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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父亲家有了很大的变故。当妈妈有了我和姐姐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希望父亲家里能帮上忙，也就是希望我奶奶能帮忙带带孩子。可是我父亲的哥哥（我大伯）始终对我母亲有看法，看不起我母亲，于是从中作梗，不让奶奶来我家看孩子。记得有一年，我妈妈当时正挨批斗，生活实在太辛苦，就把姐姐和我送到大伯家，让奶奶照看着我们姐弟俩。我和姐姐在大伯家住了两个月。有一次妈妈来看我们，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不懂规矩，把筷子插进盛米饭的碗里。按北方的风俗，给死人上供的时候才把筷子立起来插进米饭里。但我那时才三四岁，不懂这些规矩。我的这个举动被坐在桌子前的大伯看见了，大伯上来抡起巴掌就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得我莫名其妙，两眼直冒金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我妈妈进来看着眼前的情景，心里特别难受，但妈妈还是控制住了内心的感情。大人打孩子，永远都是对的。我妈妈默默在心里平衡这个不是道理的道理。但我在心里对这个耳光记得特别清楚。我奶奶也不敢言语，因为我爷爷死得早，我爸爸是次子，大伯是长子，长兄如父，说什么算什么。当时妈妈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内心却在激烈波动。妈妈想着我和姐姐寄人篱下的苦处，觉得不能让孩子再受委屈，即使自己再累、再苦，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于是，妈妈又把我和姐姐从吉林磐石接回清源县。
小时候，我有个特点，喜欢到处走。你带我到哪儿都行，只要是没有去过的地方，哪怕是去山上拣柴，我都愿意去。只要能走动起来，我都特别兴奋。我手上有七个斗，算命先生有个说法，叫做“七斗八斗到处走”。真像我的命运。现在我就是整个世界，来回走，算是应验了算命先生的预言。
我喜欢坐马车，因为我从小就觉得马特别性感，喜欢看马。在动物里面，我怕猫，心里老觉得猫是老虎的缩影。但走夜路的时候，我不惧怕黑夜，而且，两眼总喜欢往黑暗的地方看，总感觉那黑暗的地方有个东西，在看着我。我相信那里的确有一种自然的东西在看着你，这东西是你永远看不见的，而它却能够看见你。它永远在黑暗的地方，孕育着神秘。我对黑暗特别敬畏，对鬼神之说也比较尊重。每当农民送葬烧纸，我都觉得特别好看；每当听到他们唱起丧歌，我都觉得特别好听。我没有恐惧感，但这种感觉我不敢告诉别人。晚上，当看到送葬人在坟墓边烧起纸火的时候，阿姨吓我，说如果孩子不听话，就会被鬼火抓去。但我无所谓，心里反而觉得那鬼火特好看，它们一簇一簇地跳动着，色彩斑斓，我能从中看出美感来。但大人的感觉是相反的。
那时，我还特别怕吃桃子。因为大姨给我讲了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人吃了没有洗过的桃子，浑身就长满了桃子上的细毛。自从听了这个故事后，我就一直惧怕吃桃子，看见桃子浑身就发痒，老觉得吃了桃子身上会长出毛茸茸的细毛。
童年的岁月，是充满天真趣味的。后来到了沈阳，我奶奶已经很老了，得了半身不遂的病，这时候，我大伯才把我奶奶送到我们家。所以，我妈妈除了照顾我和姐姐，还承担着照顾半身不遂的奶奶的重任。本希望奶奶能帮我们家的忙，但直到奶奶不能干活了，大伯才把她送到我们家。所谓的亲情，竟然这样冷漠、功利！
这时，我父亲又被调到大连去工作。我在幼儿园上全托，妈妈带着姐姐和奶奶在家里生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小的时候，母亲就特别重视培养我和姐姐。她送我姐姐去拉小提琴，还带着我陪姐姐去上课。但我姐姐对音乐一点也没有感觉，而我看着姐姐上完一堂课，回来就会拉“哆来咪发索”。后来我还去学吹笛子，但都没有学成器。母亲并没有因为我和姐姐没有学成乐器而放弃培养的目的。母亲的哥哥就拉小提琴拉得很出色。母亲有这样的意识，她觉得孩子应该有特长。她总希望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要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因而，母亲既要培养我们学艺，又要伺候半身不遂的奶奶，当时生活过得很艰难。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听到母亲抱怨哪怕一声。
时光荏苒，我结束了幼儿园的生活，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姐姐读三年级。我和姐姐在沈阳一家朝鲜族学校读书。学校离家很远，走路要40分钟路程。坐公共汽车，20分钟就能够到学校。但当时家里经济条件比较拮据，没有钱买月票乘车，每天只能由姐姐带着我步行到学校。夏天还好办，到了冬天，一下大雪，路就不好走，步行到学校就非常困难。母亲对姐姐下命令说，必须每天带着弟弟上学。
对每天上学这件事，我总觉得对姐姐非常愧疚。因为我在家一直是被母亲宠爱着的，所以，有一种依赖性。早晨出门，我和姐姐背上沉重的书包，带上饭盒，向母亲告别后，便上路了。但等到母亲转身回家后，我就赖着不走了，要走可以，条件是姐姐必须背着我走。当时姐姐只有九岁，她哭着央求我：“快走啊，不然，我们会迟到的。”我不理会姐姐的哀求，心里只有一个目的：不背我就是不走。姐姐无奈，只好背着我，一步一步艰难地朝学校走去。姐姐满头是汗，边走边哭，不时乞求让我下来走路。可是我坚决不肯下来，最多也只是让姐姐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背着我走。走到学校，我看见姐姐的头发都湿透了，直冒热气。一个九岁的女孩，穿着厚重的棉衣棉裤，一边挎着一个书包，背上还要背着弟弟，那种情景，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
回家路上，我还警告姐姐不能把背我上学的事告诉妈妈，否则，我就不去上学。姐姐回到家，什么也不敢说，只是一个劲儿哭。但我不是每天让姐姐背着上学，我情绪好的时候，就自己走路。每一次姐姐背我上学后回到家，都要伤心哭一阵。妈妈不解地问姐姐，家里给你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和和的，你哭什么呀？最后，姐姐说出了弟弟天天要她背着上学这件事。妈妈听了，二话没说，把我狠狠打了一顿。这一顿打，可把我教训惨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让姐姐背我上学了。
在学校，我特别聪明好学，但有一个毛病，不写作业。我觉得我已经听明白了，还写什么作业？回家就该我玩啦。我从小就有这种反叛意识。只要上课听明白了，我就开始与同桌的小朋友说话，所以，我上课时的小动作特别多，爱跟别人聊天，但每次我考试的成绩都特别好。当时学打算盘，我的手指非常灵活，还在三个学校的算盘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老师因此也拿我没有办法。不过，回到家，我老挨妈妈的打。一是因为不注意听课，二是因为不做作业。打过以后，我依然照旧，人天然生成的个性是一生难以改变的。
1967~1977：童年记忆涂个红脸蛋去跳舞
我由于能歌善舞，被选入学校朝鲜族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有18个女孩子，加上我只有两个男孩子。当时，大班的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小媳妇”。我姐姐的同学也跟着起哄，说，哎哟，你的弟弟是个小媳妇啊！我姐姐劝我，让我别到宣传队去啦。我说：“我喜欢呀！”
每次跳舞，把脸涂成红脸蛋，多么美啊！我在心里对美的向往，总是带着女性化的色彩。妈妈觉得，我是个小孩，喜欢跳舞就跳吧，没把这当一回事。直到部队来学校选拔文艺人才，经过三个月的培训，要把我选拔到部队的时候，我妈妈才紧张了起来。妈妈不同意我到部队，原因是觉得孩子应当以上学为主，唱歌跳舞这种事，偶尔玩一玩可以，但不能因此荒废学业。
部队挑选文艺兵的军人到我家来，做妈妈的工作，但妈妈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希望我今后能够上大学。我执意要去部队。最后我干脆不上学，连夜写了好几份决心书，交给文工团领导，但妈妈始终没有松口。后来，我开始绝食，不吃饭，不上学，任凭妈妈打骂，始终坚持要到部队去。经过两天绝食，妈妈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
去了报到处，军队文工团领导不喜欢我，觉得我的个头不高，今后也长不了太高，不会成为很好的演员。但所有的专业舞蹈老师却都认为我很有灵气，将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然而，领导还是决定不要我。当时军队文工团招了30个文艺兵，15个男孩，15个女孩。我落选了，心里非常难受，但我妈妈很高兴。
世上的事，常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过了一个月后，原先选中的15个男孩中，有一个男孩因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随父母去北京了。男孩走了以后，空缺出一个名额，这时，文工团领导不知道。几个老师一商量，决定赶快把金星叫来顶替这个空缺。老师在楼上刚与我妈妈谈妥让我去文工团的事，我却在楼下不小心把胳臂摔折了。过了一星期后，我胳臂缠着绷带来到了部队。当时，老师都担心，我今后胳臂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影响跳舞。幸好我的胳臂后来痊愈了，没有留下一点残疾。
我是部队文工团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九岁，身高一米三多一点。而同批招收的文工团队员的平均年龄是12岁。我穿的是最小的四号军装，但军装的裤腰还是到了我的脖颈。所以，我只好把军装拿回去让妈妈改。就这样，妈妈给我改军装改了三年。
部队生活是严格的。被子要折叠得像豆腐块，有棱有角的；牙膏牙刷要摆放得整齐一致；还要按时睡觉准时起床。记得第一次紧急集合时，我被战友叫醒，说是紧急集合，敌人来了！我不懂什么叫紧急集合，又躺下继续睡觉。第二天，我挨了批评，才弄清楚了紧急集合的道理。
军队训练也是严格的。每天早操跑步，我穿着笨重的大头鞋，几乎是被别人拖着跑完全部路程。跑完步，又来到练功房，进行练功排练。我们的排练厅是女子中学的礼堂，礼堂里有很多柱子，两个人一根柱子，背靠着背，用打背包的绳子，把腿死死缠在柱子上。另一条腿被老师用滑轮高高吊起来；正腿、旁腿、后腿，每次一吊就是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前两分钟你还不觉得什么，而到了三分钟以后，那种韧带撕裂般的疼痛让我们叫得像杀猪似的。所以，每天早晨6点半到7点的半个小时，整个练功房就像屠宰场一样。女孩子不敢哭，男孩子却往死里哭。而老师就站在中间，抽着烟，若无其事地看着报纸。这样一练就是三年。
练完功，又穿上军装，排好队去食堂吃饭。部队吃饭不比在家里，你必须拿多少吃多少，不许剩饭，不许说话。有一次，我边吃饭边偷偷讲话，不小心，开口一笑，把饭喷吐了出去。一口粥喷到对面同学的碗里，我对那个同学说：你把饭倒了吧，别吃了。可是队长说：不能倒，给我吃了！那个同学只好恨恨地看着我，把饭吃了。直到现在，那个同学碰到我，还向我提起那碗饭的事。
我们男班13个人，我的个头最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