己的好朋友选择了相同的志愿—— 燕大经济系。
1941年夏天，风光旖旎的燕京大学迎来了它自抗战爆发以来在北平招收的第五批、同时 也是最后一批学子。在日本人铁蹄践踏下的北平城里，燕大已经成为一座美丽的“孤岛”。 尽管这时距离它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大门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但是这座著名的学府依然保 持着高贵的气度。那种在风雨飘摇中显露出来的从容不迫和在高压统治下的我行我素，使每 一个慕名走进燕大校门的学生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尊严的力量，而保持尊严在一座已经沦陷多 时的城市里是多么重要。那其实是燕大历史上一段最为艰难的日子，学校已经被迫改变了过 去的许多做法，然而它尽量不使这些变化影响到依然对它寄予极大期望的学生们，它一如既 往地恪守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这使当时一批优秀的青年人得以在烽火连绵的 北方寻找到一方难得的净土。
在燕大自由的空气里，崇健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的解放，他终于离开那个令人感到 压抑和冰冷的家了。他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潘超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不过当他们可以朝夕相 处的时候，他们却仿佛在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玩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诱惑，他们埋 头于汲取知识，并且开始思考一些重要的人生问题和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在白天甚至很少照 面，因为潘超不大到课堂上去听课，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燕大的图书馆里。那里收 藏着许多人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看到的书刊，其中最吸引潘超的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和“一 二·九”运动的各种读物。
但崇健依然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他总是按时去听每一堂课。不过他在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 潘超在图书馆里得到的少，就像燕大并不禁止图书馆向学生出借进步书刊或革命书刊一样， 它同样也不限制教授们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去教导他们的学生。尽管校方的初衷 是希望在一种西方式的宽松氛围下向中国的年轻人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燕大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对崇健个人来说，很幸运的一件事是他在燕大接触到了一些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救国主张和长期同情中国革命的进步教授。在他们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就是经济 系的林迈可教授。
在燕大许多学生的印象中，林迈可教授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事实上，他的确出身于英国 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林迈可的父亲不仅是一位男爵，他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并且在牛津大 学的贝里奥学院担任过15年院长。林迈可本人也毕业于牛津大学，他非常喜欢无线电，他 的寓所也因此成为燕大的党员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他那里收听短波新闻，然后再 把从中了解到的抗日战场上的消息传播给其他的进步学生。就在燕大被日本人强行关闭的当 天凌晨，林迈可和另一位英籍教授班维廉一同从西山进入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且受到了 聂荣臻司令员的接见。班维廉甚至还给八路军的通信部队上过大半年的物理课。
操着一口浓重的牛津腔，并且总是衔着一只烟斗，这就是学生们看到的讲台上的林迈可。他 讲授的是经济学说史，其中既包括古典经济学，也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他显然对马 克思的学说评价更高，他告诉他的学生们，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迄今为止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最科学、同时也是最正确的理论，他说他是在对各种学派的学说体系做过认真比较之后 得出这个结论的。参见《燕大文史资料》第9集。
林迈可的这个看法对崇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应该说，这位令人尊敬的英国教授是将 他的兴趣导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的人。崇健开始阅读他所能找到的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书籍，他很快就被马克思所描绘的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但 是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却将他置于一种比以前更强烈的痛苦之中，他甚至一度认为，马克思 所说的理想社会不过是又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然而就在这时，崇健得到了一本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是在燕大学生中被争 相传阅的主要书籍之一。书中所记述的一切都是崇健以前闻所未闻的，当他第一次知道了中 国有一个政党正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且已经在中国的西北部建立 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时，他所受到的震撼是终身难忘的。正是这本书使他开始意识到， 在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和中国的严酷现实之间已经有了某种路径。几十年之后，当他和 外宾谈起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时曾经说：《西行漫记》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 从那时起，他在内心里萌生了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中去的人生理想。
几乎在这同时，崇健发现燕大校园里就活跃着一些共产党人，而且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他多 年来的同学张大中、饶毓菩、王湘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由于同时考入了燕大经济系，他们 三人的宿舍就在崇健宿舍的斜对面。这个发现使崇健觉得，他离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又 近了一步。他们之间的交往比在育英中学时密切了许多，而且大家常常在一起讨论一些有关 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崇健很快就向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不过他在后来谈 到这件事时说，他当时提出入党的要求并不是成熟思考的结果，而主要是出于好奇和追求浪 漫的想法。
在燕大的这段日子成为崇健早年经历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他开始选择自己的人生道 路时，他很幸运地首先选择了燕大，这使他避开了很多像他那样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人所走过 的曲折道路，而是直接找到了一条通向光明前景的捷径。他本来应该在燕大完成自己的学业 的，但时局的变化却使他大大加快了投身革命的步伐。
1941年12月7日清晨，当夏威夷群岛刚刚从电台播放的优美的晨间乐曲声中醒来时，设在瓦 湖岛南岸的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突然遭到了日本轰炸机群的偷袭。在长达1小时50分钟的 爆炸声响过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过半。消息立即被传回了美国本土，罗斯福 总统在举国震惊中把这一天确定为美国的“国耻日”。12月8日，美国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 票批准了总统提交的对日宣战请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燕大，在日美进入战争状态的几个小时之后便沦为日本人的俎上之物 。9日凌晨，日本宪兵对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