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富人家的厨师都纷纷打电话来向巴菲特父子商店订货，生意越来越兴隆。而欧内斯特还是保持了家族里吝啬的风格，他付给仓储职员每小时的轮班费为2美元，再加上一通对最低工资制的罪恶的评价和类似“社会主义的”训诫。
长得高大雄壮的欧内斯特不仅仅是在经营他的商店——他完全是在对它施行暴政。
欧内期特的儿子霍华德——也就是沃伦的父亲——对成为第三代杂货店店主丝毫不感兴趣。霍华德和欧内斯特一样有着独立思考的头脑，但他显得更温和一些，脾气也不暴躁。他在怀俄明的石油管道线上工作，但他真正的兴趣是在思维的活动之中。当霍华德在林肯的内布拉斯加大学里念书时，他是《内布拉斯加月报》的编辑，他渴望在新闻界任职。尽管他不算十分英俊，却有着黝黑的头发和迷人的凝眸。身为此团体的主席，他有选择女孩的标准，但在他四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除了社交以外其他方面平平的女孩。
利拉。斯塔尔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叫西点的只有2200人的荒凉乡镇长大。她的父亲约翰。安蒙。斯塔尔拥有一家周报——《卡明县民主报》。镇中大多数人都是德国籍，因而操一口英语的斯塔尔家属于异乡人。
利拉的母亲觉得特别孤独，于是她大多数的时间都卧床不起，精神萎靡不振。利拉和她的哥哥以及两个姐妹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而利拉还要协助父亲经办《县民主报》。从五年级开始，她就坐在高高的凳子上面用手来操作印刷，后来又用上了活字印刷机。有时当列车在西点停站时，她就冲上车让乘客填写新闻栏目。每到星期四，这个瘦小的女学生就站在巨大的印刷机旁边，紧紧抓住新闻印刷品的纸张，然后在恰当的时候将它们逐一拉出来。
就在这段时间，利拉患上了连续剧烈的头痛，正逢其民主报紧张经营之时。
利拉16岁从高中毕业以后，不得不为了筹集在林肯的学费而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她出现在霍华德。巴菲特的办公室里，是想在《内布拉斯加日报》找一份工作。她当年的经历使她语言辛辣，也使她有一种苦涩的幽默。她很美丽，有着仅5英尺高的娇小身材、柔顺的性格以及富有光泽的卷曲的褐发。
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的“专业就是结婚”——对于一个面临着将返回西点的妇女而言，这并不是一门不切实际的课程。
霍华德雇佣了她，并且很快就提出和她约会了。两人都被对方深深吸引着。当霍华德临近毕业时，他向她求婚了。约翰。斯塔尔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他本希望女儿能念完大学，但他还是给了这对年轻人最深的祝福。在1925年圣诞节的第一天，冒着零下10度的严寒，两人的婚礼在西点举行了。据利拉在给孙子们的回忆录中提到，霍华德后来曾对她说：“和你结婚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交易。”因为当地没有度蜜月的风俗，所以婚礼一结束，两人就直接坐上了去奥马哈的汽车。
霍华德曾经有一份在报界的工作，这也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但是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在保险公司给他找了个周薪25美元的职位。霍华德放弃己爱的
消息在当时还沸沸扬扬了一阵。正如利拉所说：“他服从了父亲的意愿，因为是父亲资助他念的大学。”
夫妇两人搬进位于巴克大街的一座有壁炉的二层白色平板房中。对于利塔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开端。被一个残疾的母亲带大的她，没有任何家庭主妇的经验。由于霍华德要用车，于是利拉在做临时秘书或打印工作时就搭乘公共汽车，然后她得走回家做一大堆家务活儿。最初几年，她有时每周比霍华德挣得还要多些。
1927年的时候，利拉做了眼部手术。此后她的头痛又复发了。第二年，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多丽丝出世时，利拉发烧达到了105度 （华氏），几乎吓坏了所有的人。两年以后，夫妇俩又添了个儿子：沃伦。巴菲特。那是1930年8月30日，潮湿的夏季里，一场暴风雨撕碎了98度的高温。
从最初开始，沃伦就超乎年龄地谨慎。他学走路时总是弯着膝盖，仿佛这样可以保证他不会摔得太惨。当他母亲带着他和多丽丝去教堂时，多丽丝会到处乱跑以致于走丢了，但沃伦则会乖乖地坐在母亲旁边。他被利拉称为“一个很少带来麻烦的小孩”。
在沃伦两岁时拍的照片上，他是个结结实实、皮肤白皙的小家伙。他穿着系白鞋带的小靴和白色短袜。一只手里握着一个立方体型的积木，浅浅的笑脸，深深的双眸。他的头发起先是金黄色，后来变成了赭色，但他的性情却没有任何变化。他从不在不熟悉的地方乱逛，也不惹是生非或寻衅滋事。
比沃伦小3岁的罗贝塔常常保护他，使他免受附近的小霸王的欺负。有一次，霍华德带回家一些拳击手套，还约来个男孩与沃伦交战。利拉回忆道“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用到过那些手套。”沃伦天性如此好静，于是激起了他姐姐和其他人对他的一种本能的保护心理。沃伦似乎天生就不会打架。
沃伦的最初几年也正是家里最困难的几年。当时霍华德是联合街道银行的证券销售商，而吝啬的欧内斯特认为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职业，他在给沃伦的叔叔克拉伦斯的信中写道：我对股票了解得相当透彻。也就是说，任何辛辛苦苦积攒起钱直到自己50来岁的人要是在股票市场上投资，那他绝对是个轻率的傻瓜，而不只是有可能是一个傻瓜。
霍华德在旁边信手写道：“这真是对我事业的吹捧。”但是不到一年，欧内斯特的预言灵验了。1931年8月13日那天——也就是离沃伦的周岁生日不到两周时——他的父亲下班回家，带来了他的银行倒闭了的噩耗。这是大萧条时期的一幅鲜明的“忠诚”被彻底粉碎的场景。他的工作泡汤了，储蓄也落空了。欧内斯特给他儿子一些时间宽限来偿还杂货店的债款——这对于霍华德而言是一枚苦果，因为他继承了家庭对借钱的蔑视。“维护你的名誉，这比金钱重要得多。”霍华德觉得前景非常黯淡，于是他考虑要举家迁回西点。
但没过多久，霍华德便宣布他的巴菲特。斯克莱尼卡公司在法纳姆大街联邦州立银行大楼里开业了。这条街便是后来沃伦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霍华德和合伙人乔治。斯克莱尼卡一起经营出售“投资证券、市政公司及公用事业股票及债券”的业务。由于市场的崩溃削弱了公众的信任度，现在霍华德只能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愿望来经营它。奥马哈地区还自认为可以免受大萧条的冲击，然而，到了1932年，小麦价格暴跌，农民们都只有靠救济度日，奥马哈的共和党人坚决地以压倒多数选择了罗斯福。第二年便有11000多人登
记要求救济。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成立的巴菲特。斯克莱尼卡最终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公司，只不过可以让霍华德找个地方挂挂帽子，收取点佣金罢了。
他做的第一笔生意姗姗来迟，而且佣金很低。身为奥马哈扶轮社总裁的欧内斯特，通知他的手下扶轮社员说他的儿子期望甚高但对股票却知之甚少，于是建议手下不要把生意交给他儿子去做。利拉总算还能在餐桌上凑出一顿饭菜，但她也常常克扣自己以便让霍华德吃得更饱一些。家里的生活非常拮据，利拉只好再也不去加入她的教堂圈子，这样便可节省下29美分来买一磅咖啡。
巴菲特家受到恶劣气候的侵扰，仿佛中西部进入了大萧条。“大萧条来临了，”利拉写道，形容它“带着可怕的112度的灼热”。尘暴从俄克拉荷马滚滚涌来，奥马哈人只有紧闭房门躲避蝗虫的侵袭。在沃伦4周岁生日那天，一阵“灼热的风”把纸碟和餐巾纸吹落在地，整个前廊都被埋在了红色的尘土之下。沃伦和多丽丝顶着屋外令人窒息的热气，苦苦等待卖冰人从马拉的货车上跳下来，递给他们一些冰片含在嘴里。到了严寒的冬季，情况甚至比炎热的夏季还要糟糕。沃伦和姐姐总是裹得严严实实的，商人们打电话付款时都不敢让摩托车熄火，以免引擎发动不起来。
到沃伦开始念书的时候，他父亲的运气渐渐好转起来。在沃伦6岁的时候，巴菲特一家搬进了郊区第五十三北大街一座斜木瓦屋顶的更为宽敞的都铎王朝式样的砖房里。巴菲特家曾经历过的艰苦时期也渐渐被淡忘了。
但这些苦难似乎对沃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历了这些艰辛的年月之后，他便怀有一种执著的愿望，想要变得非常非常富有。他在5岁之前便有了这个念头，而且自那以后，这种念头就从来没被放弃过。
在沃伦6岁时，巴菲特家破天荒地去北艾奥瓦的奥科博吉湖度假，他们在那儿租了一间小屋。沃伦用25美分的价格搞到6听可乐，然后他绕着湖边以5美分一听出售，最后挣了5美分的利润。回到奥马哈之后，沃伦从父亲的杂货店里买来苏打饮料，在夏日的夜晚挨家挨户地兜售，而这时候，其他的孩子还只知道在街上打来闹去。
自那以后，类似的活动便从未停过，沃伦挣钱有着自己的目的；他并不是赚来零花，而是在向他的勃勃野心一步步地迈进。
当沃伦7岁时，发了一场奇怪的高烧，住进了医院，医生切除了他的盲肠。他身体十分虚弱，因而医生们都担心他会死去。就连父亲端来他最爱喝的面条汤时，沃伦也一口不吃。但在他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他就拿枝铅笔在纸上写满数字。他告诉护士说，这些数字代表着他未来的财产。“现在我虽然没有太多钱，”沃伦兴高采烈地说，“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很富有。我的照片也会出现在报纸上的。”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的沃伦，不是从面汤中，而是从对金钱的梦想中找到了精神的支柱。
霍华德决意不能再让沃伦经历自己曾经忍受过的苦难。同时，他自己作为父辈，也不愿像欧内斯特那样贬损自己的儿子。他一直表现出对沃伦充满信心，同时对沃伦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给予支持。因此，尽管沃伦继承了母亲那种乐天性格，他的整个世界还是围绕着他的父亲。
身高6英尺的霍华德，不论在身体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以勤奋的工作来挣钱养家。他不仅有佣金收入，还拥有来自奥马哈屠宰场的一家小企业——南奥马哈饲养公司的收入。他并不热衷于金钱，而是醉心于宗教和政治，他是一个自觉遵守道德的人，对自己那种极端保守的信仰充满
了勇气。“他完全遵从主的旨意。”一个当地的银行家说。
霍华霍认为罗斯福正在使美元贬值，于是发给孩子们金币，还给家里添置了许多漂亮的陈设，不仅有水晶吊灯，纯银的盘碟，还有东方韵味的挂毯。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他的观点：有形的财产比美元更好一些。他甚至还囤集了罐头食品，买了一个农场，目的是在极度的通货膨胀中为家庭找到一个避难的场所。
霍华德十分强调养成独立思考习惯这一原则，这比他的任何一个政治观点都还要持久一些。他让孩子们聚到身边，给他们背诵着爱默生的一段名言：
最伟大的人，是�