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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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选载)-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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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帝国大厦真正的主人谁是帝国大厦真正的主人(4) 

      罗森最终找到了那些他认为一定存在的满屋子的文件。他要求对每份文件都进行了拷贝,然后艰难地一张张翻阅这些令人头痛的数目庞大的文件。他从早上八点开始直到晚上七点钟一直在看这些文件。当他返回纽约时,感到自己累得都有些发抖了。他用了一周时间对喜子夫妇拒不接受控诉做出反应。    
      无法得知,如果横井英树开始时雇用身价更高的律师和顾问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考虑      
    到报酬不是很高,罗森的确算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律师。但是横井英树总是将他最主要的和最初的信任给予他家族中的成员。 因此当他决定找一个人负责他心爱的法国城堡时,他再次从他的家庭成员中来寻找一个合适人选。在一次监狱会见中,他要求他的长女千鹤子及其前夫坂仓武之助接管他在法国房产。坂仓和他的前妻,现年五十一岁的千鹤子,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千鹤子则动身去法国会见她前夫的表弟彼得?保尔,一位住在巴黎的艺术家。    
      现年三十七岁的保尔是一个高个子,皮肤黝黑,有一双浅褐色的眼睛,相貌英俊,有着运动员般矫健的身姿,他长期闲逛于美国和欧洲之间。他父亲出生于比利时,母亲是日本人,他本人出生于纽约高档住宅区的勃朗克斯山庄。八岁时,他移居到比利时并且经常去日本小住一段时间。他会说法语和比利时的佛兰德语,他在比利时学习了雕刻和绘画,然后以艺术家的身份于一九八三年孤身返回纽约。像许多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他住在曼哈顿东部的贫民区,在那里他在一个SOHO办公大楼租了一个面积三千平方英尺的顶层,建立了一个小的工作室。彼得?保尔满腔热情地在楼顶恶劣的环境下坚持着自己的绘画创作。他还学习电吉他,并且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像许多年青艺术家一样,他曾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做过各种的工作。他曾经在华尔街做过一个星期的信使,送过三明治,在大厦和工厂当过清洁工,最终,他用上了他的美术专长,为工厂设计建筑模型。    
      到一九九五年夏天,坂仓武之助给居住在法国巴黎的彼得?保尔打电话时,后者已经当了将近七年的全职艺术家了。坂仓武之助对他说,他的前妻千鹤子现在就在法国,但是她不懂法语。坂仓让他去一个宾馆接她,并带她去看几座城堡。坂仓没有说为什么。彼得?保尔也觉得他的要求有些奇怪。但是,因为都是他的亲人,因此他也没有要求详细的解释就同意了。    
      千鹤子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并且向他简单陈述了自己家族的情况。但是她没有讲这个家族中近来日益增长的危机。她要求彼得?保尔第二天来宾馆接她去几个不同的地方。千鹤子对他说,她不熟悉法国,她觉得跟彼得?保尔在一起会比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更舒服一些。    
      第二天,当彼得?保尔来到宾馆时,千鹤子向他介绍纽约商人角田。彼得?保尔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人会在这里。角田监管着位于洛斯尼的城堡,他领着二人去看了三座富丽堂皇的城堡。彼得?保尔得知这些城堡是千鹤子的父亲横井英树的。千鹤子解释说是她的父亲要求她看看这些城堡的情况。据彼得?保尔所讲,这些城堡状况不佳。那些维护城堡的员工被辞退了,这些历史遗产处于恶劣的状况。一个城堡的看守抱怨城堡的损坏,还说城堡的很多家具设施都不见了。千鹤子和彼得?保尔也看到了房地产中介在向一些可能的买主介绍城堡。    
      在彼得?保尔看来,千鹤子好像很想尽快结束这场视察,离开这个国家。最终,千鹤子给在监狱中的父亲带了一大堆有关城堡的照片离开了。在她离开法国一个星期后,她告诉彼得?保尔,她认为他可以帮助她的家族处理这些位于法国的麻烦重重的城堡。彼得?保尔客气地拒绝了,他指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对于商业一窍不通。    
      彼得?保尔还能回忆起他和横井英树在十年前的惟一一次见面。那时彼得?保尔去日本东京的表兄家做客。一阵门铃声把他从沉睡中吵醒,他迷迷糊糊走到门口去开门。在门外,他看到停着一辆豪华轿车。一个穿晚礼服的矮个男人站在台阶上。    
      “坂仓在哪?”这个男人问道。    
      “我不知道。”彼得?保尔睡眼朦胧的说。    
      “闪开,”穿晚礼服的男人叫道,推开门,径直走入屋内。    
      突然,彼得?保尔意识到,从来没有一个日本轿车司机这么粗鲁。彼得?保尔再仔细看这个男人的脸,发现他和表兄的前妻千鹤子长得很像。彼得?保尔意识到,这人一定是她那位声名狼藉的父亲了。    
      几年过去了,彼得?保尔明白应该理智地远离横井英树,但是他很想帮助他的表兄。于是他向千鹤子推荐了他认识的一个法国律师贝西?埃德。在千鹤子离开几个星期后,埃德通知彼得?保尔其中一座城堡正在拍卖。他告诉彼得?保尔他在同日本联系确定谁是这个城堡的拥有者,这座城堡的房地产所有权检查遇到了麻烦,从日本方面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明确的指示,他请求彼得?保尔的帮助。彼得?保尔安排横井英树在日本的一个行政官员那里签了一份文件给埃德,托他保护城堡不被卖掉。    
      彼得?保尔对他的律师朋友们说,他不愿让自己在这团麻烦中陷得更深。    
      “彼得,你不应该卷入这件事中。”彼得?保尔后来回忆他曾警告自己,“这是一宗复杂的国际商业事务,你一窍不通,去画你的画吧。”    
    


尾 声尾 声(1)

      竣工七十年之后,帝国大厦在那些妄图将它据为己有的人的心目中还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它也将这些人在对大厦的争夺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劣迹暴露无遗。    
      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里,众多的男男女女为控制这座地标级建筑而进行的争斗使他们陷入了一个导致自我毁灭的泥潭中去。最终,几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带着某种于名誉有损的标志离开了,还有一些人带走的则是伴随终身的伤疤。在他们的故事里,自负、贪婪和报复的影子几乎随处可见。    
      二〇〇一年年中,虽然大多数法律争执依旧按常规发展,但纽约那些牵扯进帝国大厦事件的人们还在努力地斡旋着。二〇〇一年三月三十日,历经十年冲突之后,彼得?莫汀的名誉受到不小的打击。在一份一百三十四页的仲裁书中,一支美国商务仲裁协会小组终止了彼得?莫汀要求替代海尔姆斯雷经纪人公司——这个由哈利?海尔姆斯雷的长期合伙人阿尔文?施奈德管理的控制着帝国大厦和其他十座建筑的经纪公司——的请求。经过五十名证人的作证和两千多件经筛选的证物证明,裁决人裁定彼得?莫汀对海尔姆斯雷经纪人公司在管理帝国大厦及其他大厦上存在失误管理的指控是错误的。    
      当然,彼得?莫汀同时也在强烈反驳唐纳德?特朗普有关帝国大厦错误管理的控诉,但是他的努力对自己的控诉没有什么帮助。显然,法官对这场为期过长而且存在诸多假证的双方争斗也已厌烦至极。维恩及莫汀集团雇佣的一个私人侦探偷偷录下了海尔姆斯雷经纪人公司员工的一次午餐会议,然后将这盘多处省略且错误百出的录音带寄给了地方检察官。彼得?莫汀后来说他对录音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这盘录音被他的律师用来证明海尔姆斯雷经纪人公司想给劳里斯?维恩集团及其负责人彼得?莫汀设计阴谋,这套辩词显得相当草率,没有说服力。(阿尔文?施奈德的律师霍华德?格拉夫说这实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更糟的是,最后彼得?莫汀又多了一条罪名,他被指控在与投资伙伴合作的过程中混淆了自己的法律行为和商业行为。彼得?莫汀后来抱怨说,仲裁者显然没有支持他的律师们提出的反面结论,他还争辩说,其他法庭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判决。彼得?莫汀指的是纽约州法庭没有做出类似的判决。    
      我们无法得知,哈利?海尔姆斯雷或劳里斯?维恩假如依然在世,他们会怎样看待彼得?莫汀试图把海尔姆斯雷经纪人公司从帝国大厦赶走的举动。四十年前,劳里斯?维恩和哈利?海尔姆斯雷组建了这个合作组织,以便彼此牵制,每个人都不可在缺少另一方的同意下作出大的决定。这种长期的约定还同样限制了彼得?莫汀和利昂娜?海尔姆斯雷之间的关系。彼得?莫汀对付阿尔文?施奈德需要得到利昂娜?海尔姆斯雷的支持,做到这一点可不大容易。一九九七年,利昂娜与阿尔文?施奈德之间的法律纷争以和解的形式结束,此后她就和阿尔文?施奈德结成了秘密联盟来对付彼得?莫汀。她发誓要不惜一切努力维护海尔姆斯雷经纪人公司对帝国大厦的管理,直到阿尔文?施奈德因为年龄原因不能再控制公司。    
      然而,彼得?莫汀发誓要将争斗继续下去。彼得?莫汀在二〇〇一年说,他和阿尔文?施奈德之间的僵局不会持续太久。他强调说,阿尔文?施奈德已经八十一岁了,而且利昂娜?海尔姆斯雷再过几个月也将八十一岁了。    
      但是利昂娜?海尔姆斯雷却没有表示她会将属于她的任何权益出让给彼得?莫汀或任何其他人。她在丈夫去世后一直过着封闭的个人生活,但是二〇〇一年初媒体对她的私人生活进行了一次尴尬的报道。媒体报道了她和她曾任命的海尔姆斯雷集团的高级行政官员——现年四十五岁,来自佛罗里达的验光师帕特里克?沃德——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利昂娜?海尔姆斯雷和这个男子的关系日益公开化,并且她还以极低的价钱将曼哈顿的六十套公寓卖给了他。专栏作家们议论纷纷,但当利昂娜得知帕特里克?沃德是男同性恋时,她很快就和他断绝了关系,而且她最终从他那里以一百万美元的价格收回了那些公寓们。“我开始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她对《华尔街杂志》记者彼得?格兰特公开承认,而她的一句自怜的话则又添加了一层注解,她说:“我老了,快不行了。”    
      虽然利昂娜?海尔姆斯雷的复仇女神苏西?史密斯早已离开了帝国大厦,但是她还是不能逃脱几年前她给帝国大厦造成骚乱后果的报复。二零零一年四月,史密斯收到了一名保护帝国大厦的律师给她的一张法庭质询传票,她必须出庭应诉来自那次枪击恐怖事件的一名受害者的指控。在法庭上,史密斯断然否认了她和唐纳德?特朗普有秘密联系。她后来说,法庭诉讼现场火药味十足。事后她给受理此案的法官写了一份信。“那名律师对我大喊大叫,让我回答是或不是,我拒绝回答他的这种提问。在那么令人烦躁的情况下,怎么能很好地思考问题呢?”她写到,“这是一件当时令我恐惧得发抖的事情。”    
      二〇〇一年五月,雷诺阿还在等待法国检察官是否对他继续进行起诉,他对自己的祖国产生了深深地厌恶。“我想重返美国”,他说。“我在这里什么也没有了,如果在这里还有我的东西,还不知道他们又会为了什么理由来逮捕我?我只是想让我自己平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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