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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带河四面是陡壁，围着栏杆，深约丈余。现在，河里虽已结冰积雪，想下去仍是很不容易的，又加上栏杆结冰了，伸手就滑。老头救人心切，忍冻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搭在栏杆上，借大衣的帮助，跳下河去。
那个不幸的遇难者脸朝下躺着，好像已经察觉有人向他走近，他竭力扭动颈部，或许想侧过头来看看，但只微微动了一下，尝试没有成功。赵开发俯身拂去他身上的雪，捧着他的头往旁边侧过来，再将他整个身子扶得翻了一个边，他又“哎哟”一声。在微弱的雪光下，能模糊地看见遇难者的单呢帽上缀着一颗红五星，赵开发吃了一惊，难道是军人？他更感到奇异，也觉得救人的责任更重了。
“来人哪！……来人哪！……”
赵开发站立起来，大声向广场和长安街两头呼唤，颤颤抖抖的呼救声被北风搅碎，被雪花压下地来，根本传不出去；连叫好几声，听不到有人响应。没有办法，只好靠个人的努力了。这位老工人是富于经验的，他靠近遇难者躺下去，将遇难者的手臂抬起来搭到自己肩上，再扶着他的身子，让他平稳地移到自己背上来，背稳以后，便吃力地站起来，向陡壁移动。他一面将遇难者往上面送，一面叫他伸手攀住栏杆，哪知那不幸的人已经冻得手足僵硬了，连神志都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可把赵开发难坏了。不过，人在急时，力大无比，终于让他创造了奇迹，把遇难者的上半身送到栏杆上面去了，像一件衣服似地搭在栏杆上。
上岸以后，赵开发已经精疲力竭，只得把遇难者平放在雪地上稍事休息。到这时他才真正看清了被他救扶的人，原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年人，马裤呢、驼绒里的草绿色军大衣好像是头一回穿上身，下颏底下的呢军制服领上露出红领章的一角。从遇难者的年龄和穿着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是高级干部！这使得赵开发又吃了一惊，意识到刚才在金水桥发生的不幸事件远非一般性的谋杀或自杀，分量之重，关系之大，目前还无法估计。老机修钳工像触电一般浑身抖颤了一下，连忙用自己的大衣扯成临时的半壁帐篷，挡住呼呼的北风，一眼不眨地注视着遇难者的脸。
他应该立刻把他送进医院去，可是他的的确确已把全部体力用光了，必须喘息一阵；他应该首先弄清遇难者究竟伤在哪里，可这时他竟忘了，事情太大，使他痴呆。以“不做工就是吃冤枉”为行动指南的赵开发老头，感到今夜的遭遇如同山崩地裂，忽然压垮了他家的房子一样，非常可怕。他十五岁进纺织厂当勤杂工，像毛驴一样任人骑，任人打，任人扔一把麸子或草梗吊住性命混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那天，街上锣鼓喧天，红旗猎猎，工人们大都走上街头参加欢迎队伍去了，三十七岁的赵开发只在工厂的铁栅栏后面窃窃望一望那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穿黄棉袄的军人。他不大相信，这些骑马拿枪的军人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从小住在北京，见过的军人可不少了，有戴平顶帽的北洋军，有穿黄衣服的国军，有穿大皮靴的日本军，有像黑衣强盗似的满洲军，还有各式各样的警察、宪兵和不穿军装腰间别着手枪的密探。所有那些军人都没有给他带来好处，有的喝斥过他，有的鞭打过他，有的强迫他脱下衣服搜身。所以，他对军人从来没有好感。可是自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以后，没有打过他，没有骂过他，更没有强迫搜他的身。并且在不久以后，他由勤杂工变成了机修钳工。工资增加了，生活变好了，儿子也上学了。从此他才认定一个道理，军队也并非都是坏的，他把自己的生活变化全部归功于一九四九年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只是在后来，经过许多政治学习以后，才知道还有共产党，还有决定一切的毛主席。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有鲜明标志的解放军。二十年来，那支军队经过了几次改装，一会儿戴鸭舌帽，一会儿戴船形帽，一会儿佩肩章，一会儿佩领章，近几年来又忽然把帽徽领章都改了。无论怎么变来变去，赵开发总觉得他们当中所有的人过去都是穿大棉袄佩白底红边符号的，只有那一身穿戴最好看。当然他也并不反对穿呢大衣，因为赵开发自己已有皮大衣了，难道那骑高头大马走进北京城的军人们就不可以穿一穿呢大衣？他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的感情最为真挚，也最持久。他热爱解放军，敬佩所有穿军装的人，相信在解放军里一切都十分高尚、纯洁，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教养，懂礼貌，爱护老百姓，在他们里面绝不会有嫉妒、猜疑、尔虞我诈。因此，当他的独生儿子也有幸参军时，他高兴得不得了。自从儿子参军以后，赵开发已百无忧虑了，好好地做工，安宁舒适地过日子，准备在退休以后，也依附儿子搬到部队去住。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曾看见过一种传单，上面有军队的大干部挨斗的照片，为了这，还专门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要他尊敬首长，不要胡闹，不学坏样子。可是儿子回信时并没有正面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儿子已参军四年了，总共只回来了两次。每次回来，赵开发总要问他看见过大首长没有，问他们部队有没有在一九四九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北京的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问得他儿子常常答不上来。老头早几年就跟儿子讲过，他要到他们部队去一趟，看看他们是怎样过日子的，尤其要见一见他们的首长，讲几句话，坐在一起呆上半个小时，那是很大的光荣。由于厂里的生产总是那么忙，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去看儿子，也一直没有跟他们的首长在一起坐过。今天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个军队的首长，并且成了这位首长的救命恩人，赵开发简直怀疑这是一场梦。天安门上的戏剧，金水桥下的呻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怪事，简直太荒唐，太难令人置信了。可是，那不幸的遇难者看得见，摸得着，并且睁开了眼睛，还说了一句听不清的话。
“你说什么？”赵开发凑近他的脸问道。
“……”
遇难者的话仍旧含混不清，后来他移动了无力的手臂，颤颤抖抖指着自己的头。赵开发这才注意到，军人的帽子掉了，已经秃顶的头在风雪中挨冻。老工人立刻产生负罪的羞愧感，怎么那样粗心！他连忙取下自己的棉帽，戴在军人的头上。
“不……”军人说清了一个字，还摆了摆手。
赵开发猜想，他大概是不愿意叫救他的人挨冻，便安慰他说：
“不要紧的，我家离这儿不远，来，我背你，先到我家里暖和暖和吧！”
“不……”军人仍是摆手，又指着自己的头。
赵开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要自己的军帽。幸而那军帽就落在上岸的地方，老工人给他把呢军帽拾回来，戴在他头上。这时，遇难者在全力挣扎着想把双手抬起来移到头部去，赵开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盲目地托着他的手臂帮了一下忙。军人将双手移近帽檐，企图用手指将帽檐捏住，那手已完全冻僵了，十指无法并拢，经过一番无效的努力，最后只碰在帽檐边上，推得军帽动了一下。赵开发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帽子没有戴正。
“军人哪！军人哪！……”老工人赞叹着，背起了不幸的军人。
他的家在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此去并不很远。赵开发背起遇难者左右看看，仍不见街上有人，便只得径直朝自己家里走去。他感到背上的人似乎已经晕过去了，那沉重的头部被颠簸得一摆一摆，比背着一个健全人沉重得多。
到家了。这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紧闭着大门。赵开发腾出手来，吃力地摸到钥匙，捅开了门。北屋那相连的两间房是他的家，他穿过小院子，气喘吁吁来到自己房门口，敲着玻璃连连喊叫：
“快起来！开门！出事儿了！”
家里人大概一直在等他回来，等得太晚，刚刚睡下去，因此很难叫醒。
“听见没有？起来起来！”他把玻璃门擂得哐哐地响。屋里亮灯了，一个青年人从床上坐起来。原来是他！赵大明。
赵大明开了门，帮父亲将遇难者扶着躺在床上。
床里边睡着的人也被惊醒了，揉了一下眼睛坐起来，啊！怎么他也在这里躺着？这个新兴革命家，半年前在北京连钱包都丢了，怎么不接受教训又来了呢？
遇难的军人被放到床上平稳地仰面躺着，赵大明和范子愚一看他的面孔，同时吃惊地叫道：“是他！”
“他是谁？”赵开发问。
“我们的司令员。”儿子回答。
赵开发张着嘴既没有出声，又不合拢，痴呆地望着他儿子。此时没有人注意范子愚，要是有人留心观察，会发现这个新兴革命家的面部表情的急剧变化中隐藏着复杂的内心活动。自从半年前在北京碰尽了钉子，与胡连生同车回到南隅以后，他所领导的造反组织几乎毫无作为。半年来，有些人沉醉在精制各种三忠于纪念品的活动中，男的学会了绣花，女的发展了电影胶片的编织工艺。有些人在培植草菇和栽种菠萝、木瓜等工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大家挣来了吃的。还有些人学会了木工手艺或把毛笔字练得相当棒了。大多数造反者已经丧尽了最初采取革命行动时那种新鲜感和高度的热情，神经变得比较迟钝甚至有些麻木了。着急的是少数几个头头，他们已骑上了虎背，很难下来。这当中尤以范子愚为甚。一号头头范子愚在几经风霜以后，常常私下里对邹燕说，早知造反这样复杂，开头真不该起端，但同时他又鼓动邹燕和他的战友们，不能放弃斗争，麻痹大意。可以少惹一些新事端，但过去曾经做过的事必须坚持到底，不到底，人家就可以反过来算你过去的账。他认为，造反派决不能承认自己曾经有错误，相反，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近半年来，他们的造反组织，除了此项宣传以外，再没有干别的。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宣传，反对他们的舆论已日渐高涨起来。那位全力支持他们、并与他们共同战斗的江醉章部长再也不来问津了，很久以来连人都找不到，就是碰见了，也是打一通官腔，没有半句体己话可说。范子愚从北京遇难时起就对江醉章丧失了信心，意识到自己投错了靠山。往后那些日子越来越证明姓江的是个阴险家伙。不久前，他专门召集全体造反派战友开了两天两夜旷日持久的讨论会，研究造反组织的前途和命运，商量自救的办法。大多数人都已意识到前方有危险，隐隐约约听见了挖陷阱的响声，比如常听机关干部们提到“你们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联系如何如何……”“你们冲击政治机关的背景如何如何……”等等说法。这些就是陷阱，就是定时炸弹，不知哪一天时间一到，就会翻天覆地，大难临头。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讨论来讨论去，会议越开越泄气，到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在濒临崩溃的紧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