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件困难的事，同样困难的是确定后者的出版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埃奇沃思教授提供的笔记的帮助下，我将做这样一个尝试，指明这本书为人类知识宝库做出的几个尤其突出的贡献。
（1）最终澄清了在价值决定中需求与生产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曾经由于李嘉图的隐晦和杰文斯的反应过激而引起一场不必要的争论。而在马歇尔作出分析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多说了。“（埃奇沃思教授写道）对生产成本的新的论述使人们认清了它在价值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马歇尔在某个地方所说的，当古典学者们强调供给的作用甚于强调需求的作用时，他们凭借直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当马歇尔在本书第一版中重新回到那些老一代作者——他们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遭到杰文斯和庞巴维克等人的贬低——的时候，那些评论者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喧嚣一时的批评带来的迷雾被驱散了。永恒的山峰又在同一高度重现了她那自然的雄姿。’”
（2）把由需求和供给在均衡点上决定价值的命题发展为一种一般性的思想，这就宛如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体系，因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济学领域中的各个要素才在彼此均衡与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而关于经济均衡的一般理论之所以能够巩固，又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思想法则，则是得益于两个重要概念的引入。这就是“边际”与“替代”。
边际的概念已经超出了效用的范围，对于那些能够作定量的微小变动处理的经济要素，边际概念都可以用来描述它们在给定条件下的均衡点，也可以用来描述它们与一定量的边际变动的函数关系。引入“替代”这一概念则是为了说明达到均衡和恢复均衡的过程。尤其是“边际替代”这一概念，它不但能够说明消费过程中两种物品的替代关系，还同样能够说明生产要素的替代关系，因此引入这一概念所带来的成果是十分丰厚的。
不仅如此，“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在使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功效与成本之比较高的要素会替代较低的要素，并限制了对后者的需求价格。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是通过相互组合才构成被使用的可能的。任何一种要素都不能单独构成使用的可能，只有在其他要素为其提供了这种可能时它才得以被使用。国民报酬是这些要素的共同成果，每一种要素供给的增加都会增加国民报酬，而国民报酬也是这些要素的唯一需求来源。”
这一分析方法，在供给与需求这一一般价值法则下，包含了对工资和利润的分析——就像它也包含了货币理论一样。同时，决定劳动者工资或雇主利润的供求作用的特点也在其中得到了全面的分析。
（3）把时间因素直接引入到经济分析中来，主要应当归功于马歇尔。“长期”和“短期”的概念，是他提出的。他引入时间因素的目的之一，是要追溯“一条贯穿始终，并把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与长短不同的时期联系起来的连线”。与此相关，马歇尔还首次对另外一些概念作了区分，这是我们现在进行清晰的思考时至关重要的依据。马歇尔对“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主要成本”与“辅助成本”进行了区分。其中的第一对概念，我认为，在《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完全是一个创新。而后一对概念，如果不是曾经在经济分析中出现过，就是已经存在于工业词汇中了。
通过对长期与短期进行区分，“正常”价值的含义得以确定；而借助于马歇尔另外两个独创的概念——准地租和代表企业——正常利润说形成了。
这些思想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也是人们在进行清晰的思考时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依我来看，这一部分也是马歇尔论述得最不全面、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他留下了许多工作需要由后继者们来完成。正如他在《经济学原理》初版序言中所说的，时间因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学难题的核心”。
（4）消费者地租或曰消费者剩余这一独特概念是从杰文斯的思想中自然派生出来的，实际的结果证明，这一概念也许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富有成效。但是在思维工具中，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在《经济学原理》中尤其重要，因为它的使用（用埃奇沃思教授的话来说）“表明了自由放任主义，即无限制的竞争的最大收益，不一定就是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马歇尔证明，在某些条件下，自由放任主义作为社会最大利益的一条原则，不仅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但马歇尔并没有对这一独特的论点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而是将这一领域留给他的得意门生和后继者庇古教授来继续探讨。而庇古教授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了，对那些已经心领神会的学生们来说，马歇尔的分析方法在披荆斩棘的探索之路上是一种多么有力的工具。
（5）马歇尔对于垄断的分析也应当在这里加以说明。因为他对报酬递增的分析，尤其是当外部经济存在条件下的报酬递增，在这里提及比在前面各处都要恰当一些。
马歇尔在这方面的结论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同情与他那种对竞争力量的古老推崇之间并无矛盾。埃奇沃思教授写道：“当我第一次接触马歇尔时——我想那是远在80年代的事了——他认为竞争在价值决定中的支配地位将会长期保持下去，他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并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但这与他在‘经济学家的老一代和新一代’这篇文章中的判断是相一致的。‘如果卖者出价，而买者接受，他们就会不顾国王、议会或托拉斯、工会的禁止而设法成交。’”
（6）在创造术语和思维工具方面，我想再没有什么比马歇尔引入“弹性”的概念更令经济学家们获益甚多的了。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的第三部分的第三章中，他对“需求弹性”的含义作了设定，这实际上是对这一概念的最早表述。如果没有这一概念的帮助，关于价格与分配的前沿理论很难取得进展。
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并不是成正比的，而是比之多或比之少，这种观念在经过19世纪初关于供给与小麦价格关系的讨论之后，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因此，无论是穆勒还是杰文斯都没有对这一概念加以澄清，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然而事实的确如此，e＝（dx/x）/（dy/y）这一概念完全是马歇尔的创造。
马歇尔在引入弹性这一概念时，并没有指明这是一个创新，这一点发人深省，而这又充分体现了马歇尔的特色。在这一思维工具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之后，进一步研究的累累硕果又一次被庇古教授而不是马歇尔本人悉数吸取了。
（7）《经济学原理》中涉及历史的部分值得作些评论。第一版中，第一部分包括了以“自由工业和企业的成长”为题的两个章节。而在最近的几版中，这些章节中保留下来的部分又被打入到了附录中。对此，马歇尔始终是犹豫不决的。
一方面，他深知经济学的相关事物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因而他十分重视研究的历史背景，并以此来纠正那种认为现存的公理将永远颠破不灭的想法。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在这方面占用过多的时间（有一段时期，他大张旗鼓地开始历史方面的研究，如果写出来，据他说要用六卷的篇幅），他也不愿意让这些内容成为他的著作的重心。在马歇尔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时代，这方面现成的资料还少之又少，虽然他下了很大的气力，但仍然在这条偏僻的历史小道上徘徊不前，对于在书中应该把历史背景置于何种地位他也大费脑筋。结果是折衷的，正如在《经济学原理》中体现出来的那样，这并不尽如人意，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压缩成了泛泛之谈，而其中的证据却无法详加罗列。
马歇尔在历史方面最出色的作品可能是《工业与贸易》中的某些部分。这本书出版于1919年，此时他的大部分著述工作都早已完成。而《经济学原理》中有关历史的章节却遭到了威廉·坎宁安博士鲁莽的攻击，他在皇家历史学会发表了演说，演说内容刊载在《经济学杂志》第二卷（1892年）中。马歇尔这次却打破了对批评置之不理的一贯原则，在这一杂志的同一期上著文反击，成功地结束了这场论争。
漫不经心的读者可能不会注意到，《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方法不同凡响。对于新颖与首创的声明一概被免除了，文中也绝少指责他人的错误，那些早些时候声名卓著的作家，无论他们到底说过些什么，在马歇尔的解释里，他们的意愿都是良好的，无可指责的。经济要素之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诚如马歇尔的两个座右铭——“自然界没有飞跃”和“万物归一，一寓于万物”——所示，是经济学难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即便如此，除非对于初学者，这本书，尤其是其前四部分还是十分浅显易懂的，它明白、恰当，宛如是对平常事情所作的文雅一些的表达。
这种行文风格使马歇尔实现了他的目标。这本书为广泛的大众所接受，它提高了经济学在公众中的声誉，而又极少引发争论。一般的评论者很欣赏作者这种对待论题、对待前辈、对待读者的态度。而令马歇尔高兴的是，他唤起了人们对道德因素的重视，使经济学重新焕发出应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与此同时，这一切却未损及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所蕴含的精神品质对英国的经济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过程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着，没有引发任何的喧哗与骚动，以致于人们常常会感受不到。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写作方法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本书落墨时轻重欠分明，除了那些堪称重大突破的地方，对于一般的突出之处只是一笔带过，读者就很容易随便放过这些地方。困难都被隐藏起来了，棘手的问题也都放在脚注中加以解决，原本涵义隽永、富于创见的内容被平平淡淡地表述出来。
如果说读者的头脑是一个衣橱的话，作者根本没有为他的思想贴上品牌名称，甚至也没有设计衣钩。学生在阅读《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可以因为它的明白晓畅而着迷，以为自己弄懂了一切，而一周之后，却发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就连那些在《经济学原理》的哺育中长大的学生，偶然碰到某个新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法，回头再查阅这部著作时，发现这个问题和一个更好的解法明明已在书中，而自己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读者只有在经过勤奋的学习和独立的思考之后，他才可能窥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一知识宝库之门径。
七
马歇尔夫妇1885年回到剑桥之时，正值对研究员的结婚禁令解除不久。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一处小小的房舍，并将其命名为巴里奥·克罗夫特。这座住宅位于马丁利路，用的是圣约翰学院的土地，靠近巴克斯河，不过就在巴克斯镇的郊区，因此在它的一边，有开阔的农村向马丁利山伸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