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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要把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重新集中起来时，危机才真正发生。1870年7 月，战争刚刚开始时，教皇宣称自己是不会错的，这就牵涉到了俾斯麦的认识和他的意志。他简直不能忍受无论什么人说他自己是不会错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错的。全体相信一种教义的德意志人都要听命于另外一个国家，岂非咄咄怪事。当他出发赶往法兰西时，他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不准他们答应教皇；又警告教皇，不准他强行从事。同时，他集合起来全部可能的反对力量，以应付这件事，希望保护他们的国家以抵抗天主教势力。如果认可这一新的决定，“督监们就成了外国的官员，他们就与政府分庭抗礼了。”
这样，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温德赫斯特的朋友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党，作为一个参战的天主教党。俾斯麦想要成立一个德国天主教教会，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急急忙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称大主教）已经发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们听自由派神学家们的演讲。俾斯麦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因为他正在建立帝国。他认为当他正在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论就是攻击帝国，而罗马正是帝国所有仇敌的聚集之所。当他回国时他看到新党已经有了五十七名成员，全都是不逞之徒聚集在这个党里。
比俾斯麦更镇静的人也会发狂的。他思谋他的事业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为这件事而奋斗也有八年了，在最后几个最关键的星期里，他不顾逆风，居然把这艘船驶进了港口。现在他疲倦了，受够了风风雨雨，已是弹精竭虑了，他回到国内同国人商议。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呢？一队与之敌对的议员，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头领还远在德意志之外，但他们必定是反对新登基的路德派皇帝的，因为这个头领是同情过去那个敬奉教皇的皇帝的。俾斯麦刚刚发表过他的关于他手创事业的好坏性的演说，他的深深疑虑不能不使他窥见一个政党手执一把看不见的锥子，将要刺穿这座费尽周折才建起的庞然大物。谁会希望处在这种极易发怒状况下的这么一个人此时站出来呢？他满脑子是战斗精神，他决心要保卫他的事业，但这个瞄准了对方脑袋的人却看错了远近，他本来要射击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人，不料却击中了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未遭受重创。征服者的好战情绪和缔造者的忧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错误地作了解释，解释说他惧怕一个天主教的联盟反对他的少年帝国。不单是这一个党列阵反对他，国内所有遭受损失的人，天主教教士们、波兰人、阿尔萨斯人等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国外的反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兰西人与国内的反对力量联合在一起。社会民主党，它稚嫩如帝国，弱小如欧洲，却同中央党一样有所醒悟。在所有“帝国的仇敌里面”，中央党不过是“最先出战的”。因为大德意志的各个大学里有几个神学家（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主教）反对这个不会错的决定；因为巴伐利亚的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赞成他们的抗议；因为德国中央党一动手就遭到了罗马的斥责，却越闹越乱。被限制的领袖们（其实与这件事并不相干）也帮忙吵吵闹闹——比如萨维尼，数几年前他的希望曾被俾斯麦杀灭。
俾斯麦虽然发了怒，但他却绝对不是受成见与心境的影响，在自己已经计算好他要做的事会有什么政治后果后，他才会动手去做这件事。他觉得进行这样一种竞争能够巩固新意大利的反对教士运动，又能使意大利与法兰西分手，还可以巩固德意志与俄罗斯的联盟，因为俄罗斯总是反对罗马的，尤其反对天主教教士、因为他们在波兰鼓动反叛。这种政策在国内将使太子和他亲近；自由党对宪法必存不满，这种政策将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与自由党都是受一种来源于理性的哲学的指引，最痴迷不过的就是与教会对着干。
五月里，和约刚一签定，俾斯麦立刻就同教会宣战，其措辞使人追忆起军营的腔调。他写了一篇半公式的宣言：“德国政府不久将要决定进攻的行动……三百年前在德国的日耳曼情绪比天主教情绪更为强烈，今天更是如此，……现在，罗马已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现在的德国王冠也不是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位德意志人的头上。”这时的俾斯麦并非无条件地要政教分离，他所要的不过是一种“坚守态度以反抗天主教的进攻”。他实行这一政策，首先在帝国内部颁发《教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违者监禁。不久他就被汹涌的形势所逼，在一两年之内就在普鲁士颁发了“五月法令”，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废除了礼部（管理公共法律法规与教育）内的一股天主教，取消了宪法里关于保护教会的几章。他干预主教辖区内的行政及学校里的宗教教育，把耶稣军和同样的教会驱逐出帝国国境；用强迫的办法增删法律；用流放、罚款、监禁或拘留在炮台内的办法恐吓有宗教狂热症的人，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让许多教区内设有牧师；离间主教与教士，教士与不执教务的人的关系，使家庭不和；拿“良心问题”让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女人讨论，于是便发生了道德与利益的混乱。现在实行的是他自己最强烈的恐吓，人们会排除万难去干，这是他绝对没有料到的。
他对他的对手们叫嚷：“你们不必着急，我们并不往卡诺沙去，肉体不去，精神也不去！”他很可能会为说这两句话而后悔。这两句话不久就飞离德国，飞过阿尔卑斯山。一个教会的王公把德意志政府此作一个涉河的人，不知河的深浅就跳下河去，一往前走，就遇上了他未曾料到的深渊。还有一个人说俾斯麦是个杀大蛇的人。温德赫斯特回忆从前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人的事情：普鲁士的主教们宣布他们自己反对“一个异教国的宗旨”，教皇禁止德国天主教徒服从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极其激动地发表演说：“我们和耶稣教的朝代反对天主教教会不相干；我们并不和信奉与不信奉的奋斗相干。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争权，这种争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就是君主制与教士制争权。这种争权远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存在了，因为这样的争权在奥修斯、阿枷门农曾要与事先定好的人宣战——这一战在他失去了女儿——以阻止希腊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就已经存在了。全部德意志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权力之争……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得到了解决。那时候，英明的斯瓦比亚帝胄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断头台上死于一个法兰西胜利者的刀斧之下。现在，这个法兰西人与当时的教皇结成了同盟。我们已经走近了与此相似的竞争，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时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假使法兰西征服之战成功（开战时，正是教皇颁布命令之时），谁能说清在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要记载些什么，以及上帝假借法国人之手所做的事情呢？”
俾斯麦向来是不多说话的，这次却大声疾呼，对听众喊叫了五次“争权”，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使人误会历史的地位，以清晰地揭示他的真正动机里并不存在教会问题。为什么要谈论一种“教仪之争”呢？
俾斯麦最早的对手，又是最后的同盟菲尔绍，由于极其不同的动机也卫护这个竞争——“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介绍的，他是从拉萨尔借来的。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宽阔的空间，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做独立的事业。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推动你们的主教们走向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走向更独立的行为，那时，无论什么事，都会与现在不同……你们必须反对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可以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到几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你们将会破坏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
自由与科学么？我们刚才不是听说争权吗？今天，与十年前一样，两个不同的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把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使人发笑地跳）在戴面具跳舞时，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马林克洛特，中央党的领袖之一，起身讲话，要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哄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于是就纷乱到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种预见力就体现在这儿？……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信天主教的人就要承认这个决定是真的。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你们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这就是你我不同的简单区别。所以，经过一千九百年后，我们是统一的，在世界上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你们却要伤心地看着你们建筑上的砖石一块一块地坍塌下来！”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作何感想？难道他不觉得他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了么？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所用的话语，很像这两个病理学家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话。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成为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不过，温德赫斯特经常打胜仗。俾斯麦无论如何嘲骂他，说他是心吓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的这个领袖，因为他反对帝国；又嘲笑他说他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静静地反驳道：“我有许多缺点，但我却从不在议院里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我的脉膊每分钟跳六十次，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博还是每分钟跳动六十次。何况，我的对手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就骂中央党，请问，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该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闻言，伸出颤颤抖抖的手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似乎要把温德赫斯特的话统统喝下去。温德赫斯特依然在往下说：“倘若把宗教从我们的学校里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件工作么？国家是否有完成这件工作的条件呢？若是有，请你告诉我有关你新的国家的回答。将来如果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就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