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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真诚地关心放射性尘埃，即所有大气层核爆炸在空中所产生的放射性碎片，这些碎片把破坏组织的射线放射到人体和食物中去。他意识到，自然幅射的危险对目前和今后几代人所造成的影响远比美国和苏联的几系列试验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为大。但他不能接受特勒和其他人提出的关于试验是毫无危险的空泛保证。甚至多一个白血病、癌症或不生育的病例，也是不受欢迎的责任。同时，他认为奇怪的是，虽然极端主义集团反对城市供水中的氟化反应物，竞会强烈地赞成对我们空气的这种污染。
有一个阴雨天，肯尼迪坐在办公桌旁，他问杰罗姆·威斯纳，是什么把放射性微粒带到核爆炸不直接命中的地区的。“我告诉他，”威斯纳说。“下雨时，雨把放射性微粒从云层中冲洗下来，然后带到地面上。他听后望着窗外说，‘你的意思是说放射性微粒就在外边的雨里吗？’——我说，‘是呀。’他于是望着窗外，显得非常忧郁，有好几分钟一句话也没说。”
甚至在8月30日之后，他还重申他对禁试条约所抱的希望——使核“妖怪回到瓶里去”。目前，他必须作出判断，即美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会使苏联人认为有必要缔结一个禁试条约呢，还是不可能缔结这类条约。
一个鉴定苏联试验的不偏不倚的科学家小组得出结论说，苏联人在武器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分量轻、爆炸力大的较为大型武器的发展方面。另一个经过长期秘密准备的集中的苏联试验程序，在第一次试验程序所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可能会造成一个危险性的突破，如果美国自己不同时进行实验的话。国防部争辩说，新的试验程序使我们自身能力所得到的改进，即便对加强威慑力量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会有助于在限制损害方面提供额外的余地，要是威慑力量一旦失灵的话。军方和科学界的一致意见是，地下核试验和外层空间的试验将是不够的。
几乎所有有关的主要顾问都赞成恢复大气层核试验（虽然在试验开始前几天，麦克纳马拉在一次午餐会上提出，这些试验并不是真正必要的，这使腊斯克和邦迪大吃一惊）。威斯纳认为双方的技术论据大约是均等的。阿瑟·施莱辛格建议，我们同意不进行试验，除非和直到苏联再次进行试验我们才试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也提出一个类似的建议。但这意味着恢复到8月30日以前的状况，犹如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如果他们欺骗了我们一次，”总统说，“那是他们的过错。如果他们欺骗了我们两次，那就是我们的过错了。”在我们自己不搞试验、苏联人又不作任何承诺，而我们对他们可能做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美国科学家不能总是处于待命状态。
麦克米伦振振有词地呼吁总统寻求某种避免进行更多的试验的途径。他同意西方必须试验，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但是，他说，双方都进行一轮新的试验会把军备竞赛刺激得“走上如此荒谬绝伦、倒行逆施，同时又如此复杂和野蛮乃至几乎难以置信的”道路上去，使核武器最终落到了形形色色“独裁者、反动派、革命派、疯子的手中……那末，我肯定认为到本世纪末，要末由于估计错误，要末由于愚昧无知或者精神错乱，弥天大罪迟早总会犯下来的。”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一样担心。他同意有必要在他下令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之前，发起一项“果断的新倡议，一项最大的努力来打破僵局”。但如何发起这项新的倡议呢？麦克米伦提议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约翰·F·肯尼迪说，并不是没有迹象说明协议是可能达成的。麦克米伦警告说，如果美国进行试验的话，苏联人也许会在柏林问题挑起一场新的危机。肯尼迪说。他们反正总会这样做的。英国首相说，在日内瓦召开的新的裁军会谈可能会遭到破坏，除非美国人放弃试验。总统说，苏联人多半会把这样一个决定看作是我们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诚意，这样反而使签订条约更加困难了。
结果，麦克米伦——作为我们的长期核盟国和日内瓦谈判的伙伴，他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在圣诞岛的试验场地也是非常需要的——真诚地支持了总统的决定。但协助制订总统的最后政策的却是麦克米伦的忠实的反对党领袖、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总统非常欣赏盖茨克尔，盖茨克尔在2月2O日的一封信中建议，我们的试验不要在3月14日新的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前开始，不过应在该会议召开前宣布将恢复试验的消息，使苏联人在会议开始后的第一个月内能同意签订一项条约，并且总统必须明确指出，缔结条约将会使我们取消试验。总统喜欢这种做法，因为他宁愿接受苏联试验最终带来的不论何种不利情况，只要能以此换取一项切实可行的条约所带来的好处的话。
有些棘手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有人极力主张到试验那天才宣布我们的决定。总统说，不，美国在日内瓦会谈期间秘密进行准备，会显得过分象苏联前一年的表现了。国务院建议在总统宣布之后，立即在内华达进行一次试验，以表明我们并不优柔寡断，并不担心放射性尘埃，不再令人痛苦地等待下去了。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条对于肯尼迪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肯尼迪赴棕榈滩周末休假时拟好了他的演说稿。肯尼迪在2月27日写信给麦克米伦，表明他打算在3月1日向全国发表一篇电视演说，宣布在4月15日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除非在此之前达成了一项协议。英国首相要求他在3月2日英国下院周末休会时发表这篇演说（肯尼迪同意了），并于5月3日将演说文本送给苏联人（肯尼迪则把时间改为“4月下半月”）。
总统发表的庄严、求实的电视演说是激动人心的。他不愿就放射性尘埃可能产生的危险讲得那么令人安心，以免使未来的禁试条约显得无关紧要。他解释说他通过苦思冥想得出了结论，如果美国不进行核试验，最大的危险就是自由世界的安全将面临的危险。他不厌其烦地——这样可使事实不过于简单化——回顾了苏联的试验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需要进行试验的类型，他对放射性尘埃将施加的严格控制，再次非正式地暂停试验的不合逻辑与不可能，以及向苏联人重新提出的签订条约的建议。他强调说，他的行动是代表所有珍视自身自由和安全、期望我们以相应的实力保护他们免受危险的所有自由人民的。……
我们所希望和祈求的是，这些残酷的、不受欢迎的试验将
永远不会是非进行不可的，这些致命的武器将永远不会是非
使用不可的，而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准备将使我们得以维护和
平。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在一个使人类得到安全的世界上控
制武力而不是追求武力。但是不论前途如何，我宣誓支持和
捍卫美国人民的自由，同时我打算做必需做的一切来履行这
一庄严的义务。
因为苏联没有达成协议的表示，美国的核试验在1962年4月25日开始了。总统“尽力”使这些试验受到很少的宣扬。他不希望刊登蘑菇云的图片、刊登每次爆炸的现场实况报道，并尽可能不要引起世界各地的群众设置纠察线和组织禁弹游行。中国共产党说，试验表明肯尼迪“比他的前任更可恶、更狡猾和更具有冒险性”；俄国通讯社塔斯社称他向苏联提出的最后一次机会是“非常类似讹诈”的一种手法。“争取自由美国青年”组织抨击他等了这么久才恢复核试验；“学生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指责他终于决定恢复核试验。但是由于肯尼迪采取了慎重的做法，国内和世界舆论界的领袖在我们是否必需试验的问题上普遍都比几个月前一致得多，而对美国的批评也比对苏联人的批评温和得多。
然而约翰·肯尼迪自己对这一系列试验的价值仍然感到怀疑（虽然不是对他的决定的必要性感到怀疑）。他密切注意着这些试验，不无怀疑地看待试验的结果，并抵制了扩大试验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他暗自揣测人们对苏联核试验进展的担心可能与前几年对苏联“轰炸机差距”和“导弹差距”的担心相类似。同时，他继续询问，超出威慑力量范围的核力量究竟需要达到多大限度。他迅速地愈来愈掌握了这些复杂的问题，使他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尽量利用禁试的机会。
常规和非常规力量
不论核优势有多大，不论民防掩蔽所有多少，都不会增加约翰·肯尼迪对核战争的胃口或增强他使用核武器的愿望。这是一项他冷静地准备承当的职责，如果他必须承当的话。但是正如他有次私下说过的，他深信，如果实际动用核导弹的话，那并不意味着孤注一掷而是“最终的失败”——威慑力量的失败、外交的失败、理智的失败。
而且，优势的核威慑力量在六十年代所具有的军事价值是有限的。它能够遏制一场核进攻，还可能遏制对欧洲这样一个战略性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常规进攻。但是它还能遏制其他什么方式的进攻，这是不清楚的。同时，至少有十年，对自由世界的安全的最为现实和最为经常的共产主义威胁，不是对中心地区发动核进攻而是在外围地区进行常规的蚕食活动——对西柏林的恐吓，对福摩萨海峡的常规进攻，对南朝鲜的侵犯，老挝的暴动，刚果的叛乱，在拉美的渗透和越南的游击战等等。
赫鲁晓夫1961年1月6日的演说并没有威胁说要摧毁或侵略新的地区和居民，而是要通过不断采用“色拉米”战术，通过每次吞并一片地区，逐步扩张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以及通过在我们无法使用核威慑力量的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安全并未受到直接的威胁，一方面则是由于巨型武器不适宜在那里使用——进行有限战争、颠覆活动或政治侵略，从而把苏联的制度强加于这些地区和居民。如果我们缺乏有效地抵制这些策略的常规能力，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选择，要末发动一场实际是自杀的核战争，要末撤退。
不幸，在五十年代，当共产党人日益摆出一种军事姿态，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越未越不可靠的时候，美国却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种以这种威胁为基础的战略。肯尼迪在1961年接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956年的一项指示，对于任何比一般丛林战规模大点的共产党行动和对于苏联在西欧进行的任何一次严重的军事行动，主要依靠核报复。“如果你能打赢一场大仗，”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你肯定也会打赢一场小仗。”因为北约的战略也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上，于是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使其兵力达到满员，而我们自己的陆军人数又急剧地减少了。
这种理论同现实不大相称。当总统为某一场有限战争进行商谈时，他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