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 作者:汤晓丹、蓝为洁- 第3节

　　一会儿，田汉先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和我紧紧握手，表示信得过自己人。田汉把挟来的一个厚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钢板、一盒蜡纸、一支铁笔。他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停过刻写。我也没有睡觉。

　　第二天清晨，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取出几块干点，冲了一杯糖水请他填肚。他风趣地说：“肚皮正在唱空城计。”一口气喝完了糖水，干点拿在手里边走边吃。时间对他，太宝贵了。

　　几天后，苏怡才对我说：

　　“那晚田汉刻的是《钟声》剧本。边印边分发给大家，晚上就在一所大学里演出。”

　　田汉比我年长12岁，当时已是知名文人。他创作的刻苦，使我受到极大教益。相比之下，一表人才的朱光，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就不那么“闪光”。

　　　　　　　　　　　　　　　朱光惜钱不还

　　朱光只比我大四五岁，一表人才，有学问，有主见，待人接物潇洒老练，我十分崇敬他。只是他有个习惯，我很不喜欢。朱光经常开口向我借钱，光借不还，而且再借时从不提前欠。我性格的一个特点是能容忍。他不提，我也视作他从未借过钱，甚至从不在司徒慧敏和“老夫子”面前提起。

　　他每次开口，我都如数给他。日子久了，我也算不清他到底借了多少钱。

　　不知是哪一天，朱光招呼也不打，就不来工作了。以后，朱光在我记忆中除了“借钱不还”以外，别的印象都淡薄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光在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1960年夏，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楼下驶来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下来的正是朱光。他走进我家，洒脱不减当年，而且更有风度。原来，他不辞而别去了苏区，又辗转到延安。解放后任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要职。因公来上海，特地安排几个钟头时间见见青年时的挚友。他亲自用车来接我和我妻子。赵丹夫妇和郑君里夫妇是自己去的。

　　席间，朱光举杯严肃地说：

　　“从前，我向晓丹借过许多钱，现在记不清，也还不清了。就用这杯酒聊表我还债的心意。”说罢，他一饮而尽。

　　他的话简单，分量重。这时，我感到欣慰。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死里逃生进影坛






死里逃生进影坛

　　1932年1月28日深夜，我刚入睡，忽然被强烈的枪炮声震醒。靠马路的窗玻璃哗哗响，仿佛楼房都在晃动。

　　我一骨碌翻身下床，赤脚奔向窗口，只见不远处炮弹横飞，浓烟滚滚。我的住房正处在攻击目标之内……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二八”事变。

　　我慌忙穿好衣服，悄悄下楼，小心翼翼地沿着屋檐往四川路桥方向移动。平生第一次冒着敌人的炮火死里逃生。

　　四川路桥是日军重火力封锁线，也是我求生的必经之地。生与死的搏斗，就展现在过桥路上。胆战心惊到了桥头，我才停下脚步，镇静片刻，然后鼓足勇气飞奔过桥。速度之快，我自己也惊异。一直跑到公共租界，我才喘着大气慢慢平静下来。

　　我朝法租界内的天一影片公司走去。我的好兄长苏怡在那里任编导，沈西苓是那里的布景师。我相信他们会救助我。

　　苏怡一面大骂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把我带到他的宿舍。沈西苓把钱送到我手里，关照我到附近小店包伙。宿、食两大问题，当场得到解决。

　　我感到闲荡不是办法，便对沈西苓说：

　　“我去摄影棚帮你画布景天片，不要邵老板一分钱，你可以腾出手做别的。”

　　沈西苓当然欢迎。过了两三天，他才告诉我：“邵醉翁答应让试试。”

　　苏怡反应快，跺着脚大吼：

　　“邵醉翁怕你画不好，你就露点本事让他开开眼界！”

　　从此，我涉足电影圈。

　　　　　　　　　　　　　　　布景挑选了我

　　摄影棚里的生活，既新鲜，又艰苦。沈西苓正着手编写《女性的呐喊》电影剧本，计划由“天一”拍摄。为了脱身，他再次向邵醉翁正式推荐我顶替他的布景设计职务。邵醉翁一口答应，并定下月薪40元。

　　说心里话，几个月来，我在摄影棚里辛辛苦苦工作，虽然是帮沈西苓的忙，得益的却是邵老板。像我这样不取他分文的劳动力，当时上海滩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裘艺香导演新片《小女伶》，就是我担任布景设计。我主动与摄影师吴蔚云配合，避免临时返工。摄制组对我的创作成绩非常满意。邵醉翁主动将我的月薪增加到每月60元。

　　这段时间，我精力充沛。拍戏之余，还画漫画继续投稿。有个叫陆小洛的记者，他到“天一”找沈西苓写稿。沈西苓忙于筹备《女性的呐喊》，挤不出时间落笔。在他的推荐下，陆小洛盯着我要稿。我便写了《导演狂想曲》，叙述一位自命绅士的电影导演，拼命追求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女演员，结果话不投机碰了壁。写稿的同时，我还画了插图。

　　陆小洛收到稿件，十分欣赏。他对我说：

　　“我们的《电影艺术》本来只登有关电影的消息和评论。而你写的《导演狂想曲》不仅文艺性强，而且还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生活小说，我们决定连文字带插图全部刊登。”

　　《电影艺术》创刊后，很受读者喜爱。司徒慧敏、沈西苓、夏衍、郑伯奇（小说家、剧作家，主编《世界画报》、《电影画报》、《新小说》等刊物）等都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过文章。可惜，《电影艺术》只出了4期就被无理查禁。

　　　　　　　　　　　　　　《白金龙》的机遇

　　“天一”决定与粤剧泰斗薛觉仙合作摄制时装戏曲片《白金龙》。我仍然是布景设计。邵醉翁自任导演。正式开拍那天，导演生病，由我代执行导演任务。

　　面对突然的决定，我有些胆怯，但只能壮着胆子上。好在《白金龙》原是享誉港粤的舞台剧。全组演职员对戏都已吃得很透。我只要在取景、镜头分切、场面调度、人物刻画方面多下功夫就行了。开拍以后，我主动与各部门协调关系，特别尊重男主角薛觉仙和女主角唐雪卿。他们夫妇也很尊重我。创作默契愉快。

　　我导演兼布景，工作量很大。每天拍完戏，人家离开了摄影棚，我还得留下来完成第二天的布景准备。这样夜以继日，一直忙到停机。邵醉翁从未到过现场，他胸有成竹地让我挑起后期制作重任。

　　《白金龙》给了我做导演的机遇，也让邵老板发了大财。两年不到，我共导演了《白金龙》、《飞絮》（编导）、《飘零》、《一个女明星的遭遇》等4部影片。舆论和观众都给予好评。但对我来说，最迫切的任务是全面加强艺术修养。

　　　　　　　　　　　　　　　能者均为我师

　　我们三个青年在距“天一”不远的陶乐安路（现在叫嘉善路）上租了一间比较大的房子合住。三个人中我有固定收入，负担一半房租。我对在音专学习的曾浪舟（后改名曾雨音，解放后任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说：

　　“我出钱，你去琴行租架钢琴回来，把去学校练琴的来回时间省下来教我学音乐。”

　　他高兴极了，由浅入深，从五线谱起，系统地教我音乐知识，教我弹琴，还带我去听音乐会演奏，听音乐课……让我读他的讲义，还为我讲解。我能看总谱，得益于曾浪舟。

　　还有位叫曾恭的，是世界语学会的会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碰巧我幼年时在印尼上过教会学校，有点英语基础，因此，平常，我们生活用语有意用英语交谈。温故知新，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恢复、提高。这为我日后去香港，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道剧社被迫解散，化妆师郑雄提出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当然乐意。

　　郑雄主动向我讲授化妆知识：从人物的造型设计到体现手段，从舞台到银幕的化妆差异，从中国到外国，从古到今……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认为四人相处，三人都是我的老师。

　　我们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即使闲聊，也充满知识和情趣。日积月累，我的知识面越来越广。导演这个职业选择了我，我也乐意从事这一职业。

　　使我头疼的是，我不适应上海冬天的寒冷，每年冬至，伤风感冒不断，因此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去气候暖和些的南国。正在这时，靠发行《白金龙》致富的片商邵仁枚积极在香港积资拍片。他再三动员我与他合作。

　　邵仁枚是邵醉翁的三弟。他们兄弟四人（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2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办影片公司，有事业心，有经验，我便接受了去香港的邀请。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乱世香港






乱世香港

　　1934年的夏天，我告别了挚友苏怡、司徒慧敏、沈西苓、许幸之等，独自踏上了由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

　　“呜……”汽笛拉响，船慢慢离岸。此时，我才感到生活了整整五年的上海，在我心里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伏在船栏边，凝视着飞溅的浪花。天边，电光闪烁。看样子，暴风雨将来临。我不知道乱世香港会带给我多少欢乐多少愁……

　　　　　　　　　　　　　　　　第一次后悔

　　邵仁枚比我早几天到香港。他亲自开着小轿车到码头来接我。那时，有车的人不多，会开车的人更少。因此，虽然他的车不算新，但他仍神气得很。

　　我被安排在九龙他自己的小公寓住下。两房一厅，比旅馆安静，就是一日三餐要凑合。好在附近大餐馆、小食店都有。

　　邵仁枚开车到白帝街。他指着一间很大的破仓库，得意洋洋地表示用它作摄影棚。我顿时感到寒心，也后悔香港之行。他的话，我几乎全没听见。

　　邵仁枚又带我去见一位从新加坡来的英国录音师，还看了他随身带的录音机。我们用英语简单交谈了几句便告辞了。回到住处，我推说头疼，没有吃晚饭就上了床。那一夜，翻来覆去不能入睡。“破仓库怎么能拍戏呢？”让人苦恼。第二天清晨，我们两人都还没有起床，突然听见敲门声。进屋的是普庆戏院的股东，一个打扮入时而又健谈的老太太。她是来商谈合伙拍戏的。我心里烦闷，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邵仁枚当然察觉到了。老太太走后，他正式请我吃中饭，可惜我已倒足胃口，海鲜进口也如嚼蜡。

　　　　　　　　　　　　　　　　哑炮开张

　　邵仁枚信心十足，拿了份不到千字的故事提纲要我筹备开拍。故事的大意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养母，怕受罪犯牵连而主动代养女撕毁婚约。故事陈旧，但带些反封建色彩。我只能勉强答应。邵仁枚不惜重金请香港名角新马师曾担纲；高价邀胡蝶影、叶弗着领衔。这部《并蒂莲》是我在香港放的第一炮，使人哭笑不得的是放了哑炮。这主要是由于拍摄影片的技术条件太差，人物形象看不清，人物谈话听不清。我很难过。邵仁枚还算讲义气，我们还住在一起。

　　邵醉翁也到了香港。他看了影片后，对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