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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斯麦喜欢插手一些国家大事：他喜欢为君主做事，拉萨尔却喜欢为民众做事。俾斯麦就好像生活在一座坚固的城堡中，虽固若金汤，却常常听见头顶上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他的命运注定是要在这人的控制下生活。拉萨尔虽听不见头顶上有脚步声，但是他的城堡却是架在空中，这将会在今后许多年里使他的神经处于飘摇状态。俾斯麦是在与诸列强下棋，而拉萨尔却不过是一个戏子而已，为自己应表演何种动作而冥思苦想。所以，由此可以得出，俾斯麦是被胸中所怀的大志所影响，拉萨尔却是被虚荣所影响。所以拉萨尔能够以成功和期望为乐事，他在这其中能看见更远的将来，超过俾斯麦所能看到的；俾斯麦想要得到的很少，他看重的是事实而非表面的东西，所以他会很注重培养自己的忍耐性。可以从比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俾斯麦的寿命必定长于拉萨尔，而拉萨尔享受的快乐时间也必定多于俾斯麦所能够享受的。
他们俩人一见面，在世人尚不甚了解他们各自的价值之前，彼此就已了解彼此的价值。假若俾斯麦和菲尔绍决战而死于1863年，他的名声就决不会大过拉多维茨，这个人如今早已被人们所淡忘。拉萨尔虽比俾斯麦小十岁，然而一开始做事，就死于同别人决斗中。他这一死，好像他所做的一切都随他一道逝去。谁知这“拉萨尔”三个字至今仍被许许多多的人民所崇拜。他的死去却使他更加扬名四海，因为他想实行他的理想，但是实行那一天却不知何时才会到来？俾斯麦已达到他那明确的目的，他的功业仍是纯粹德意志的。
促使这两个人会面的就是同市侩派们的斗争。俾斯麦需要凭借势力来反对宪法；拉萨尔却是靠发动民众。俾斯麦手中有权势这把利器，他把这把利器强行加给民众；而拉萨尔却是有民众听他指挥，民众在那儿大吵着要这种利器，拉萨尔却无从给予他们。他们俩人都想当独裁者，指挥他人；他们都厌恶自由贸易，无论是货物还是理想，都厌恶那些主持自由贸易的自由党，在这一点上他们俩人的格言还是极其相似的。1862年9 月俾斯麦说道：“权力问题很容易变作势力问题。”1862年4月拉萨尔这样说：“宪法问题其实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势力问题，这些用条文写出的宪法只有在充分表达当今社会中诸多有关势力方面的问题时，这样的宪法才能显得宝贵并且持久。‘当拉萨尔由于说出这句话而受到别人的攻击时，他对此的答复很有些像俾斯麦。他说他并非是要将强权加于公理之上，他并不是定一条伦理学的假定，不过是记载一件历史事实。拉萨尔的感觉是与俾斯麦相同，都是很强固地趋于强权的政治，所以他在一本戏里头，让西金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影子）这样说道：”只有利剑才会有这样的力量，它可以使所有伟大的事业、所有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如愿以偿。“
既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毫不惊诧普鲁士的伯爵们在上院与他一致同意；我们也不奇怪《十字报》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实在的人物；自由党既无刺刀，又无拳头，也没有天才之能来打动别人。”因为这时反对党的目的，只在于将工人拉到他们这一边来月「诱他们脱离进步党。有一个保守党成员这样问道：“我们能责怪工人们不扶助并不为他们办事的政府吗？”俾斯麦立即将这个意思付诸实施。他派一个委员团去专门研究有关养老金的问题，改善工人的生存环境；他还请议员们“讨论一个问题，国家处在如同雇主的地位上，是否能够先作个榜样，制订作工章程，好让其他的雇主们有个依据。”他接着往下说，在尚未辞退工人之前就要事先制订好有关工人的薪水标准，公断工人间的纠纷，成立工会组织，为工人制订医疗保障制度。在他当上宰相的六个月之后就有这样的社会计划，在1860年与1870年之间，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规划。俾斯麦的这些做法都是与拉萨尔的要求相符。
你斯麦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自一颗爱民之。D ，而是出自于对中产阶级的痛恨。因为国人反对他的政策，他也曾尝试过介绍给民众社会改良的观念以收笼民心。那些富足的雇主们在议会中宣称他们自己是人民大众的朋友，拉萨尔在他的书信中和他的演讲词中极力地反对这帮人，怒斥他们的双重的道德标准。听了这些斥责的话后最为心喜的莫过于宰相俾斯麦了。这时已经有人说拉萨尔才成立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原反对党的傀儡布赫尔关照他说：“你要小心！就事实而论，你这样做是在帮政府说话。现在让你出头讲这些话，不久他们就会收拾你的！”
拉萨尔同俾斯麦一样都是在革命时代生长的，这就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一条永远洗刷不掉的记号，他办事从不对他人设防，从不问他的同盟们是从属于什么政党，只要是他的仇敌的仇敌，他就同他们携手。他是一个社会党人，却胆敢当着公众的面去亲近那个受众人指责的外交总长。这两个人对于外交政策的许多见解常常是不谋而合的，拉萨尔要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他的这种想法却是在俾斯麦之前。在1849年间有许多身穿官服的人从法兰克福来到波茨坦，想为日耳曼寻求一位君主，拉萨尔讥笑他们这样做是只是徒劳往返，为什么不简单地颁布敕令说明有日耳曼存在。因为他的眼光只放在群众身上而并不在诸王侯身上，他认为德意志统一只是个种族问题，而并非朝代问题。从1850年到1860年整整十年间，促使俾斯麦成了一位职业议员，使他在1860年写了他那关于德意志议院的简报；同时拉萨尔承认不必剥夺请王侯的土地也有德意志统一的可能。他与神斯麦都一致赞同反对奥地利一匈牙利，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的二千六百万人民并非属于德意志种族，他们会阻碍德意志的统一。这两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是殊路同归的，因为拉萨尔并没有见俾斯麦的诸多著作，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见解，用以对付奥地利。
对于拿破仑三世，拉萨尔与俾斯麦两人的态度又是相同的。拉萨尔虽然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但是一旦到了危急的时候，他是宁愿与法国联手来抗击奥地利，而不愿与奥地利联手来反抗法国。拉萨尔所发表的公函与傅斯麦所写的私人信函确实有相同的效果，他在公函中这样写道：“拿破仑三世若是按照南方的民族主义而对欧洲进行重新划分的话，我们在北方也应该作同样的事；假使他解放意大利，我们就该夺取什列斯维希；普鲁士只有这样才能够得以洗刷奥尔米茨之耻。……普鲁士若还是犹豫不决，作观望状，那不过说明了这个君主国不再能解决一件民族的事情了。”拉萨尔与俾斯麦所不同之处就在于，拉萨尔会动辄将民族派的招牌亮出来，这对于他这个捣乱家来说是大有稗益的，而俾斯麦却是一个外交家，民族派的招牌对他来说是无甚用处的。而且拉萨尔原师从于黑格尔与费希特，所以他的理论与言行多带有哲学的基础，这就大大超出了以马基雅弗利为师的俾斯麦的需求。拉萨尔称：“这个玄学的民族，这个德意志民族，得了这个大锦标，得了这个至尊无上的历史名誉，这一切都是要感谢那充分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历史符合整个民族的发展，因此就能够从简单的、精神上的民族观念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王国，因此能够通过思想而产生客观实在的物质。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很像上帝创造世界！……今天的这件事变作一种宗教，在德意志统一的这大的、人心所向的招牌下，这件事激动每一个高贵的德意志人的心。当整个德意志都在鸣钟欢庆德国诞生的那一天，我们也在同一天欢庆贺费希特的正节，这是他的精神与物质结合的佳节！”
俾斯麦对拉萨尔的文章的装模作样的派头表示出极大的宽容，他将拉萨尔的这篇文章牢记心头，并从中推敲出自己的结论。他也曾经读过这位新领袖恭维他的话：“悍斯麦对于宪法有着极为准确可靠的知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许多见解与我自己的诸多学理完全和谐。他很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宪法，他对此的了解并非是从写在纸上的文字得来的，而是从客观现实的环境中得出来的。”没过多久，拉萨尔虽然在莱茵地区的一次规模极大的会议上当众大胆地说：“进步党在同法兰克福的诸王侯们调情，以使俾斯麦坐卧不安。……假若我们要同俾斯麦交换一下子弹的话，即使在开火的时候，公理也会强迫我们说道，‘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而其它人都不过是些老太婆’。”
俾斯麦尚未读到这些话时就从索林根收到拉萨尔的电报，拉萨尔称那里的官兵们禁止他开会，他在电报中写道：“身为进步党的市长带领十名宪兵，每人都佩有枪支和刺刀，蛮不讲理地解散了我所召集的工会。我对他们这种不合法律的做法提出抗议，但抗议无效。参加集会的工人有五千多名，我费了好大劲才使他们不以武力反抗。请您尽快给予一个合乎法律的满意的解决办法。拉萨尔。”
说来也巧，这封电报来的极是时候。因为几天前俾斯麦正在动用手段反对诸王侯的议会，会上曾为德意志联邦会议要求介绍普遍平等的选择权。他将这封申诉不满的信交给司法官们。拉萨尔为此专程谢访。在后来的1863年到1864年冬天的这段日子里，拉萨尔拜访过俾斯麦不下十几次，也许次数还要多一些，每次见面他们俩都会谈好久。许多年后，他也十分乐意对别人谈起他与拉萨尔的交往。一次在帝国议会上他这样说道：“拉萨尔的个人魁力在许多地方深深地吸引着我。所有与我交往的人中，我认为他可以称得上是本领最强、为人最和气的，他胸怀大志。……我们常常是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每一次我都极为痛恨谈话的告终。……我猜测他对我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认为我是一个有睿智且愿意倾听别人说话的人。”
这是两个堪称当代最有魄力的德意志人的谈话，谈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德意志是否可以以王侯为单位而统一呢？亦或是以民众为单位而统一呢？他们两个人的谈话都与那些根本改革派所说的非此即彼的办法相分离。拉萨尔如今看出德意志共和是根本不可能的，俾斯麦也不希望实行只创立诸邦王侯的联合会。他们在私下里也都不认为被自己视为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只是一腔空想。
俾斯麦说：“你为什么不同保守党联手办事，是因为你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被人选吗？我们的利益与你们的利益是并肩前行的，你从你的观点出发而为之奋斗，如同我们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并为之奋斗一样，都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